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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舒没有给钟建珊回信，也没有以其他隐秘的方式做出反应。但这件事里存在着某种诱惑。如前所述，写信人来自费嘉所在的班上，信也寄自费嘉所在的学校，地理或空间上的某些因素使王舒想入非非，迫使他踌躇再三。但如果按照钟建珊的要求与之约会就有对费嘉的不忠之嫌，因此他决定采取折中的方式。课间休息时王舒叫住了从讲台一侧经过的钟建珊，在此公开的场合下他告诉她收到了她写的信，并表示可以和她交流，地点约在他的办公室里。高大的钟建珊脸腾的红了，她别无选择地接受了他的安排。
钟建珊并不是一个人来找他的，她还带来一个戴眼镜的姑娘。后者也是他所教班上的学生，显然她还是钟建珊最好的朋友，看得出来她们无话不谈。她来此只是为了陪伴她的朋友，由于事不关己所以比较放松，钟建珊反倒扭捏不安。办公室里王舒的同事进进出出，开始时他们感到奇怪（从来没有学生到此找过王舒），后来也就不以为意了。面对两个不合时宜的来访者王舒表现得很消沉，满脸的疲惫之色，并不加以掩饰。他穿着一件臃肿的皮夹克，谈话过程中感到身体顺着椅背渐渐下滑。戴眼镜的姑娘终于将话题从三毛苏童转移到他的精神状态上来，问他是不是总这样严肃和不开心？在她看来生活还是光明的一面多，人与人之间应该相互信任。她的说法刺痛了王舒，使他顾不得老师的身份开始挖苦讽刺她。戴眼镜的姑娘张皇失措，过大的眼镜框滑落下来，使得她的鼻尖变得更小了。王舒毫无怜悯之心，克制不住他的恶意，用她们所不能理解的言词道出一番宏论。说什么人生在世纯苦无乐，苦是苦，乐是苦因，所以也还是苦，他真不明白她们怎么还笑得出来的！两个姑娘被他的虚无和愤怒所震惊，吓得不敢出声。随后是令人难堪的冷场，姑娘们起身告辞，王舒缩在他的夹克里哼了一声。出门后戴眼镜的姑娘再次折回，她递给王舒一张字条，那上面写着钟建珊的信箱和她家里的电话号码。显然是事先就准备好的。
一周后黄强如期来到王舒家，有关费嘉的情况通过黄的一个中学同学已经了解清楚。她家住钟楼附近，父母是知识分子，都在研究所上班。费嘉本人在班上学习成绩突出，追求者很多，但没有男朋友。值得一提是：费嘉梦寐以求的是将来出国留学。凡此种种使得费嘉在一个以技能训练为目的的学校里显得卓而不群（她的同学普遍关心的是毕业后找一份好工作）。
虽然如此，依然没有抵达的正常道路。也许是钟建珊的来信启发了王舒的灵感，他决定给费嘉写信，坦白自己的心事。这一方式显然十分陈旧，黄强告诫王舒千万慎重。他断言：如今年轻的一代再也没有人写信了，他们的方式更加直接了当，或者干脆浪漫得一塌糊涂。王舒因有钟建珊给他写信在先，因此对黄强的说法并不以为意，何况除写信之外他也没有更好的办法了。
说钟建珊启发了王舒未免夸大其辞，但她的确给了他切实的帮助。她给他留下了准确无误的通信地址（一次在来信的信封上，一次在戴眼镜的姑娘给他的字条上，两相对照完全一致），而钟建珊的信箱号码就是费嘉的信箱号码，她们是同班同学。
王舒继续等待了一段时间，直到费嘉或钟建珊所在班上的社建课程全部结束。现在他与她们的隔绝变得如此完全，如果不是刻意联系的话直到老死也无机会接触。压力使王舒铤而走险。另一方面，他对写信的后果也确无把握。如果她拒绝了他，无法设想怎样面对她的眼睛继续讲课。写信犹如对遥远异国的一次空袭，由于国土互不接壤也许是惟一可能的出奇制胜的方式。
他的紧张和兴奋也如一个战争狂人，给费嘉的信几易其稿。王舒对自己的字一向不满意，写这封信时几乎成了一个致命问题。他曾想过将草稿交誊印社打印，如此一来又太像一份公文。或许可以让黄强帮忙抄写，对他的书法王舒无比信任。可他指望的是与费嘉继续通信的可能（并非一锤子买卖），总不能今后每次给费嘉写信都得让黄强抄一遍吧？就是对方愿意也太不方便。应该说王舒的确想得很远。
至于行文，他则有相当的把握。作为一个诗人，写情书应是拿手好戏，况且由于长期压抑，他有一肚子的话要对费嘉说。具体措辞时他没忘记明确节制的原则。这封信写得比预期的简短，总共不超过三百字（稿纸一页）。在信中他表达了对费嘉的爱慕之意，并认为对方对自己也存在同样的好感（这是他写信表白的前提）。他并无奢望通过一封信去说服她（还没有不切实际到如此地步），如果她对他本没有意思，就是施展出全部的文学才华也是白搭。他不过想从她那里得出一个结论，写信的目的不在于蛊惑煽动。之所以拖延至今王舒也作了解释：当时他在婚姻中，现在已经离掉了，他是自由之身。惟一的障碍已经拆除，他对她的爱会负全部责任。当然，如果他判断错误（她并不爱他）还请她为他保密，不要将他给她写信的事外传──在这一点上他完全信任她的品质，否则就不会写信给她了。如果她的确不打算考虑做他女朋友的可能，他的这封信就算没有写过，如果可能的话最好退还给他。
这封信逻辑严密，毫无漏洞，就是读上去有些冷冰冰，与他对她的满腹柔肠不很相称。王舒考虑再三，决定不再修改，为弥补缺憾他将那首“孩子们的合唱”也一并附上了。这首诗已经发表，王舒将它从杂志上剪下，用胶水贴在信的末尾，并说明是写给她的。
他粘好信封，下楼寄信。在他家附近就有一家邮局，门前竖着一只绿色的邮筒。是走进去寄挂号（这样比较保险）还是直接投进邮筒？王舒颇费踌躇。如果寄挂号势必要写明自己的姓名住址，这样就有暴露的危险，因此最后他还是走向了邮筒。他将信从邮筒宽阔的扁嘴塞进去，一只手捏着信封的一角，有那么一瞬间他的勇气几乎全部丧失。后来他松开手指，那信便掉向深处。他似乎听见那信落地时咚的一声──一切都无法挽回了。
他像傻子似的在邮筒旁站了很久，看着热闹的马路上车来人往。这是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人们忙于自己的事务，目的明确，来去匆匆，并没有人关心他为何站在此地。王舒设想过如何央求邮局的工作人员从堆积如山的信件中取回他给费嘉的那封信，当然，也只是想想而已。
接下来的一周他不知道是怎么度过的。计算信件往返所需的时间，恰当估计可能耽搁的种种因素。除了每天数次察看信箱，更要命的是还得照常去学校参加每周的政治和业务学习。当他骑车进入校园与同事学生点头招呼时，拿不准此刻费嘉是否已经收到了他的信。或者他给她写信的消息已传遍了学校，除他之外的所有人都已经听说了？然而他最怕见到的还是费嘉本人。以前他期望这种巧遇，而现在唯恐避之不及。她收到了他的信，或者没有收到，两种不同的情况要求他做出不同的反应。正值赤日炎炎的夏季，王舒却感到脊背阵阵发凉。他像逃离前线那样地逃离了学校，回到家中，喘息未定。楼下的信箱依然是空的，费嘉的回信还没有来。这时他想起黄强的英明之处：直接接触虽不能保证成功，但至少可以免去听候判决的折磨。要是那封信如石沉大海，费嘉永不回答，他将如何处之？这样的结果也不是没有可能的。
回信终于来了，王舒没有马上拆开。他拿着那信在灰蒙蒙的楼梯上攀登，犹如做梦一般。突然间他变得迷信起来，认为在楼梯上拆信结果一定不妙。他跌跌撞撞地来到室内，故作轻松地将信仍在桌上，锁好房门，甚至还在炉子坐了一壶水。他在沙发上稍事休息，这才拆开费嘉的回信。
确切地说，这并不能算是费嘉的回信，信封里除了他给她写的那封信外什么都没有。她没有给他写一个字，除了信封上收信人的姓名住址。按照他与她的约定，这情形表示她已经拒绝了他。
由于无事可干，他将写给她的信展开，重读了一遍。他想像她怎样撕开他的来信，读着他写的每一个字，读信时她那冷漠刻薄的心情他完全能够体会到。就像是有一个人从他那里分离出来，成为那读信的人。他们共同读着这封信，这信是他写给她的，同时也是她给他惟一的回信。他十分赞同她坚定无情的态度，他对自己的轻蔑有过之而无不及。只是当他读到那首“孩子们的合唱”时才感到了些许温柔暖意，王舒抑制不住他的感动，几乎要潸然泪下了。而她是那么的骄傲自信，一心盼望着出国，如何能指望这样的女孩也像他一样有感于一首浅显的诗歌呢？
费嘉不懂诗歌，这是惟一的遗憾。
我的柏拉图我的柏拉图 七
她使用的信封是学校统一印制的，右下角有学校的名称地址。她没有写她的信箱号码（担心信被退回？），但在方格内分别填进了六个数字──学校所在邮区的邮政编码。此时邮政编码制度尚在试行阶段，寄信时邮编并不是非写不可。考虑到这一特殊情况王舒觉得还有希望。他断定费嘉盼望继续收到他的来信，其根据就是这串阿拉伯数字，至少，有这种可能。也许这串数字不过出于她的潜意识（随手写上的），她并不明白自己的心思。另一方面，除这串数字外王舒也确无理由再与费嘉联系，就算有了这数字与她联系也很勉强。但在性命攸关之际他并无挑拣的余地。
王舒给费嘉写了第二封信。这封信言辞恳切，几乎达到声泪俱下的程度。它不再是一纸公文般的通告（通知她他爱她），并要求回执。这是一封以打动人心为目的的信，长度是上一封信的三倍。王舒本可以写得更多，但考虑到这是一项长期的持续不断的工作，需要循序渐进，因此有所保留。在这封信中他不再要求对方答复。事情既已开头，邮路也证明畅通，王舒准备就这么一直写下去，直到某一天费嘉受到他的感化。这一过程中他将面临巨大的压力（暴露的危险和等待的焦虑），然而费嘉已经拒绝了他，最糟糕的事情已经发生，难道还有什么比这更难以接受的吗？
他越是不考虑费嘉回信的可能那信来得越快。当他还在酝酿第三封去信的时候她的第二封回信已经到了，就躺在楼下的信箱里。这次他没等来到室内，在楼梯上拆开来信。和上次一样，信封里套着信封，他的信被完整地退了回来，甚至都没有拆。
当然和上次相比他另有所获：从两只信封之间掉出一张纸条，是她写给他的。确切地说并不能算作一封回信，顶多是一张便条而已。她选择的纸张那样轻薄，几乎透明，用量是那样的节省，甚至吝啬。两指多宽的一条，像是从旧报纸的边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