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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相关的是“信息战”的逐渐成形。1991年的海湾战争，被美国军方认为是第一次把信息战从研究报告中搬上实战战场的战争，在这场战争中，多国部队在地面部队上处于劣势，但是因为有数字化的战场的主导权，所以能够切断对方信息通路，造成伊方的作战系统无法正常运行，导致了多国部队的胜利。这也使人们意识到，信息时代正在改变着军队，也正在改变着战争的样式。
经过十多年的发展，美国的信息战能力大大提高了。美国军费预算和战略评估中心总监安德鲁·克里派因维奇认为，“利用网络破坏对方军事作战能力将成为这次战争与1991年海湾战争最大的区别，从某种程度上说，控制信息等同于控制战争的主动。”在伊拉克战争中，人们也确实看到一场“全信息大战”的雏形，美军以其“同步、灵活、高效”的强大高科技攻击优势，很快便压制了伊军的反应能力。
最典型的是在进军巴格达之前，美国在当地的两架无人驾驶全球鹰远程间谍飞机、两架有人驾驶JSTARS（联合监视与目标攻击雷达系统）侦察机观察到了所有伊军的调遣，对伊军进行了定位，并将它们压缩为精确武器使用的目标数据，配备AWACS系统（机载警报和控制系统）的飞机被调往该地，导弹对准目标，两天两夜后麦地那师全军覆没，其他两个师也损失了60％以上的战斗力。通往巴格达的道路畅通了。
这次伊拉克战争，被视为历史上第一场网络中心战。拉姆斯菲尔德将缓慢而大规模的军队转变为轻便但迅速而精确的部队的战略在伊拉克经受了考验。实际上，从大多数方面讲，伊拉克战争就是拉姆斯菲尔德的战争，伊拉克战场突出了以网络为中心的战争的优势，这也正是拉姆斯菲尔德等人所积极倡导的。3在战争中，美军将各种分散在空中、陆地和海上的探测系统、指挥系统以及作战平台集成一个统一、高效的信息网络体系，使陆、海、空军各级作战部队和人员能够利用该网络共享战场态势、交流作战信息、协同作战行动，从而牢牢地掌握了战场的主动权。由于美国首次在此大规模行动中使用了现代军队网络，得以将其密集得难以置信的侦察系统的结果几乎毫不延迟地用于其反应迅捷的指挥系统，并转化为火力攻击。从识别一个战略目标到目标被击中的反应时间在阿富汗还需要几个小时，在伊拉克已下降到几分钟。
战场数字化对战争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个影响包括：作战方式与编成将发生重大变化，作战计划和指挥将更加灵活有效，作战部队的组织与协同更加趋于简洁，后勤保障和战场救护变得更加高效，反应速度和作战效能空前提高。在军事专家看来，一支能打信息战的军队，就必须能够利用现代数字技术实现所有军事领域中的通讯系统的一体化，从而使作战部队的官兵在“正确的时间”、“正确的地点”，不间断地获得“正确的信息”，进行“正确的实时决策”。
在阿富汗和伊拉克先后尝到了甜头后，美国陆、海军已在全力推进武器系统的数字化。据悉，美国开发了一种指挥系统，它利用计算机处理从空军监视机、陆军侦察机、地面传感器等获得的信息，然后立即下达发射导弹的指令。美国陆军还设想在步枪的枪托上安装液晶显示器，用它来接受卫星定位系统的信息和命令，同时报告战况。
不仅如此，美国陆军正在发展向全球部署战斗部队的能力：起飞后4天之内部署一个旅、部署一个师需增加1天、13天之内可部署五个师。据预测，“目标部队”要到2010年才能准备完毕。美国专家感叹地说，如果在伊拉克战争中就出现这种情况，第四步兵师就不会如此依赖土耳其进行部署了。1也正是基于这种瞩望，拉姆斯菲尔德坚决反对增加军队人数，并建议放弃陆军的师级编制，集中精力组建快速反应部队，使之能够以最快的速度出现在世界上的任何热点地区，这项改革很可能首先在欧洲特别是德国驻军中进行，其理由是目前不可能在欧洲战区发生需要大量地面部队和重型装备的冲突。
为确保海上的绝对优势，美国海军也提出了“网络中心战”理论，即利用美海军所拥有的综合信息网络，把海军分散部署的舰艇、飞机和潜艇等作战平台和海上支援系统以及海军陆战队的作战能力综合为一体化的作战网络，从“平台中心战”向“网络中心战”转变，以形成更高效的集中打击效能，从而最大限度地发挥美国海军和海军陆战队的联合作战能力。
就这样在美军改革的“总设计师” 拉姆斯菲尔德的领导下，数字战争理论正在深入美国军心，一支建立在高科技基础上的精确、精干、快速的“能力型”军队已可望而可及。在五角大楼看来，伊拉克战争已经预示着，下一场战争将是一场真正的信息化战争。在信息化战争中，“能力型”的军队将是战争的主要实践者，而体现一个国家军队实力的主要指标，不再是军队的规模，而是军队的“能力”。
为了保证美军的“能力”，提高人力资源管理能力也成了美军改革的重要内容。五角大楼抱怨说，目前国防部平均需要花5个月的时间才能雇用一名联邦雇员，花18个月的时间才能解雇一名联邦雇员，而推行一些重要的改革时则要和总共超过1300家地方工会讨价还价。而完成这些谈判可能需要好几年的时间。
拉姆斯菲尔德相信，《国防改革法》将会使美国军事管理变得敏捷和灵活。他盛赞总统提出的新的国家安全人员系统将会减少繁文缛节，在雇用人员方面赋予足够的灵活性，以此来吸引最好的候选者。该系统还为所有雇员提供一个能者升职的制度，这种制度只奖励好的表现，而不看时间的长短；新的系统也不再需要国防部同1300多家不同的地方工会讨价还价，而只是与几家全国性工会合作，整个过程也将变得有效而合理，谈判不再需要花几年的时间。新的系统不仅能保护和确保所有文职人员的基本权利，为晋升提供更多的机会，还可以增加文职部门的工作机会，使国防部相对于私营部门更具竞争力。1有了这样一个有活力、有效率的管理团队，拉姆斯菲尔德眼中的美军将会更加强大，甚至会成为一支近乎神话般的队伍，但事实上，美军还远远谈不上完美和传奇。
第九章：新美军，新部署，新战争 美军不是“神话部队”
尽管五角大楼对伊拉克战争的轻松获胜得意洋洋，但接下来在伊拉克发生的事情使美国逐渐意识到，美国将来需要更多面对的战争将会在一个国家的边界之内进行，将类似于20世纪的反殖民主义斗争，类似于以色列人曾在黎巴嫩进行并且继续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进行的战争、苏联当年在阿富汗进行的战争、越南人在柬埔寨进行的战争以及俄罗斯在车臣的战争。这些战争的一个共同特点是，职业军人与非正规军作战。
令五角大楼头疼的是，在这样的战争中，技术优势所起的作用将会大大降低。国家内战争的特点是动用游击队、狙击手、绑架者、纵火者、暗杀者和爆炸者，对手作战不采用装甲部队、高速飞机或战舰，但比这还可怕的是，他们会突然发动进攻，随后消失在周围。
针对五角大楼盛行的“硬件第一”观念，美国国防信息研究中心研究员马克斯．科宾却认为，强调发展军队“硬件”系统，即硬件的系统化、网络化，易使美军产生过度依赖信息情报的弱点。“如果你太依赖大量信息来行动，那么当你得不到信息时，军队会一下子不知所措。”2
数字战争理论的另一个弱点与伙伴关系的处理有关。建立一支轻便、精干而机动的部队意味着军队实现目标通常需要伙伴，这种合作在许多战役中是行之有效的，但在最重要的战役中，合作却失败了，明显的例子是在阿富汗，与美军合作的军阀们听任本．拉登逃之夭夭。不仅如此，由于这种数字化战略看起来太有效果了，如果能够把军事机器成功地转变成便于使用、代价不太大而且有效的工具，它就将成为支持一项单边的、先发制人的对外政策的理想手段，它可以把极富战斗力的军队投射到世界各地以打击恐怖主义并改变“无赖政权”，并使美国能单独或者仅依靠一两个临时盟友就做到这一点。3而事实上，经由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传统的联军作战的概念已在逐渐淡化，从短期看，这也许会提高美国的全球行动能力，但从长期看，却未必是好事，伊拉克战后出现的问题已很能说明问题。
不仅如此，由于美国对军事能力过于自信，使得它在处理同其它国家的关系时，往往会运用军事力量将其它国家变成敌人，而不是使其成为有“共同语言”的谈判伙伴，这不仅会影响全球性的反恐事业，也会驱使军事力量相对薄弱的政权全力以赴去寻求能够对美国的军事压力构成威慑的力量，从而加剧地区性的紧张形势。
在另一方面，对美国引以为荣的情报战的高要求也暴露出美国情报体系的诸多弱点。应该说，美国的情报、监视和侦察能力是世界领先的，而且水平还在迅速提高。但是，现有的情报、监视和侦察系统不精于探查掩藏在山林里或地下的东西，也不善于通过截获信号准确查明物体的位置，而那些潜在的武器扩散者可以利用这些弱点，尽力掩藏他们的设施或变换在兵工厂的活动方式，一些伪装了的人员和武器也未必会被这些“法眼”所洞悉。
客观地说，尽管美国在情报战中屡有建树，但仍可算是美国在新世纪战争中的软肋。尽管美国的军事实力大得足以能把它挑选的任何“无赖国家”除掉，但它还是缺乏准确查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位置并先发制人地消除它们的能力，虽然它的情报部门有许多技术高招。美国中央情报局国家情报委员会前副主席格雷戈里．特雷弗承认，即使连确定像朝鲜和伊朗这样的潜在敌手是否在研制和部署核、化学和生物武器，结果都会证明是非常困难的。4
在依然无法找到伊拉克的WMD的同时，朝鲜的核现状对于美国情报部门来说仍然是个谜团。美国的情报部门自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就断定朝鲜有足够的秘密研制一两枚核武器的钚，但是它不知道这些武器（如果存在的话）可能会藏在朝鲜地下什么地方。至于朝鲜是否有核武器，如果有的话，有多少，都是美国情报战中的盲点。而这些也对美国的朝鲜政策的确定产生了微妙的影响。
不仅如此，美国还长期低估了人文情报的重要性和作用。1无论是在“9·11”的预警问题上，还是在伊拉克战后的情报收集和判断上，经过多次重组和清洗的美国情报机构明显表现得经验不足。
“信息战清除了战争的迷雾”也并非准确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