属于“吊雪芹”而又指明其葬地之作的还有一首，是从周汝昌《新证》中《史事稽年·末期》部分读到的。周君将其引录于甲申年曹雪芹既卒、诸友好及他人的挽吊诗文、笔记之末，出处为佚名《爽秋楼歌句》——我不知这是怎样的一部书，作品也有一二处不得甚解，但它是了解一些曹雪芹情况的清人所作，是可以肯定的。《新证》成书较早，尚无雪芹葬地西东之争，且周君引录时也未加只字按语，故似无伪托之必要。正因为如此，我愿再抄引出来，作拙文立论依据之一：
〔八声甘州蓟门登眺凭吊雪芹〕尽长空万里见神州，关河莽微曛。指盘房霭，巫闾缈没，寒木疏匀。去住归鸦万点，是山村。残石欺秋草，不表孤坟。回首红蕖铺海，傍清溪老柳，桥迹都湮。认谁家前邸，碧瓦尚连云。奋笔椽，黄车阅世；枉尔曹，牛鬼谤遗文。高风起，散余霞处，洒酒酬君。
看标题，这首吊雪芹的词是写登临蓟门眺望所见所感的。蓟门，在北京的西北角。乾隆皇帝曾寻访其古城址，立碑题写“蓟门烟树”四个大字，使之成了“燕京八景”之一的地方，实不过是“元大都城西面城墙、靠北端的一个门，即肃清门的遗址”（见《北京地名漫谈》53页），并非真正的古蓟门。登城西望，郊野远处，便是曹雪芹晚年所居住的西山一带。故敦诚《寄怀曹雪芹》诗中即以“蓟门落日”四字指其所在。此词的作者登眺的方向，也正是西面，故开头写所见谓“关河莽微曛”，曛，落日余晖也；结尾则说“散余霞处”，余霞，落霞、晚霞也。
上阕写所见景物，视野由大而小，从旷阔到集中，从远处的“去往归鸦万点”，归到“是山村”上去，点出雪芹的居处。“山村”之称，与敦敏《访曹雪芹不值》诗所写的“山村不见人，夕阳寒欲落”完全符合。接着就想象其埋骨之地，以申“凭吊”之意说：“残石欺秋草，不表孤坟。”他坟前的断碑残石，已早被茂密的秋草所掩埋，再要寻找墓址都很困难了。所以只得像词的结语所说，在古城上眺望着落日晚霞的远处，以酒酹地，表示祭奠了。我们退一步说，即使词的作者并不真正确知雪芹的墓址所在，只是据当时传闻这样写，那也是非常重要的证据。在“墓石”出现之前，又有谁曾听说过北京有曹雪芹葬于张家湾的传闻？
从词的下阕所写来看，词作者还是相当关心并了解有关曹雪芹的一些事的。下阕前半仍是景物，分两截：“回首”三句，当是说词作者曾见到过的雪芹故居周围的环境；借“桥迹都湮”暗示其身后萧条，许多往事也都随时间而湮没无闻。这是回想中景象。“认谁家”二句，则是眼前所见，是用以作对比的。前面不远的地方，不知是哪一家的官邸，现在还建筑辉煌，气势巍巍，显赫得很。后接四句写所感，也分两截：先说雪芹奋起如椽大笔，把他一生对世事的观察经历写成小说。“黄衣”，西汉小说家虞初，号“黄衣使者”，人称“小说九百，本自虞初”；借代写小说的雪芹。然后再说世人对雪芹的妄加嗤点评议是徒劳的。所谓“牛鬼谤遗文”是说有人对雪芹传世文章乱加讥谤，比之为李贺的“牛鬼蛇神”文字，因而大有“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的愤慨。看来，词作者是读过敦诚的挽诗或其《鹪鹩阉杂志》的，后者有“余挽诗有‘牛鬼遗文悲李贺，鹿车荷锸葬刘伶’之句，亦驴鸣吊之意也”等语。但对敦诚以李贺比雪芹的诗句，不免有所误解，以为是在讥哂。长吉歌诗，后人本多不一的褒贬，而杜牧“牛鬼蛇神，不足为其虚荒诞幻也”（《李长吉歌诗叙》）的赞词，也容易被人误当作是讥语，所以引得词作者生气了。其实敦诚是极佩服雪芹的。“牛鬼”之喻，只在赞其为文“新奇可诵”，并无“谤遗文”之意。总之，我觉得此词是考证雪芹葬地颇有参考价值的资料。周汝昌爬罗剔抉地搜集，功不可没。我希望不要因为尚未查出它是何时何人所作就忽略了它。
附：
本文主要是从正面申述我不信“曹雪芹墓石”为真的理由，有不得不涉及一些不同的意见者，也只是就事论事，绝没有想与持异见的同行师友们一争短长的意思。惟对好事者的作伪，颇不以为然耳。
第四部分 西山文字在，焉得葬通州第26节 曹雪芹笔下的林黛玉之死（1）
本文将要谈到的一些看法，基本上是1976年间形成的。几年来，我一直都想将它写成一篇专论，作为我打算写的《论红楼梦佚稿》一书中的主要章节，但老是受到其他事情的牵制，没有充裕的时间。凑巧，北京出版社决定将我1975年前所编由杭州大学内部印行的《红楼梦诗词曲赋评注》一书正式出版，我就借修改此书的机会，将这些看法分散地写入有关诗词曲赋的评说和附编的资料介绍中去了。该书在1979年年底已与读者见面，但我还是觉得那样东谈一点、西说几句的写法很难使人获得比较完整的印象，也难使人根据我分散在各处提到的材料来通盘地衡量这样的推断是否真有道理；此外，受该书体例限制，有些问题也放不进去。所以，还是决定再写这篇专论，把自己的看法和依据的材料比较全面地谈一谈，以便于听取红学界朋友和读者的意见。
一、前八十回已埋下伏笔
本文要探讨的“林黛玉之死”，正如题目所标明的是指曹雪芹所写的已散佚了的八十回后原稿中的有关情节，不是现在从后四十回续书中能读到的《林黛玉焚稿断痴情》、《苦绛珠魂归离恨天》等。当然，为了便于说明问题，也还得常常提到续书。
《红楼梦》后半部佚稿中宝黛悲剧的详情，我们是无法了解的了。但只要细心地研究八十回前小说原文的暗示、脂评所提供的线索，以及作者同时人富察明义的《题红楼梦》诗，并将这些材料互相加以印证，悲剧的大致轮廓还是可以窥见的。
这里有两点情况，特别值得说一说。
（一）曹雪芹创作《红楼梦》是胸中有全局、目光贯始终的，小说有完整的、统一的艺术构思，情节结构前后十分严密。在写法上，曹雪芹喜欢把未来要发生的事情，人物以后的遭遇、归宿，预先通过各种形式向读者提明或作出暗示，有时用判词歌曲，有时用诗谜谶语，有时用脂评所谓“千里伏线”，有时用某一件事或某一段描写“为后文所引”等等。即如以“不听菱歌听佛经”去做尼姑为归宿的惜春，小说开始描写她还是个孩子时，就先写她“正同水月庵的小姑子智能儿一处顽耍”，她所说的第一句话便是：“我这里正和智能儿说，我明儿也剃了头同她作姑子去呢，可巧又送了花来；若剃了头可把这花儿戴在哪里呢？”（第七回，所引文字据甲戌、庚辰、戚序等脂评本互校。后同）这就将后半部线索提动了。诸如此类，小说中是很多的。这是《红楼梦》写法上不同于其他小说的一个显著特点。它使我们探索佚稿的内容有了可能，特别是作为全书情节的大关键之一的宝黛悲剧，更不会没有线索可寻。倘若换作《儒林外史》，我们是无法从它前半部文字中研究出后半部情况来的。
（二）脂砚斋、畸笏叟等批书人与作者关系亲近得很，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作者的助手，他们是读到过现已散佚了的后半部原稿的。而这后半部原稿除了有“五、六稿”是在一次誊清时“被借阅者迷失”（但批书人也读到过，如“狱神庙慰宝玉”、“卫若兰射圃”和“花袭人有始有终”等）以外，其余的稿子直到脂评的最晚年份，即作者和脂砚斋都已相继逝世三年后的丁亥年（1767，即惋惜已有数稿“迷失”的脂评所署之年）或者尚可怀疑写讹的甲午年（1774），都还保存在畸笏叟或者畸笏叟所知道的作者某一亲友的手中，而没有说它已经散失。可知脂评是在了解小说全貌的基础上所加的评语，这就使它具有特别重要的价值。现在有人骂脂砚斋，骂脂评“庸俗”、“轻薄”、“恶劣”、“凶狠”、“立场反动”、“老奸巨猾”等等，这也许是没有真正懂得脂评。笔者是肯定脂砚斋的，并且还认为以往研究者对脂评的利用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对脂评的价值不是估计得过高，而是大大低估了。就算脂砚斋等人的观点很糟糕（其实，这是皮相之见），而我们的观点比他高明一百倍吧，但有一点他总是胜过我们的，那就是他与作者生活在一起过，与作者经常交谈，对作者及其家庭，以至小说的创作情况等都非常熟悉，而我们却所知甚少，甚至连作者的生卒年、他究竟是谁的儿子等问题也都没有能取得统一的意见；脂砚斋他读过全部原稿，而我们只能读到半部，他对后半部情况有过调查研究，而我们没有。在这种情况下，怎能对脂评采取不屑一顾的轻率态度呢？所以，本文仍将十分重视脂评，并尽量加以利用。这不是说我们要完全以脂砚斋等人的观点为观点，而是说要尊重他们所提供的事实，要细心地去探寻使他们产生这样那样观点、说出这样那样话来的小说情节基础是什么。
二、原书与续书情节大异
曹雪芹笔下的林黛玉之死，与续书中所写的是完全不同性质的悲剧。悲剧的原因，不是由于贾府在为宝玉择媳时弃黛取钗，也没有王熙凤设谋用“调包计”来移花接木的事，当然林黛玉也不会因为误会宝玉变心而怨恨其薄幸。在佚稿中，林黛玉之死与婚姻不能自主并无关系，促使她“泪尽夭亡”的是别的原因。
悲剧发生的经过大概是这样的：
宝黛爱情像桃李花开，快要结出果实来了，梦寐以求的理想眼看就要成为现实，不料好事多磨，瞬息间就乐极悲生：贾府发生了一连串的重大变故。起先是迎春被蹂躏夭折，探春离家远嫁不归，接着则是政治上庇荫着贾府的大树的摧倒——元春死了。三春去后，更大的厄运接踵而至，贾府获罪（抄没还是后来的事）。导火线或在雨村、贾赦，而惹祸者尚有王熙凤和宝玉。王熙凤是由于她敛财害命等种种“造孽”；宝玉所惹出来的祸，则仍不外乎是由那些所谓“不才之事”引出来的“丑祸”，如三十三回忠顺府长史官告发宝玉无故引逗王爷驾前承奉的人——琪官，及贾环说宝玉逼淫母婢之类。总之，不离癞僧、跛道所说的“声色货利”四字。
宝玉和凤姐仓皇离家，或许是因为避祸，竟由于某种意外原因而在外久久不得归来。贾府中人与他们隔绝了音讯，因而吉凶未卜，生死不明。宝玉一心牵挂着多病善感的黛玉如何熬得过这些日子，所谓“花原自怯，岂奈狂飙？柳本多愁，何禁骤雨”，他为黛玉的命运担忧时，甚至忘记了自己的不幸。
黛玉经不起这样的打击，急痛忧忿，日夜悲啼；她怜惜宝玉的不幸，明知这样下去自身病体支持不久，却毫不顾惜自己，终于把她衰弱生命中的全部炽热的爱，化为泪水，报答了她平生惟一的知己宝玉。那一年事变发生、宝玉离家是在秋天，次年春尽花落，黛玉就“泪尽夭亡”“证前缘”了。她的棺木应是送回姑苏埋葬的。
“一别秋风又一年”，宝玉回来时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