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律师：“没有断章取义。原告讲的文章发表后给孙维世‘致命打击’的前面并没有‘如果’的定语。”
赵律师补充说：“如果不是将整段中抽出‘致命打击’四个字来做文章的话，那我的当事人的文章谈孙维世时本身是一个假设句，紧接着后面的文字已把这段话否掉了，即由请孙维世作证改请郑雪来作证。”
鲍律师：“我再次强调，《红旗》杂志发的那篇评‘斯坦尼’的文章，任何一个字都与原告无关。”
我说：“这可能吗？初稿、定稿总有‘斯坦尼’、‘文革’还有‘毛主席’这些字眼吧，怎么可能绝对地说任何一个字都与原告写的二稿无关呢？”
鲍律师：“你这是狡辩！”
我说：“我是中途参加余秋雨现象讨论的。我撰文前已有人说余秋雨是‘文革余孽’、‘才子加流氓’，并出版过数种批判余秋雨的文集，余秋雨说这给他的名誉带来史无前例的伤害。那么，照他的说法名誉受损在前，而我的文章在后，怎么要我负责？况且，名誉受损是余秋雨自己不承认‘文革’中参加过写作组造成的，这不能怪他人。”
我和余秋雨打官司“现在开庭！”（3）
鲍律师：“你的文章是进一步加深了对原告的名誉损害。”
我说：“什么叫‘进一步’？这是怎么计算出来的？是量化吗？余秋雨在答《亚洲周刊》记者问时说：那么多大批判文章‘给我的亲属、学生和读者带来巨大的屈辱’，这里就是没有余秋雨本人的‘屈辱’，那就等于说没有‘伤害’到他本人。”
鲍律师又说：“不再与你纠缠这个问题。我问你：你是什么时候看到《新民周刊》所发表的《余秋雨‘文革问题’调查》的？”
我爽快地回答：“当时就看到了。”
鲍律师挥着拳头说：“此文明明说余秋雨‘文革’中表现好，无问题，可你看了后还要继续攻击余秋雨，这充分说明你是主观恶性。”
我答：“我认为这个‘调查’严重掺假不可信。我过去从来没有见过余秋雨，与他没有任何个人恩怨关系，何来诽谤动机和主观之‘恶性’？！”
鲍律师：“在‘调查’一文中，胡锡涛还说评‘斯坦尼’一文是他一人执笔的，与余秋雨无关。”
麻律师：“胡锡涛的文章真假相掺，前后矛盾，其言其文不可完全相信。”
的确，胡锡涛说的那简单的两句话，并没有更正本质性的东西，即并没有更正余秋雨参加过批判“斯坦尼”五人小组和写过二稿这一基本事实。何况，“与余秋雨无关”并不是正式的《更正启事》。只要仔细读胡的《余秋雨要不要忏悔？》，就可发现胡锡涛精心制作的《批判斯坦尼，发现余秋雨》的小标题说的是批判“斯坦尼”的全过程，而不是中间那一段。余秋雨写批“斯坦尼”文章 写得这样有“水平”，这样迎合当时的政治需要，给胡锡涛的印象太深刻了。如果余是书呆子，只会搞学术研究而不会从事大批判工作，胡就不会把已下乡劳动的余向朱永嘉郑重推荐说：“在写作组所有新老人马以及他们所相识的老少哥儿们中间，有这样的年轻人才吗？”这里讲的“人才”，显然不光是指文学修养好，同时还包括“路线斗争觉悟高”，不然就不可能将其重新调回写作组，并由外围进入内围，到更核心的康平路写作组本部。
双方辩论完后，庭长看到余秋雨一声不哼，就问他有无新的陈述。
原告终于开口了，他开头除批评我研究他却不采访他外（详见下节），便开始“痛说革命家史”：“我祖母与毛泽东主席同龄。‘文革’开始后，我父亲被宣布为‘阶级异己分子’，祖母完全弄不明白是怎么一回事。我叔叔也挨斗，后用刮胡子的刀片割脉自杀，被抢救过两次。在‘文革’初期，我受到造反派的迫害，一直挨整。‘文革’中期由于我毕业鉴定上写的是‘受修正主义毒害很深’，故我被发配到外地的军垦农场服苦役，一天也没有回过上海参加大批判写作。我是‘文革’的真正受害者……”
余秋雨在《苍老的河湾》（《美文》2002年第4期，另见香港《明报月刊》2002年9月、10月）所谓“文革”回忆录中，和这次在法庭上的发言一样，不是控诉——诉说自己在十年动乱中遭受的迫害，就是表功，说自己最早反对“文革”。然而，这些都经过剪裁和加工，其目的是为了掩盖事实真相。如余秋雨承认在“文革”初期做过保守派，而造反派与保守派尽管势不两立，但就在打倒刘少奇、邓小平和“誓死捍卫无产阶级司令部”这一点来说，是没有什么本质不同的。造反派固然大批特批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保守派为了表示自己革命的坚定性和摘掉对方给自己加的“保皇派”帽子，也斗“走资派”。所不同的是，保守派打的是刘（少奇）、邓（小平）、陶（铸）这些“死老虎”而已。
不论是保守派还是造反派，都在十年动乱中起了重要作用，只有一派动不起来，也乱不彻底，因而无论是哪一派，都应该反思或曰忏悔。可余只说自己受到别人批判的一面，而不说自己批判别人的一面，从而掩饰自己也参与制造民族悲剧的事实，这就难怪庭长打断他的话说：“你离题扯得太远了！希望你简短一些。”
余终于从回忆中清醒过来，明白现在是法庭辩论，而不是自己在跟青少年作报告，便说：“这次好在没有公开开庭，要是把被告提供的那些清查材料流传到社会上去，那怎么得了？”
我听了后想：“法院不公开审理的做法，正好保护了余秋雨‘文革’中的劣行不被曝光。难怪余秋雨庆幸没有公开开庭，这句话原来是在向法院表示由衷的谢意。”本来，他是强烈要求公开开庭的，还扬言要搞什么记者招待会。现在他看了这些铁证如山的清查材料后吓怕了，才庆幸没有公开开庭，这就是所谓“狡猾”也。
余又说：“那些揭发材料均没有作者本人签名，怎么可以作证据？孙光萱为什么要私下保留这些材料不上交，其目的是什么？上级任命我为上海戏剧学院院长，这就等于为我平了反。古远清提交的那些清查材料，作用不大，因当年的清查是在两个‘凡是’期间搞的，没有法律程序，不能作依据。”
庭长见他说到敏感问题，连忙再次打断他的话说：
“你不要离开本案谈这些事！”
我举手要求发言，得到允许后，我说：
“报告庭长，余秋雨否定中共上海市委清查‘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所取得的重大成绩，是政治问题而不属法律问题，与本案无关。”
我和余秋雨打官司“现在开庭！”（4）
余接着说：“古远清颠倒事实的程度真令人惊讶。我十九岁大学毕业，其鉴定对我政治上的评语就很差。至于说到评‘斯坦尼’五人小组的五个人，他们对评‘斯坦尼’体系一文一个字也不能负责。因此文是胡锡涛执笔的，我当时写的是一篇研究‘斯坦尼’的学术论文，我为自己在那个环境下能坚持学术写作而感到骄傲和自豪。”
我反驳他说：“你写过此文的二稿，胡锡涛还说你的稿子有‘应景文字’，这‘应景文字’ 在当时来说就是打倒所谓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和‘文艺黑线头目’周扬。‘文革’初期的大批判文章都离不开这个内容。江青、姚文元亲自布置的文章居然会写成一篇学术论文，岂非天方夜谭？”
余说：“你们只有孙光萱一个证人，而且他证明的也不是我写过评‘斯坦尼’的文章。”
我说：“胡锡涛的文章后面讲到，1975年冬你在胡的‘老战友’面前炫耀自己写过批判‘斯坦尼’一文，这条证据就足够了。在我提供的其他证据中，孙光萱写的《我为余秋雨先生感到害羞》谈到评‘斯坦尼’一文时说：‘余秋雨是积极参与者’。这怎么不可以证明？”
余：“你还说我写了‘篡夺最高权力’的文章。”
我说：“香港《亚洲周刊》把我讲的你写了为‘四人帮’‘篡党夺权’制造舆论的文章擅自改作‘篡夺最高权力’，我已要求他们更正。可该刊站在你这一边，不给我更正。不过，‘篡夺最高权力’和‘篡党夺权’并无本质区别。拿评‘斯坦尼’一文来说，内有许多打倒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内容，这与‘篡夺最高权力’有什么不同？”
余秋雨：“我一再说过，此文是胡锡涛执笔的，一个字也与我无关。”
辩论结束后，许伟基庭长问余律师同不同意调解？
鲍律师答：“只要古远清承认诽谤余秋雨，就同意调解。”
许庭长再问我的律师同不同意调解？
赵律师针锋相对地回答：“只要余秋雨不认为古远清是诽谤，就同意调解。”
许庭长说：“既然你们都同意调解，只是前提不同，那由我们来做工作吧。”
休庭后，原被告双方看书记员做的笔录，然后各自签字。
余走后，许庭长单独和我说：“对媒体的采访，你要说无可奉告，以免引起新的争端。都是文人嘛，何必这样？”
我问什么时候再开庭？答：“等待通知。”
一位曾做过四个专版报道官司的北京某报记者在门外守候了整整四小时。她见我们出来，连忙走上前来打听消息，我们没有正面回答她，她真有一股做记者的缠劲，不顾我们的劝阻，一路走一路跟我们照相，问这问那，直至不知不觉坐在我们的餐桌上，我们才感到无法摆脱她了，便含糊地和她说了一些当场没有宣判的情况。《武汉晚报》也派来一位跟踪记者。她与我们同乘一趟航班到上海，同样也在门外等了四个小时。我们对她略有“优待”，多透露了一些细节，但也不便多谈。事后她根据自己掌握的资料，在《武汉晚报》12月21日的《非常新闻》中，发了长篇报道《一场没有赢家的诉讼？》，另有文字简短、标题为《余秋雨诉古远清案昨日在沪悄然开庭》放在该版中间：
（本报讯）昨日上午，余秋雨诉古远清案在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开庭，此案并未当场判决，将择日宣判。
与前日预测相同，余秋雨本人出现在法庭上。而在不公开审理的形式下，只有余秋雨、古远清及双方共4名律师及司法人员入场。庭审持续了三个半小时，双方均没有证人到场。
据透露，此次双方出示的证据，古远清方面多达四十余件，而余秋雨则只持有古远清撰写的几篇“惹祸”的文章，及少量单据。双方在法庭上进行了激烈辩论。
据了解，由于该案件在开庭前的媒体之争，法庭昨日再次重申，在判决之前，双方不得再通过媒体发表看法。但据权威人士消息，此案在开审后将重新出现调解的可能。
一个颇有意思的细节是，开审前，法警曾安排双方在庭审结束后从另外的通道离开，但到了结束以后，在发现庭外并没有媒体大军守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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