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人虽然犯了错误，却并未完全倒台，还是可以挽救的。
在天津我被点名参加一个以“反击右倾翻案风”为主题的话剧创作组，戴罪立
功到小靳庄深入生活半个月。以后我成了话剧《红松堡》的执笔之一，并写出短篇
小说《铁锨传》。轮到写检查的时候手软了，不愿给自己上纲上线，只写800 字，
怀着侥幸心理想混过关去。
此时风声更紧了。对《机电局长的一天》的批判调门也比以前更高了。
我的检查不仅让坚定的“无产阶级”左派不满意，也让那些想保护我的人失望。
两个副主编从北京驱车到天津做我的思想工作，希望我重写检查。自我批判越深刻
越容易过关，他们绕着弯子对我进行启发诱导，大家都很紧张，字斟句酌，不能不
打官腔，又不能全打官腔。
我一肚子怨气突然爆发了：一不写检查，二不再写小说。我是工人，谁还能不
让我干活吃饭！
作者和编者——落水者和船员——展开了激烈的争辩。他们想保护我，我拒绝保
护。在火头上还说了许多大逆不道的话。他们说不服我，也没有加害于我。否则，
他们只要把我的言论整理出来往上一报就会一了百了。我是下班后骑了一个小时的
自行车赶到文化局进行这场艰难的谈话的。我们都饿着肚子，告别的时候我送他们
2 斤天津市粮票。我可以饿着肚子回家，不能让毕竟还是一片好心的主编们空着肚
子回北京。
事情并不像我想的那么简单，以为从此不写作，脑袋一硬豁出去就行了。
33 个带着内蒙古建设兵团公函的军官找到《人民文学》编辑部，声色俱厉地
宣布：“不彻底揭开文艺界阶级斗争的盖子，不揪出蒋子龙批倒批臭就不撤离编辑
部！”一群秀才怎么能应付得了这种全副武装、斗志昂扬的大兵？惶惶然无言以对，
我拖累了神圣的文学殿堂和值得尊敬的编辑们。
天津文化局创评室找出两个胆子稍大的年轻编辑，戴上当年的红卫兵袖章，做
出一副也是“革命派”的姿态，专门负责接待打上门来对我进行批判的勇士。真难
为他们了。
我所在的工厂也如临大敌般地做好了准备。奇怪的是那些反潮流的斗士没有一
个找到工厂和我的车间里来。
一些外地的刊物开始公开批判《机电局长的一天》，其上纲之高、口气之激烈，
令人毛骨悚然。中国是太阳的世界，也是风雨的故乡，眼见我是拖不过去、躲不过
去、顶不过去了。现在讲来像开玩笑，当时却感到周围布满陷井，日夜提防。
苦煎苦熬了两个月，从北京又来了一位副主编。他不再找我，带着于会泳的信
直接找到市委文教书记。第二天，文教书记亲自跟我谈话，虽然前后不到10 分钟，
却把我逼上了绝境：
形势——如果我还是拒不检查，就要在全国范围内对《机电局长的一天》展开
批判，车间班组、街道里弄都要召开批判会。你以为是工人就能饶过你吗？我如果
执迷不悟，编辑部迫于压力只好表态。那就是说要把我抛出去，一切罪责、压力全
由我一个承担。
出路——检查愿意写得写，不愿意写也得写。而且不用我动脑子，那位副主编
根据文化部给定的调子写了一篇批判稿，实际上是用第三人称替我写的检讨书。我
只需要照抄一遍把它改成第一人称就行了。这个稿子给许多有关人读过，大家同意。
并赞成市委领导用组织手段迫使我低头。同志们知道我脾气不大驯服，先用行政手
段让我就范，然后再慢慢做思想工作。
我自知顶不住，就签字画押了。反正这是组织决定，领导拍板，检查又不是我
写的……我在心里为自己的软弱辩白，越辩白越瞧不起自己，越觉得自己像阿Q 。
以前我总以为自己骨子里是强硬的，穷性很大。岂知到关键的时候不敢以命相拼，
是懦弱的：“锷未残”被抄家封门的时候，关于《机电局长的一天》的检查文章毕
竟是署我的名字……
看透了自己是很悲哀的。我真不想拼命，可当时那种形势下，不豁出命去，不
准备蹲班房是顶不住的。在别人眼里也许我的命不如名誉值钱。当时对我自己来说
命可是比文学名誉更值钱。名声臭就臭呗。反正我已经告别文坛了，去他妈的文学！
家庭需要我平平安安地尽到丈夫和父亲的责任，妻子还躺在产院里，由于惊吓，奶
水迟迟下不来。6 岁的儿子被反锁在家里，等我回去给他做饭。反正当不成让自己
尊重的男子汉了，丢人一次也是丢，丢两次也是丢，破罐破摔凑合着活吧。他们不
是说检查一发表，《机电局长的一天》的公案就画个句号吗？我砸了钢笔，焚烧了
自己的所有作品，开始用书点炉子。仿佛丢掉了一个大包袱，今后准备过安生日子
了。
《铁锨传》配合我的检查文章一块发表了，然而事情并没有结束，对《机电局
长的一天》的批判反而升级了，《人民文学》的编辑们在抗震棚里挨个儿表态，必
须承认我的小说是大毒草。主编责令编辑部组织批判文章，对《机电局长的一天》
的大规模批判已势在必行。《人民文学》应该争取主动，不要落在后面陪着我一块
儿挨批。
那位两肋插刀替我起草检讨书的副主编冲着主编拍桌子：“人家写了检查还要
批，你们说话不算话。叫我怎么向天津市委交待？怎么向蒋子龙解释？
对一个工人作者怎么能这样！”那主编大概从文化部得到了什么指示，口气更
硬：“现在形势变了，蒋子龙是毒草小说的作者，对他也要跟对俞平伯一样，该批
就得批！”就在这时候毛泽东去世了。
还救了《红松堡》剧组，只写出草稿仅在内部试演了一场便流产了。
历史一点儿也不幽默。《机电局长的一天》似乎又是好作品了，至少是没有问
题。而《红松堡》的草稿和《铁锨传》又成了大毒草。天津市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
的批判运动，仅市委机关报就发表了不知多少块版的批判文章。现在我只记得有一
通栏大标题格外醒目——《一把反革命的大铁锨》天津市委成立了“蒋子龙专案组”。
据说“‘四人帮，专案组”还管着王、张、江、姚四个人，为一个业余作者单成立
一个专案组，在全国大概只是我有这份福气。
在全市文化系统的群众批判大会上，《红松堡》草稿的另一执笔人（专业剧作
家）反戈一击，点名批判我。连一些我过去的熟人、尊敬的行家也都突然翻脸了，
不认识我了，在报刊上发文章往死里批我。许多我不认识的人当然就更有理由在对
我的批判中表现出他们的坚定立场和远见卓识了。
不过，他们打的是一只死老虎。
我跟文艺界已经一刀两断。当上了有将近700 人的车间的代理车间主任，每月
跟工人们一块儿为国家创造几十万元的产值。不管批判搞得多热闹，我心里一点儿
不紧张，有点像过来人一样对世间冷暖感到可笑和可怜，但不是笑自己和可怜自己。
我即便是一块生面团，在社会这口大铁锅上反过来倒过去的也烙熟了。每当报纸上
发表一篇批判我的文章，吃饭的时候工人们就找我开稿费，我掏钱去买啤酒和火腿，
大家嘻嘻哈哈，边吃边喝边批判。什么“反革命的大铁锨”呀，“大毒草《红松堡
》”呀……
我罪有应得。
工厂也要召开群众批判大会。我给党委书记打电话：“我是自己走进会场，还
是党委派人来把我揪去？我在台上是坐着、站着，还是有人给我架飞机式？”书记
叫我跟车间工人坐在一块儿。我不愿玷污工人的清白，自己提前来到大礼堂，坐在
第一排的正中间，预备人家揪我的时候好方便一些。谁知这前排正中间的好位子是
工厂党委的常委们坐的，领导们当然不愿意跟我坐在一起，只好坐到角上去。职工
们进场以后也都不愿意往前坐，以示跟我划清界线，也许是为了中途溜号更方便一
些。全厂近万名职工来了不足1000人，稀稀落落地坐在礼堂的后半截。前15 排空
荡荡只坐着我这个被批判的对象和10 来个工厂领导。主持会的人喊破嗓子也没有
人愿意坐到前边来。我身上的毒太大了。
其他车间一些没见过我的人，借着去厕所绕到前面来想看看我这个臭名昭著的
家伙长的是什么样子。我看出了他们的心意，便站起身向他们行注目礼。这些可爱
的工人反倒低下头匆匆在我面前走过。后面的人退回去，再也没有人去厕所了。他
们想看我，却又怕我看他们，这是为什么呢？我至今想不通。
我扬着头紧盯着台上的发言者，发言者却不看他的批判对象，唯一一个声音最
洪亮，态度最激昂，批判最深刻，读到慷概之处敢于用义愤的眼光扫一眼全场的是
那位宣传科的干部，他是学中文的大学生，以前曾多次要求跟我合作，希望我帮助
他把他的名字印成铅字。叫我怎能在被批判的时候严肃得起来呢！
我快快乐乐、忙忙碌碌地又当了3 年车间主任。1979 年春末，因肠炎住进医
院。在一个大雨天，《人民文学》的编辑王扶披着湿漉漉的雨衣走进我的病房，发
梢上滴着水，裤脚和鞋子都湿透了。声称代表编辑部为过去的事情向我表示歉意。
这是从何说起呢？人没长前后眼，生活也不是打赌押宝。
这位编辑询问了我的生活和工作情况，向我介绍了文艺界的信息。最后又要求
我给《人民文学》写稿。我笑了：
“天津还在批我，我的专案组还没有解散，写出稿子你们敢发吗？”“质量合
格就敢发。你的问题我们最清楚。”我有点动心儿。反正已经被批得焦头烂额了，
何妨再试它一下，在乱上再加点儿乱呢？说到底还是身上有创作的这种虫子。
躺在病床上就开始构思，出院后利用那几天假期写出了《乔厂长上任记》。
旧的批判没有结束，新的批判风暴又刮起来了。甚至连市委文教书记也给中央
写信告“乔厂长”的状，各个时代的文教书记都这么关心我真是一件幸事、乐事。
新的批判浪潮反而逗起了我的创作欲望。每见到一篇新的批判我的文章，除去
喝一瓶啤酒吞下5 角钱的火腿肠之外，当天还要写出一个短篇小说。
总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大风小风不断刮，老有人挑我的毛病。对我的小说的
批判夹杂着个人攻击，谣言又借助于上头精神。因而我也老有作品出世。我跟文学
可以说是不打不成交。批判家使我清醒、镇定，我从不脑袋膨胀发热，从不忘乎所
以。背上悬着一把剑，哀兵大勇。蛇不脱皮长不大，我如果像自己的属相一样成为
一条真正的龙就得不断脱皮。
作为反证，那些老是喜欢批判别人的人，自己很难长大，难得有好作品问世。
我从心里感激批判过我的人。曾托一个跟饭馆有关系的朋友联系了两桌酒席，
想专门请那些用嘴或用笔批判过我的人赴宴。只是表达我的谢意，没有他们就不会
有我那些作品。鼓励他们以后继续批我，多批点儿。几天后那位朋友告诉我没有人
肯来。我甚感失望，省了钱心里却怅怅然。花钱买骂，那骂还值点儿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