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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阅读和交谈之外，人们也会做许多其他的事情。他们散步（独立或与他人一起），在院子里干活，给家人或朋友打电话，与工友一起喝酒，与孩子们一起游戏，参加会议、修车，外出吃饭或购物，等等。在所有这些活动中，他们都是积极的参与者，他们能够控制他们所从事活动的节奏，这与同时收视的情况不同。交谈是这些活动的有机组成部分，仅此一项就足以使人们能够与他人建立关系，体验到自已的连贯性，就如他们在家里阅读和交谈时所能体验到的那样。但是，即使是从事单独的活动，他们也是高度自觉的，因为当人们的头脑中把他们参与的活动从一个情境到另外一个情境联系起来的时候，这些活动就会呈现出连贯性和发展的过程性质；这些活动同样地能创造出一块心灵空间，在这块空间中，人们能够思考其他的事物，这些事物与他们所从事的活动本身无关，通过这种方式，人们就能获得对自己和他们的世界的洞察力。
克里（Kerry）是出版公司的设计员。她说，与同时收视活动不同，绘画在下班之后这段时间里为她提供了一种创造性表达的工具。因为当她绘画的时候，她说她处于一种把观念转化在纸上（或画布上）、检测这些观念、评价其结果，然后相应地作出修改的连贯性的过程之中。相似的，金（Kim）是位利普顿的秘书，她说当她回家时总会与她的宝贝女儿做游戏，这种游戏对她来说包括她对她女儿的肌肉协调性和用词造句的发展情况的观察。除此之外，她说这种母女之间亲密关系使人在心灵和情感上都感到十分充实。
第四部分；收视文化的经验考察缓解电视权力：习惯化的局限（2）
相对于同时收视，所有这些活动在不同程度上都更具思维自觉性：人们在这些活动中的参与比同时收视活动更积极主动；他们更有可能控制他们的参与节奏，而这一点在他们收视电视时是不能做到的；由于他们对不连贯活动的参与常常是叠置的，因此他们更有可能形成发展的意识；这些活动，比同时收视活动更有可能使参与者获得对自己和世界更深刻的洞察。即使这些人已经习惯于以一种相对无知觉的方式收看电视，但他们下班之后依然能够以一种更具思维自觉性的、自我导向的方式进行其他活动，有时他们选择这么做而不是习惯性地收看电视。与那些排他性取向于同时收视的人一样，这些同样收看电视的人在晚上会思考电视，并以一种更具思维自觉性的方式投入到电视收视活动中。所以，在此，我再一次发现习惯化是一种过程，而不是一种心智状态。
那些以同样的思维自觉性投身于电视和其他活动，但并不同时从事这两类活动的人，其电视收视本身具有一种连续性，这种性质同他们对刚刚讨论过的种种活动参与相似。与绝大多数参与同时收视的人一样，这些人也会收看新闻节目（地方的和全国的）和竞赛节目，以及各类节目重播。但他们同样收看以前录制好的节目，他们也比同时收视者更有可能使用遥控器。所以，他们和同时收视者一样收看他们想看的节目，但是以十分不同的方式收看，并且具有不同的心智后果。这些非同时收视者在收看节目时，常常坐下来把他们的注意力集中在电视上，而且这种注意力在整个节目过程中都会得到保持。在收看录像节目时，他们能够控制收看的节奏：他们会在某个特殊的地方停止播放，可以重看某些场景，或跳过广告然后重新开始收看节目。同样，由于可以使用遥控器，他们可以灵活地选台，以便使他们的注意力集中在他们最想看的节目上。相对于同时收视者，这些人以一种更为控制性的方法收看他们想看的节目，使叙事传统，特别是叙事行动的发展成为他们收视体验的中心。他们的电视使用比同时使用者呈现出更多的连贯性，因此他们也有更多的机会从他们收看的节目中获得洞察力。
有一次，一位父亲说起他和儿子和女儿一块坐下来收看《八就足够了》这个家庭取向的电视剧。他说通常他们会跟随电视情节的发展，以便“抓住”电视向人们发送的信息。这使他们能够讨论节目中提出来的道德问题，这种讨论并不完全是自我意识的，而是就他们所看到的内容进行意义创造的一种实践。因此，他们在离开电视时，常常感到他们一起学到了点什么，而且感到，他们所学到的东西或许有助于理解他们是如何联络成为一个家庭的。所以，收看电视是他们共享的“天伦之乐”的有机组成部分。对他们来说，这毫无疑问是一种高度心灵与情感的活动，同时，这种活动能使他们进入电视图像的世界，从而使节目的话语成为他们看待事物的方式。
在这个意义上，他们的电视使用实际上十分接近于罗布、唐和菲尔的情况，也接近于那些相对于其他活动而言思维自觉性较低的投身电视的那6个人。从思维自觉性角度上讲，这种电视收视的不连贯形式，在他们规律性地自觉参与的其他活动，和思维自觉性低下的同时收视活动之间，占据着一个中间位置。那种同时收视活动，已经成为人们下班之后的放松和娱乐这种惯例活动的持续性内容。
第四部分；收视文化的经验考察缓解电视权力：习惯于不看电视
在我访谈的人中，有三分之一的人（20人）说他们下班之后根本不看电视，尽管他们在其他时间的确使用或收看电视。在这一组人中的研究发现，十分清楚地限制了这种断言，即电视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能够发挥权力作用。相对于那些下班之后投身电视的人，这组特殊的人更有可能从事不同的连续的活动，在此过程中，他们行事的思维自觉性会发生变化。由于下班之后不看电视，在这个特别时段上他们能够阻止电视为他们设置意义参考框架。因此，他们不会习惯于电视，节目的话语也不能构造他们的诠释过程。在这个明显十分重要的过渡时间段上，这20个人摆脱了电视的种种权力效应，并且由于这个原因，在他们走出这个过渡时间段后，他们似乎能够更为自觉地从事各种活动。
这组群体成员说，他们下班回家后首先投身于那些更为惯例性的活动，如做饭和清洁，这种事情是几乎每个人在这个时候都要做的。他们报告说他们出于习惯做这些事，这并不需要多少自觉的决策。许多在下班之后投身电视的人也会做这些事，但这20个人已经建立起来了一种不诉诸电视的惯例活动，在此过程中，他们实际上对这样的论断提出了怀疑：电视，或说大众传媒，是使人们以一种“无知觉”的方式习惯性地行动的主要原因。事实上，下班之后不选择收看电视的人（但在其他时候电视是其选择的人），比同时收视者要更频繁地出于习惯而做饭和做清洁工作。因此，在这个时刻，他们也更有可能习惯于对事物采取一种不假思索的取向。但这种习惯倾向仅仅是他们下班之后活动的开始。
由于他们的惯例性活动中不包括电视，这20人群体在描述他们的活动时表示，在完成或离开这一做饭——清洁之后，在这同一个下班之后的时间段上，他们会以更具自觉性的方式，从事其他的活动。这些活动我们现在已经耳熟能详了：读书、看报或杂志；做缝纫，做各种爱好的活动，交谈，或与家人、朋友和同住者一同消磨时间。正如在前面所描述的那样，相对于做饭、清洁，甚至电视使用而言，所有的这些活动更具思维自觉的性质，特别是从这些活动所能提供的参与的连贯性和获得洞察力的可能性角度上讲，尤其如此。这20个人在完成了做饭和清洁这些惯例性活动以后，能够以一种更为游戏性或反思的方式投身于其他活动之中。事实上，如果我们忽略不计他们一开始对那些琐碎活动的不假思索的取向的话，就可以发现，这20个人在下班以后从事其他活动的方式，是我所访谈的60个人中最具思维自觉性的方式。只有2个在下班之后投身电视的人说，他们下班之后在做事时思维自觉性有一个由低下到充分的发展过程，而且他们俩都不参与同时收视活动。
对这些人来说，下班之后电视对他们没有吸引力。同那些使用电视的人一样，这些人也想“把握”他们上班时这个世界上发生了什么。然而，他们所选择的方式，是看报纸，和朋友、家人或同住者交谈。除了两个人之外，这个群体的所有人都在晚上投身电视（或是第二天早上），他们指出，他们也有经常收看的最喜欢的节目以及另外一些他们不想错过的节目。把这些人第一次，往往是在晚上，投身电视时的思维自觉性，同那些，往往是在下班后，第一次收视电视时展现的思维自觉性相比较，我发现，那些直到晚上才使用电视的人最不可能说他们是出于习惯，或在收视时在他们的头脑中存在着逃避的想法。用另外的话来讲，在下班之后这段时间以外，当这些人投身电视以便放松自己，享受生活的时候，他们要比我访谈过的其他任何人都更具思维自觉性。这些人在下班之后并不投身电视，这个时间段上，任何人思维自觉地参与活动的能力似乎是最低的。这一事实表明，他们要比任何其他我所访谈过的人，在允许电视进入他们的生活这个方面，有着更强的自我控制能力。由于这个原因，当他们投身电视的时候，正如我说过的那样，就能比我访谈的其他人更具思维自觉性。他们的访谈材料证明了其电视使用的社会性以一种不同的方式，缓解了电视权力在人们日常生活之中的作用。
第四部分；收视文化的经验考察结论：下班之后电视的功能性使用
在我的研究中，为了在下班之后创造一种情境，在这种情境中人们无需对他们所参与的任何客体始终保持高度的思维自觉性，同时收视的人会做出某种选择。不管是做饭、清洁、交谈、收看电视节目，还是其他活动，这些活动都不要求他们专心致志。通过同时从事其他活动的电视使用方法，人们事实上创造了一种新的活动，在这种活动中，人们来回往复于电视的收看、收听和做其他事情之间，这不仅能使他们转换注意力的焦点，而且从思维自觉性角度上讲，也改变了活动的基础，从原来接受性的对活动节奏不可控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