2002年12月19日，第二次预备庭开庭。仍采取不公开审理方式，专程赶来上海的一些记者纷纷要求旁听，被拒之门外。
庭长要求进一步确定诉讼请求，双方均回答没有变化。
余说原先要追加被告和告我的内容，原来这是恐吓，他也未出示任何新的证据，所以法庭只履行了固定的司法程序。对被告提出请求姚文元等三人出庭作证这样一件非同小可的事情，法院用低调处理：“经研究认为没有必要”。岂止这三位重要证人不需要，我提出的别的证人庭长均认为不需要。如我申请周信芳、贺绿汀的家属出庭作证，以证明批“斯坦尼”绝不是学术活动而是一场严重的政治迫害，庭长也认为没有必要，因“与本案关系不大”。后来双方都无证人，只是原被告双方关起门来自说自话。看来法院压根儿不想“宣判”而只想调解。预备庭在短短的十五分钟之内结束。
回到宾馆，赵律师、麻律师及他的助手陈华庭硕士均连夜加班，改写《代理词》，并提出新的思路以明天出战余。
和赵、麻两位律师一起工作，我学到不少法律知识，特别是他们严谨的思路和事事讲证据的作风，给我很大的启发。我原来写的《答辩状》长达一万六千字，被认为不符合司法文书规范，由他们亲自动手写，只有六千字左右。写好后我又作了文字上的润色，这真正是文学与法律的互补。
12月20日上午9时，“余古官司”正式在位于虹桥路1200号的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第七法庭开庭。
首先由庭长许伟基先生宣布法庭纪律，如有违反者将遭训斥或罚款。接着是全体起立，请审判员入席，计有华双根、黄蓓（女），记录员王茜（女）。
他们个个穿着笔挺的法官制服，增添了法庭的庄严肃穆气氛。见他们个个表情严肃，我倒没有别人说的“狼来了”的感觉，而是觉得正义来了，真理的化身来了。
出席者有原告及其律师鲍培伦、张宙，为特别代理；被告本人及其律师赵家仪、麻昌华，为一般代理。
庭长告知为什么不让市民旁听和记者进入的原由：请示过上级有关部门，认为案情中有内容涉及国家机密，故不公开审理。
开始法庭调查，原告陈述即由鲍律师念起诉书。然后是被告答辩，由麻律师宣读我的《答辩状》。由赵律师宣读《代理词》，最后说到法庭不要过分介入文学论争，以防止造成新的“文字狱”。
鲍律师站起来说：“法律怎么不可介入？”
麻律师答道：“我们只说不要过分介入，并没有说不许介入。像打引号的‘狡猾’是否属严重的诽谤，以及如何划分诽谤词与一般贬义词的界线，不要引号的狡猾是否就构成诽谤，其中不少是属文学评论范畴的事。”
法官问对原告的起诉有无异议，麻律师回答说：“污蔑”、“捏造事实”等罪名根本不能成立。
鲍律师强调要在确认被侵权的前提下展开法庭调查。
我说：“余秋雨参加批判‘斯坦尼’是铁的事实，不存在侵权行为。起诉书上说我在《湖南日报》、《新民周刊》发表过批评余秋雨的文章，可对方没有拿出证据。事实上，我从来没有给这两家报刊投过搞，连《湖南日报》的报头都还没有见过。另方面，对方提供的两个证据是不真实的，我没有在《文化名人传记也要打假》、《‘花城’出了一本什么样的传记》中提到原告1969年参加批判‘斯坦尼’小组，只说评‘斯坦尼’文章是在1969年发表。”
接着是双方举证。原告举证的内容仍为我“惹祸”的五篇文章、胡锡涛的《余秋雨要不要忏悔》及数张六万元的律师费单据。我的证据共三十八份分五组，另有补充证据十二份，计有夏其言致《新民周刊》的抗议信、《新民周刊》的更正启事和郑雪来的文章，有四篇余秋雨用真名发表的大批判文章和用“罗思鼎”、“任犊”、“石一歌”等笔名发表或参与写作的文章，胡锡涛的文章《余秋雨要不要忏悔》、孙光萱的文章《正视历史，轻装前进》、《我为余秋雨先生感到害羞》、《夏其言老人没说过余秋雨“文革中没问题”》、《也谈“为文和做人的规矩”》，上海师范大学某教授与华东师范大学孙光萱教授的证词、陆女士对余秋雨的揭发、郭××、王守稼的交代及多份《清查报告》，余秋雨于1989年1 月9日给我的信……分别证明余秋雨在“文革”中的确犯过错误，并在上世纪80年代写过《戏剧美学》一书，只是没有写完而已；证明原告确实参加过批判“斯坦尼”五人小组、执笔写过《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一文的二稿，以及参加过署名“罗思鼎”、“任犊”、“石一歌”的文章。另有原“石一歌”组长陈教授的来信，证明孙光萱的证人资格、陈教授对我所考证的事实所持的肯定态度，以及我在写作那五篇文章时确实多方调查过这一事实。
还有一组批判“斯坦尼”背景的材料，计有《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中有关批判“斯坦尼”的论述、批判“斯坦尼体系”战斗小组于1968年12月编印的《斯坦尼反动言论选编》、署名“上海革命大批判写作小组”的《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文汇报》通讯员的漫画《批判斯坦尼，打倒刘少奇》，“鲍蔚文”在《文汇报》上发表的《贺绿汀为何如丧考妣》，开头一段为“斯坦尼已死了，贺绿汀还活着，这两个人都是不可多得的反面教员”；另一署名为“金炬原”的《评周信芳的“麒派”》，对周信芳所讲的“我不是中国‘斯坦尼’”的辩白大力挞伐，扬言批判“斯坦尼”是真正抄了上海文化领域资产阶级反动权威的老家。此外还有《文汇报》发表的《打响彻底批判斯坦尼反动“体系”的排炮》、《迎头痛击老反革命分子贺绿汀》、《斯坦尼的幽灵和瞿白音的“独白”》的报道和文章，报道宣称挖出了一大批反动权威，如电影界的瞿白音就是让“斯坦尼”霸占银幕的反动分子，另有体现“斯坦尼”体系的毒草影片即“美化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刘少奇的《燎原》”等等。这类文章虽不是余秋雨所写（如“鲍蔚文”便是“文汇报”谐音的倒称），但对照这些材料可看出批“斯坦尼”绝不是一种学术活动。在这种氛围下，余秋雨1968年写二稿时完全不可能把江青布置的重大政治任务写成学术论文。
我和余秋雨打官司“现在开庭！”（2）
在举证过程中，鲍律师说上海师范大学那位教授的证言与本案无关。
麻律师回答说：“此证言说到余秋雨是批判‘斯坦尼’五人小组成员，并听说过余秋雨在别人面前炫耀自己写过评‘斯坦尼’一文。另方面此证言还说明大批判小组写的文章尽管改过多次，但凡称‘一稿’、‘二稿’的文章都是打印出来的，由此可见余秋雨辩称自己写的二稿已被他‘撕掉’、胡锡涛改稿时不可能再参考的说法，有可疑之处。”
鲍律师强调要针对评“斯坦尼”一文进行举证。
麻律师针锋相对回答说：“起诉书写的内容有多种，只谈评‘斯坦尼’是否等于其他告人的理由都撤消了？原告提供的律师费单据与本案无关，因法律并未规定打官司一定要请律师。”
鲍律师：“病人有病当然要看医生，看医生收费天经地义，打官司请律师其理相同。”
双方举证完毕后，因合议庭要讨论和消化刚才的内容，便临时休息一刻钟。
接着是法庭辩论。
鲍律师：“本案的焦点是评‘斯坦尼’一文是否为余秋雨所写，而不是余秋雨的其他文章，否则便超越了原告诉讼范围。”
赵律师：“起诉书明明说被告所用的‘狡猾’一词是‘整个侵权事件最严重的焦点’，而不是说评‘斯坦尼’一文是‘焦点’。”
鲍律师：“陆女士揭发余秋雨参加过署名‘任犊’的评《红楼梦》文章以及余秋雨用真名写的《胡适传》等文，均与本案无关”。而赵、麻两位律师均坚持与本案有关。
这使我想起在讨论案情时，麻律师所作的风趣比喻：“余秋雨把‘狡猾’当做告人的主要理由，妙极了！‘狡猾’是余秋雨自己送上门来的，用此告人，正说明他极不明智。‘狡猾’是个大口袋，凡是与余秋雨有关的‘文革’问题都可以往里面装。”现在对方想从这个“大口袋”里逃离出来，已来不及了。它把原告套牢了，余写的一切大批判文章只要他力图否认，便都可往“狡猾”这口袋里装！
鲍律师又说：“评‘斯坦尼’一文是胡锡涛执笔而非原告所写。”
赵律师反驳说：“‘文革学’常识告诉我们，凡是重要的尤其是‘四人帮’亲自布置的大批判文章，都由一个写作班子反复讨论、修改而成，任何一个人都难于独揽此文的著作权。就拿评‘斯坦尼’一文来说，其署名是‘上海革命大批判写作小组’，这就说明这是集体劳动的成果。事实上，评‘斯坦尼’一文几易其稿，胡锡涛修改完余秋雨的二稿后，姚文元又作了加工。”
麻律师接着说：“既然此文不是个人署名，而是集体写作，那么凡是写过一稿、二稿乃至为此文提供资料者，都脱不了关系。”
鲍律师说：“古远清讲余秋雨参与的评‘斯坦尼’一文的发表给孙维世带来‘致命打击’，是把余秋雨看作是孙维世之死的罪魁祸首！”
鲍律师是典型的上海人，口齿伶俐，反应敏捷。如果他不是上海出名的律师，余秋雨也不会高价聘用他。但他与我请的两位学院派出身的律师风格不同：不写讲稿或写了却不看，常常即兴发挥，说到激动处便难免“走火”，“罪魁祸首”一词的出现便是“走火”一例。因而我反驳说：
“你越说越离谱了。起诉书上只是说原告是所谓孙维世之死的‘加害人’，怎么到你嘴里便升级为‘罪魁祸首’了？无论是‘加害人’还是‘罪魁祸首’，都是你们自己跟自己过不去上纲上线所得出来的，我原文中根本没有这个意思，也没有出现这样的词句。你们把我六千字的文章挑出‘致命打击’四字捕风捉影罗织罪名，这种思维方式和从我近四千字的文章中挑出‘狡猾’一词大做文章一样，是‘石一歌’文风，是把‘文革’遗风带入二十一世纪。”
麻律师说：“胡锡涛文章说余秋雨是批‘斯坦尼’五人小组成员之一，且写过二稿，而胡锡涛又认为自己对‘斯坦尼’的戏剧理论是‘半瓶子醋’，其理论修养比不上余秋雨，‘根本写不出他那种水平’。可见，胡锡涛不可能写三稿时推倒重来，一定会参考余秋雨的那篇‘不仅文笔漂亮，而且内容扎实’的二稿。”
赵律师说：“对胡锡涛的文章要整体地看。对我的当事人谈孙维世之死的文字也不能断章取义。”
鲍律师：“没有断章取义。原告讲的文章发表后给孙维世‘致命打击’的前面并没有‘如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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