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已。她选择的纸张那样轻薄，几乎透明，用量是那样的节省，甚至吝啬。两指多宽的一条，像是从旧报纸的边沿随手撕下的，王舒心想：这样的纸条用来卷烟大约正合适。那卷烟纸飘飘忽忽，几乎被一阵风吹得没了踪影。王舒在楼道里找了半天，发现它躺在邻居家门前的垃圾桶旁边不动了。他小心翼翼地将其捉住，带往室内，凑近灯光这才看清了费嘉的亲笔所书。她使用的铅笔大约是2H，由于用力不够，字迹十分模糊。
她这样写到：“您只是我的老师！”既无落款，也不见他的名字。但他知道这是写给他的，那个“您”显然就是指王舒了，而那个写字条的人当然就是费嘉。她给他的全部信息就是这行暧昧不清的小字。一切都出于迫不得已，她不想在他面前现身，也完全没有表现的欲望，这从她选择的纸张和书写方式上都能得出这样的结论。
她的行文多么简短（不乏有力），书写这样浮浅（没有力透纸背），而且挑选了可用橡皮擦去的铅笔。她只想在他的眼前隐去，不复存在，理由是她作为他的社建课学生，课已经上完了。她给他的信封上甚至也没有那串被他作为口实的数字（邮政编码），可见上次她完全是出于无心。这多余的数字曾给她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因此这回刻意回避了（不顾邮政制度的要求）。
一般情况下王舒骑车去学校，路上大约要花四十分钟，横贯东西全城。有时候他也乘公交车，雨雪天气，或者自行车坏了需要修理。没有直达线路，他得在汉府街转一次车，下车后还要走路。骑车虽然耗费体力，但有一种自由之感，毕竟是你在骑车，你带着它向前走。身体暴露在日光下，与街景人物融为一体，这一过程总是让人感到振奋和愉快。费嘉事件以后王舒就很少骑车了，他心灰意懒，任凭那拥挤的公交车载着他颠簸而去。这一转变是逐渐完成的。开始的时候他坐车的时候多了，骑车的次数减少，后来他干脆买了月票。他的自行车因一时的故障搁置在楼下的车棚里，开始的时候王舒还想着拿去修理，后来就置之脑后了。现在他不仅去学校，到任何地方都乘公共汽车。当然他很少出门，除非迫不得已。
每周两次的政治和业务学习他不得不去，这关系到饭碗问题。可这是怎样的一段艰难路程呢？越接近学校他感受到的阻力就越大，心情压抑，几乎达到令人窒息的程度。尤其是从车站到办公室的这段路，他从赖以藏身的车箱里出来，经过校园走向前方的办公楼。有一段路他必须与前往学校的师生并行（费嘉就是在这段路上赶上他的），因此他学会了早到，尽量避开下午的上学高峰。当他发现通向办公楼的那条大路如“郊区的一所大学”中描绘的那样萧条寂静便稍稍放心。有时也有意外出现，一伙下课拖堂的学生从食堂里刚刚吃完了出来，大路上顿时变得喧闹不已。至于路上零星出现的行人则防不胜防。这还只是进入校园的情况。离开学校又是一番折磨，并且问题更加严重。他不得不与他的同事学生同行，甚至在一块站牌下等车，同上一辆汽车。王舒屏住呼吸，目不斜视，眼前一片空茫，在此半失明的状态中他方能体会到些微安全。
王舒原本以为这不过是非常时期的一种特殊反应，时间一长会自然缓解。一个学期以后他发现自己毫无起色，对学校及其有关事物的恐惧竟然愈演愈烈了。他这样想：随着时间的增加他给费嘉写信的事传播的可能也将不断增加。就算开始时她为他保守秘密，时间一长未免松懈。她将此事告诉她的一两个密友，而她们有足够的时间传扬开去，最后弄得人人皆知。在王舒看来，此事的离奇可笑也的确是值得人们议论纷纷的。
现在他惟一能做的是尽量少去学校，避免与了解底细的师生员工见面。费嘉所在班级的社建课程结束以后他要求不再代课。由于教研室内课时分配普遍不足，王舒不愿上课别人正求之不得。政治和业务学习他也常常借故不去。后来他托人开了长期病假，可以整天呆在家里了。即便如此他总得去学校领工资，虽说每月只有一次，他的精神负担还是很重。也许正是因为去学校的次数少了，他变得比当初更加敏感。就好像有什么总量不变，如果你不是分别承担的话一有机会就将加倍承受。
这时学校里出现了不利于王舒的传闻，有人说他开病假做生意去了，也有对他的情况略知一二的，说他在家写剧本。总之没有人相信他真的生病了。他的同事以探病为名，上门探听虚实，校方也派了专人，去他开病假的传染病院调查。后来领导找王舒谈话，旁敲侧击，他们想知道他不愿上课的真实原因。这个原因当然是存在的，但王舒永远也不会说。也许他们对他给费嘉写信的事早已了然于胸，再这么做无异于戏弄他，这也不是没有可能的。
王舒避重就轻，坦言相告自己在家写作的事实，但他并不期望与他们和平共处。他完全不可能再去上课，一想到登上讲台面对众多的学生他就不寒而栗。多于每月一次去学校（拿工资）的经历王舒已无法接受。
由于他的古怪表现，校方不禁要刨根问底，于是调查的范围和规模都进一步扩大了。王舒担心时间一长真相不免大白（就算目前他们尚不知情），因此他的反应变得尤其激烈。也就是从这时起他下定决心要离开任教七年的学校的。
本来，他继续留校的可能寄托于费嘉毕业离校的前提上。她的离去将带走有关他的秘密──假如她尚未泄漏的话。距费嘉毕业还有一年，王舒原指望在这一年的时间里自己也能平静下来，可现在校方逼得那么急，使他完全没有喘息之机，况且夜长梦多。而且费嘉一走，他留在学校里还有什么意义呢？事情就是这么荒谬，费嘉的存在使他心惊肉跳，而她一旦离开他也无意久留了。王舒后悔自己没能及时明白这个简单的道理。
院长办公室里他们向他指出两条道路，供其选择。一，专注于本职工作，以校为家，同时放弃文学创作，至少应限制在业余爱好的范围内，不能因此而影响正常的教学活动（包括备课讲课、必要的政治和业务学习）。二，如果王舒的兴趣在别处，他们也不强求，只好请他“另谋高就”了。听着他们对自己的宣判王舒不禁欣喜万分，表面上却不露声色。他借故与学校领导大吵一架。这一架吵得空前激烈和声势浩大（使平时无声无息的王舒在当年同事的记忆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同时也是无可挽回的，使得他的离去成为必然。
离开学校前夕王舒再次看见了费嘉。
我的柏拉图我的柏拉图 八
那天下午他在办公室里收拾东西，门开着，她恰好从走廊里路过。当时他从桌前抬起头，随便向外看了一眼，没想到竟与她的目光相接。费嘉并没有因此放慢脚步，只是脸一直侧向办公室所在的这边。当她就要从门口消失的时候并没有回头，虽然他还能看见她，但他们已不是面对着面了。在此情形下如果她还想看见他必须转动眼睛，费嘉正是这样做的，眼波扭转，使王舒怦然心动。随后，他就被那堵无情的墙壁代替了。他听见她的脚步声远去，上了二楼。他想她并不是特意来看他的（听说他就要离开学校），那短暂的邂逅不过是碰巧。他虽然心情激动，但比以前更加真实。刚才她定然是去学生处，或者他们系办公室（这些部门都在楼上），总之是有事办。当然，她可能预先估计到在办公楼里会遇见他。费嘉选择了一条经过他所在办公室的道路，至少，经过政治教研室的时候她意识到这是他所在的教研室，因此她的脸一直侧向右边（否则的话，为什么不直视前方或侧向左边的财务科？）虽然办公楼里昏黑一片，她还是看见了他，并认了出来──这从她的眼神里可以看出。当然他不知道此刻她的心情如何，对他又作何感想。她的头发剪短了，穿戴似乎也比以前要时髦，她比一年前更漂亮了，简直成了一个美人儿。她像以前那样的机警，但显然更加自信了。她的自信没准还得益于他对她的肯定呢。王舒回想起他给她的第二封信中有这样英明的论断：看来你的情感方式就是拒绝，以拒绝别人而获得满足，看来你已经被宠坏了。王舒的沉思被几个走进办公室里来的同事打断了。在此临别之际，他们变得亲热起来，显得十分依依不舍。互留电话号码后，他们反复唠叨说：今后一定要加强联系，同事虽然做不成了，但大家还是朋友，也许这样做朋友更好，更纯粹。他们建议开一个茶花会，欢送王舒，并站在他的立场上指责校方的种种不是，说他们也太不像话了，开一个茶花会是最起码的，要是他们不出这个钱，我们出！王舒婉拒了众人的好意，表示完全没有这个必要。他拿走了抽屉里的一本小说以及一些空白信笺，装进带来的挎包，而将有关他教学生涯的一切（教课书、备课笔记、辅导材料和学习文件）留了下来。当然，他带走了那张费嘉所在班级的名单，倒不是要留作纪念，他不想留下任何蛛丝马迹。王舒就这样离开了他的同事，与他们挥手作别后走下办公楼的水泥台阶。只一年。一年前无法预测这些变化你脱离孩子的形体像一次成功阳光下缩小瞳孔一些雄性物质绕着你飞一年，分分秒秒都出了差错你的头发不再是光滑的布匹我从未看出你是个美人你我行我素，走上美人之途坚持月光下的进军再灿烂的东西也经不住这冷静的光辉正好一年，太阳改造一个孩子像最后时刻的淬火为了另一批孩子的诞生我走下台阶，记着你的幼稚体态感到成长是一个错误其次是时间这首诗题为“成长的错误”，与“孩子们的合唱”在写作时间上大约相距一年。从此王舒彻底离开了学校，再也没有回去过。谁都认为他的离去是因为文学，因为文学与教学生活的互不相容，王舒不想委屈自己。大家为他的执着和果断而感动。他昔日的同事和他一样，认为这个学校丝毫不值得留恋，但他们缺乏他那样的勇气，更重要的是缺乏他那样的才华（可以卖文为生），因此只有在此烂下去了。与他相比，他们不禁自惭形秽。不仅王舒的同事，就是了解他平时为人的亲友也是这么解释他的辞职的。他们先是力阻他的意气用事，事后又对他的毅然决然表示佩服。后来王舒的有关事迹进一步传播至文学界，几乎成为一则神话：他是中国为文学理想而辞职的第一人，在文人纷纷下海做生意的今天他的逆向运动不仅难得希有，而且弥足珍贵。在舆论的压力下王舒有时也信以为真，体会到自己的高尚和不凡，至少，这对他的小说发表和销售是大有帮助的。离开学校以后，加上小说写作和发表等方面也比较顺利，王舒比过去放松了许多。他努力不去回忆往事，尤其是致使他辞职离校那件事。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每当他想起曾给费嘉写信，想到给她写信是一个确切无疑的事实，他的脊背就会出汗。一时间王舒热血上涌，两腮发烫，虽然当时并无别人在场。王舒为自己的行为羞愧得无地自容。这里面没有所谓的痛苦或者伤感，但就其情绪强度而言一点也不比后者缓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