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二十八年癸未（1763）仲春：敦敏作《小诗代简寄曹雪芹》，邀其前来赏春饮酒。
乾隆二十九年甲申（1764年）初春：敦敏作《挽曹雪芹》诗。同年或次年春夏间，张宜泉作《伤芹溪居士》诗。
乾隆三十年乙酉（1765）暮春：敦敏作《河干集饮题壁兼吊雪芹》诗。
总之，曹雪芹最后六七年的生活轨迹，在他友人的诗文中，是可以看得比较清楚的。
雪芹西郊居处，是一个近山傍水、丛林曲径、极幽僻优美的山村。其友人写到它的诗句，除称“黄叶村”外，尚有“满径蓬蒿老不华”、“日望西山餐暮霞”、“碧水青山曲径遐，薜萝门巷足烟霞”、“野浦冻云深，柴扉晚烟薄。山村不见人，夕阳寒欲落”、“寂寞西郊人到罕，有谁曳杖过烟林”、“庐结西郊别样幽”、“门外山川供绘画，堂前花鸟入吟讴”等等，可知与张家湾一带一片平旷的地势环境截然不同。而这些环境描写又前后始终一致，其中多数诗句还是在辛巳、壬午年（若按“墓石”所刻，该是最后两年）写的，根本没有丝毫迁徙到北京以东的通州去居住的迹象。倒是张宜泉《伤芹溪居士》诗也可证明曹雪芹死前并没有离开过西山。大概张宜泉闻噩耗比敦诚兄弟要迟，没有赶得上在行殡葬之礼时写一首挽诗，但他平时与雪芹倒有“一别三秋”的深厚情谊，故于春夏之间特地再去西郊雪芹故居看看，或者也借此探望慰问亡友的家属（寡妻）。只见门前池草晓露，室内琴囊剑匣，物是人非，触景伤心。诗云：
谢草池边晓露香，怀人不见泪成行。
北风图冷魂难返，白雪歌残梦正长。
琴裹坏囊声漠漠，剑横破匣影。
多情再问藏修地，翠叠空山晚照凉。
第四部分 西山文字在，焉得葬通州第25节 西山文字在，焉得葬通州（3）
末联谓我再访其家，已是“空山不见人”了。藏修地，语出《礼记·学记》：“故君子之于学也，藏焉修焉。”指雪芹生前专心读书写作的地方，亦即其居处。结句是西山夕照景象，则雪芹最后病死在西山原来的居处还有什么疑问呢？
或许有人会说，曹雪芹虽没有迁居，但迫于生计，为什么不可能因借贷、躲债或别的什么不得不办的事而在除夕前临时到通州张家湾呢？我想，我们是否把曹雪芹的贫困想象得过于严重了。他的生活确实不可能宽裕，敦诚是说过他“举家食粥酒常赊”，但理解诗也不能太实了。“举家食粥”语出颜真卿著名的《乞米帖》，东坡还用此典写诗说晁补上：“晁子拙生事，举家闻食粥。”“酒常赊”，众所周知是用老杜“酒债寻常行处有”诗意。总之，不能以为都是实写。雪芹是寻学旁收、多才多艺的，岂能连养家糊口都成了问题！他生性高傲，“羹调未羡青莲宠，苑召难忘立本羞”，所以才宁愿“卖画钱来付酒家”、“步兵白眼向人斜”，过着闲云野鹤般的不依傍他人的自由生活。他有不少宗室和非宗室的朋友，他们虽然也未必富裕，但解佩刀以质酒，“司业青钱留客醉”，看来在急难时也乐意向他援手的，所以很难想象他最后生活上会落到走投无路、非在近大年夜时离家涉远不可的地步。至于猝死无棺木收殓而裸葬，墓石竟没有人书写（却又知其名讳），只凭无镌刻经验的人的一把凿子，这就更难令人置信了。
但上述理由都远不及其“前数月，伊子殇，因感伤成疾”更重要，也就是说，彼时即使雪芹想要出门也已出不去了。或以为雪芹数月前得病，至年底前已愈，故可以离家去往通州；又因其病后之躯，未复强健，故不耐风寒劳顿，以至有此不测。其实，这些想法是不能成立的。如果雪芹仅仅是生了一场病，不管他病得多凶、多久，最终还是好了，那就不能说他死于这场病，敦诚也就不会在挽诗中特地加注说“因感伤成疾”，加此注的意思是明白无误的：他告诉大家雪芹是因此而一病不起的。决不存在着痊愈的可能。这有敦诚挽诗初稿的两句话可证：“三年下第曾怜我，一病无医竟负君。”敦诚感到雪芹过去对自己一直情谊很深，这次他病了，自己却照顾得太少，没有积极地去想办法找一位名医来将他的病及早治好，所以觉得很对不起好友，心里深深地内疚。可知雪芹自癸未秋冬间惟一的爱子殇于痘症后，便感伤成疾，数月来，一直委顿苟延于病榻之上，一病无医，终于在甲申初“泪尽而逝”了。
至今并没有发现张家湾是曹家祖茔所在的任何证据。雪芹死后，再远远地送到那里去埋葬也是没有理由的。若说那里有曹家祖坟在而尚未发现的可能，雪芹又有归葬祖茔的必要，特别是他家属也有运送其灵柩绕城北而东行的经济能力，那么，殡葬前在京的诸亲友又岂能不告知，何至于草率得如同就地掩埋战骨饿殍？这也是绝对说不通的。三、曹雪芹死后葬于西郊
曹雪芹既殁于西郊，即使将来能考出通州有曹家墓地，雪芹身后萧条，也必然无力归葬。故伴其亡儿孤魂同葬于西郊故垄该是情理中事。敦诚挽诗有“鹿车荷锸葬刘伶”句，其用意除说雪芹生前好饮外，实兼喻其不拘礼俗的洒脱人生态度，恰似刘伶对人说的“死便埋我”。这也可视作雪芹死后就地葬于西郊的一个旁证。
有一首吴恩裕几次提到过的敦敏诗，被收入《熙朝雅颂集》而未见于《懋斋诗钞》残本，吴恩裕认为诗是写曹雪芹的，我信。题目为《西郊同人游眺兼有所吊》，诗云：
秋色招人上古墩，西风瑟瑟敞平原。
遥山千叠白云径，清磬一声黄叶村。
野水渔航闻弄笛，竹篱茅肆坐开樽。
小园忍泪重回首，斜日荒烟冷墓门。
这首诗写的时间比较晚，当是雪芹死后若干年，《懋斋诗钞》只到雪芹去世的次年，即写《河干集饮题壁兼吊雪芹》诗的乙酉年（1765）为止，以后的诗都缺失了，所以见不到这首诗，它是靠选入《熙朝雅颂集》中才得以保存下来的。诗题没有写明“所吊”是谁，我想，这只是因为在此之前，已经有在河岸“兼吊雪芹”的诗了，为避免用语雷同而不提名的；再说，在作诗人及其友好看来，提不提名都一样明显，住在“寂寞西郊人到罕”的山村里的故友，除了曹雪芹还能有谁呢？你就翻遍敦敏、敦诚的集子也绝找不出第二个人来。倘或是一般熟人，也可能因为敦敏跟雪芹多年交往的关系而在西郊再结识几个，但那样的人的存殁，就未必会反映在诗作里了，当然更不会怀着“忍泪重回首”的深情悲感去相吊了。吴恩裕注意到此诗“就环境说，遥山、清磬（蔡按：雪芹居处附近有寺庵）、野水、山村、茅肆、小园，都是在敦氏兄弟赠雪芹诸诗中可征的特点”，这是不错的；还可以补充那里有一条遐远的曲径。我想，此诗中不但“黄叶村”之名是有意识用的，连它写到闻笛和末句“斜日荒烟冷墓门”的凄凉景象，也像是有意在与以前敦诚挽诗中“山阳残笛不堪闻”、“他时瘦马西州路，宿草寒烟对落曛”等语暗合。所以我一点也不怀疑这首诗正是凭吊曹雪芹的。
但也有人对此怀疑，认为此诗中“兼有所吊”的对象可能不是曹雪芹。理由是《熙朝雅颂集》中还收有敦敏的另一首《赠曹雪芹》诗（《懋斋诗钞》中有，原题作《赠芹圃》），但编在此诗之后，因而揣测二诗在原来未残缺的《懋斋诗钞》中（按时间排列）其先后顺序也是如此；既然吊诗在先，赠诗在后，则所吊者必另有其人了。这怀疑我以为应该消除。首先，《懋斋诗钞》残缺失佚的是其乙酉年以后的部分，现存的敦敏“自山海关归”后积数年诗作而成的《东皋集》，是他最初自编的集子，那首不见于此集的《西郊同人游眺兼有所吊》诗，无疑不是他早年未编入集中的作品，而该是属于诗钞残缺部分的诗，应在集子中所见的《赠芹圃》等诗之后。那么，为什么在《熙朝雅颂集》中它们前后的次序被颠倒了呢？这很简单，因为那是一部广掇诸家诗作的选本，诗的来源本就庞杂，编集者并不考虑入选者诗作是否前后编年，他有自己心目中择诗和编排的标准，他把那首泛说有所凭吊的诗看成是通常的山水游眺之作而置于前，将赠人诗视为应酬之作而置于后，也完全可以有他的理由。须知这种任意性对综合性选本来说，不但完全允许，而且是实际存在的极其普遍的现象。我们最常见的《唐诗三百首》就是如此，如王维的五绝《杂诗》（君自故乡来）、《相思》（红豆生南国），在《王右丞集》和《全唐诗》中编排次序是我说的这样，到《三百首》中就倒了过来，是先《相思》后《杂诗》了；再如杜牧的七绝《遣怀》、《秋夕》、《赠别》二首、《金谷园》这几首，《三百首》的编排次序也与《樊川诗集》和《全唐诗》完全不同。所以我以为不应为这一不成问题的问题而怀疑敦敏诗之所指确是曹雪芹；诗，点出墓在西郊。
那么，对敦敏指出名字来的《河干集饮题壁兼吊雪芹》诗又作如何解说呢？我以为此诗恰好证明了曹雪芹的墓不在北京东面的通州。为了讨论方便，还是再引其诗：
花明两岸柳霏微，到眼风光春欲归。
逝水不留诗客杳，登楼空忆酒徒非。
河干万木飘残雪，村落千家带远晖。
凭吊无端频怅望，寒林萧寺暮鸦飞。
诗题把“集饮题壁”和“吊雪芹”联系起来，说明以往遇到大家在一起喝酒作诗的场合，总少不了雪芹，这河边酒楼大概就是他们曾来过的地方。雪芹诗思敏捷，高谈豪饮，总能增添大家的逸兴，所以以“诗客”“酒徒”相称，而在登此酒楼时想起他来了，现在再也不能相见，自然不免怀念他。诗的立意如此而已，与雪芹死在哪里、葬在哪里毫不相干。
以为此诗与雪芹墓地有什么关系的，或许因为诗题中用了一个“吊”字。其实，“吊”固可用在眺望或来到死者墓地的情况下，如前引西郊游眺诗；但也可用在其他事物引起对死者的追念伤悼上，如林孝箕等《红楼诗借》中有《悼红轩吊曹雪芹先生》诗（见周汝昌《新证》），永忠有《因墨香得观〈红楼梦〉小说吊雪芹三绝句》等等，用得是很广泛的，此诗正亦属后一种，所以“凭吊无端频怅望”句用了“无端”二字。不是吗，说“凭吊”，实可吊而不可为凭；说“怅望”，虽望而又望，眼前却不存在真想要望的东西，它只有因怅然而悲所引起的无意识的举动。末句景象正渲染了这种心绪情态。倘若像有些同志想象的曹雪芹的墓就在近旁，则无论说凭吊或眺望，都非无缘无故，就不应用“无端”二字；今用了它，就只能证明雪芹之墓并不在这一带。此诗所说的“河干集饮题壁”，徐恭时考其地点在“通惠河的庆丰闸旁的酒楼上”（1976年9月6日的信），有人则沿河而东，把地点拉到更远得多的张家湾附近。但不论是近是远，此诗都无助于“墓石”提供者以假作真。
属于“吊雪芹”而又指明其葬地之作的还有一首，是从周汝昌《新证》中《史事稽年·末期》部分读到的。周君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