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我那些作品。鼓励他们以后继续批我，多批点儿。几天后那位朋友告诉我没有人
肯来。我甚感失望，省了钱心里却怅怅然。花钱买骂，那骂还值点儿钱。不花钱挨
骂，说明那骂一钱不值。
文学本身毕竟是宽厚的，深情的。它不但允许那些文坛福将和巨子上船，也允
许那些失意者和倒霉鬼上船。我不愿拿命运来解释文学，那太泄气了。
人们喜欢用文学来解释人生，解释生活，那就有趣得多了，色彩缤纷，丰富而
深刻。
人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我的福气大概就藏在脸上的皱纹里。我珍惜这满
脸的褶子。
我不感激文学，也不怨恨文学。我知道它不会把我引向庄严的圣殿，如果它把
我引向可怖的“百慕大三角”，我也不会后悔。我只是努力想理解它，不让它失望。
几番沉浮，几度落水，能活着就是赚的。夫复何求？
7。生活原本没有结尾
我曾给自己立过一条规矩：只写小说、散文之类的作品，不写评论文章，更不
写谈体会、介绍经验教训一类的文字。因为我是个靠自己摸索着学习创作的业余作
者，没有系统地学过文艺理论，习作也不多，作不了这类题目。
但我又是个重感情、意志不很坚定的人，架不住人说三句好话。不管哪个刊物
的编辑向我约稿，我那根业余作者的神经都有点发热，很感动，甚至是受宠若惊。
因此，人家要什么，我就答应什么。自己订的规矩还没坚持两年，自己就把它打破
了。好在这本叫“自白”的东西既不是要介绍经验，也不是要谈体会（我也没有什
么经验体会可谈），作为一种经历，我在这里记录下我写作《乔厂长上任记》的流
水帐。《乔厂长上任记》是“逼”出来的。是被生活“逼”出来的，是被一个普通
的中国人对生活的责任感“逼”出来的；当然也有一点是被编辑约稿的诚心“逼”
出来的（感动有时也是能转化成一种逼迫人的力量）。
1979 年4 月，我因割痔疮住进了医院，手术后的痛苦期尚未过去，两个编辑
顶着雨到医院来看我，使我非常感动。其中《人民文学》的一位编辑还当面向我约
稿，而且要求写一篇反映现实题材的小说。我已经有两年多没有拿笔，肚子里存了
不少东西，都是工厂的现实问题。当时我就向编辑说了几件事，我说：写反映现实
生活的题材可以，但很难写出歌舞升平的东西。编辑也表示：你写那种脱离现实粉
饰太平的东西我们也不用，你就写实实在在的生活及人们在生活中碰到的阻力，要
写出怎样克服这种阻力，给人以信心和力量。
把编辑送走以后，我却躺不住，也坐不住了，这不是因为伤口疼，而是进入了
构思的痛苦期。一会起来，一会躺下。我住的这间病房里有九个病号，其中两个是
危急病人，经常要抢救。轻病号则有的听半导体广播，有的哼小曲。再加上医生、
护士时进时出，一会儿换药，一会儿打针。我实在不能在这种环境里开始写作，就
像犯了精神病成天愁眉苦脸，寡言少语。病友们以为我的伤口发炎了，其实我精神
上的痛苦已经压倒了伤口的疼痛。过了几天，一位工人作者又给我带来一个新消息
：有的人说：“像蒋子龙那样的人是写不出好作品来的。”这又给我鼓了一把劲，
我没等到伤口长好，就提前出院了。回到家用了一天多的时间，把几个人物的线条
在脑子里理了理，再用了4 天的时间就把初稿拉出来了。拉出初稿后心里却犯嘀咕，
写历史题材，干预古代人的生活，保险；“伤痕文学”揭露的是“四人帮”得势的
时候，干预那几年的生活，也没有问题；可是，这篇稿子是干预眼皮子底下的生活，
行吗？肯定要触动一些人的神经，至少冀申们会跳出来反对。还是少写局长、厂长
们，写写普通工人保险一些。想到这些，我就把稿子扔在一边，写另一篇反映工人
生活的小说去了。
感谢《北京文艺》的两位编辑到家里来看我，我把《乔厂长上任记》的第一节
给他们念了一遍，得到了他们的肯定和支持。这增添了我对生活的责任感，也增添
了我写下去的勇气。我就花了一个星期把稿子抄清，给《人民文学》寄去了。
下面谈谈在那个构思的“精神痛苦期”小说中的那几个人物是怎么跳到我脑子
里来的。先声明一下，为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在谈到小说素材的来源、人物模特儿
时，一律用“某某厂”或“某某人”，恕我不能实话实说。
首先到我脑子里来报到的是冀申。
我认识一位十一级干部，“文化大革命”以前他混得不错（恕我大不恭地用了
这个“混”字）。“文化大革命”中一派批他，一派保他，批他的是多数派，保他
的是少数派。他对批判想不通，可是亮相时却亮到批他的那一边去，于是他立刻被
结合起用，开始吃香了。他官复原职后的第一个行动就是把上山下乡的孩子全部弄
回城里。这几个孩子中学毕业时，他曾为了表示自己的积极性，把孩子部赶下农村。
他说：“我要是倒了台，你们留在城里也没有好处；我要不倒台，你们还愁回不了
城吗？”多有远见！“四人帮”倒台了，这位干部不但丝毫没受影响，反而更吃香
了。
某厂一位革委会主任，在1977 年底搞了一场大会战，突击完成了任务，事迹
登了报，工人得到很多奖金，他也高升了。可是，1978 年这个厂可苦了！
整个第一季度，他们干的就是把去年突击完成的产品全部拆开，重新装配，有
的还要重新加工，整个季度他们没有生产出一台新产品。
某位十九级干部，在干校时当“鬼”队队长，对一位老干部额外照顾了一下，
以后这个老干部复职时，立刻提拔他当了一个1000 人以上大厂的党委书记。
还有种种现象：某些老干部想上哪儿去就准能去得成。某些单位一开会在主席
台上就座的正副厂长足有一打以上。抓生产的副厂长，按理说应该坐第一副厂长的
位子，却变成了第十副厂长、第十三副厂长。哪一个单位大概都有一两个只会做官
不会做事的干部，搞起事业来劲头不足，办法不多，搞起自己的事情来，却劲头十
足，神通大得很。他们办公事老是说研究研究，办私事却敢拍板，敢做主。这些人
织成了一个庞大的蜘蛛网。这个网的线是用他们的权力、地位和个人欲望织成的。
他们是这个网上的蜘蛛，在这个网上四通八达，往来自如，哪条线一动，他们立刻
爬过去，把好处抓到手。这些人自己不干，还不许别人干，他们嫉贤妒能，打击一
切可能危害他们权力和地位的人，破坏国家的经济管理，利用一切权力来为自己服
务。我敢说，他们爱自己肯定胜过爱党、爱国、爱民。
这些现象、这些人和事在我脑子里飞旋，忽而是一团乱丝，忽而又很清晰，渐
渐地形成了一个大蜘蛛网。我捕捉到一个形象鲜明的大蜘蛛，这就是冀申。我认为
要实现国家经济建设的现代化，决不可低估“只会做官，不会做事”的冀申们的阻
力。
“四人帮”倒台了，冀申们打着反“四人帮”的旗号，而搞的还是“四人帮”
那一套。他们在新的历史时期对党和国家必然有更大的危害。
这就是我想通过冀申这个人物所要揭示的。
第二个来报到的人物是石敢。
在我们厂施工的一个建筑工人，有一回正在高空喊着话，一脚踩空从脚手架上
掉下来，腿脚都没有摔伤，却把舌头咬去了半截。这件事给我的印象很深。
还有一位我很敬重的局党委书记，他参加革命近40 年，自己总结说：第一个
10 年，是黄金时代，满腔热血，生死不惧；第二个10 年，也还可以，刚进城时
对拿工资、按时上下班的制度很反感；第三个10 年，还没有学会领导和组织工业
生产，就一个接一个地搞起了政治斗争，汽车越坐赵小，房子越住越大，思想开始
变化了；第四个10 年，受了“触及”，灰心丧气了，搞了一辈子革命，对革命的
前途动摇了，还不如刚参加革命时的热情高了。
在这位局党委书记身上，我找到了石敢的思想脉络和性格特征，但是，用什么
样的细节来拾画这个人物呢？我忽然想到“舌头是多余的肉”这句话，就把那个建
筑工人咬掉半截舌头的情节拿过来，去表现石敢那种缺乏信心和锐气的精神状态，
这样，石敢在笔下就活了。
第三个来报到的人物，也是我花心血最大的人物就是乔光朴。
乔光朴在这篇小说里要唱重头戏。我对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信心，对未来的信心
很大一部分要在他身上体现。但是又没有一个现成的模特儿供我借鉴。我不得不动
用我材料库里的全部“干部档案”。我进工厂20 多年，先后接触过十几个厂长。
我在住党校、出差、开会的时候又结识了不少厂、局级，甚至是市、部级干部。我
在脑子里像放电影一样把这些人都过了一遍，然后，又把这些人放在一块进行比较。
比来比去，有这么一个厂长引起了我的兴趣。
界限也是一个大企业的厂长，身上总是穿得干干净净。谈吐诙谐多智，干什么
事都不着急，不上火，脑瓜聪明，搞生产也有办法，太邪门歪道的事自己不干，别
人干他见了也不生气，很有点玩世不恭、看破红尘的味道。他把工厂搞得也还不错。
他是那种会生活、会工作、会处理关系的领导干部。这时我想就以他的特征作为乔
光朴的基本性格特征。而且这个人物的个性和霍大道的个性差异很大，放到一块写
容易形成对比，相得益彰。
但是，我进一步结构故事的时候，问题出来了，我发现这个厂长根本不会和冀
申发生冲突，更不可能拉上石敢去上任。现实生活告诉我，现在固然需要诙谐多智、
会生活、会处理关系、会工作的干部；但更需要大刀阔斧，敢负责，敢于冲破人为
的蜘蛛网的干部。现在企业里最缺少的不是不敢讲民主的厂长，而是不敢讲集中的
厂长。可是，我现在设想的乔光朴，根本不是这样的人，他没有敢想、敢干、敢抓、
敢管的气魄，不会大刀阔斧地采取行动。现实生活和创作规律都迫使我不得不重新
琢磨乔光朴的性格特征。
这时，另一个我跟过他多年的厂长在我心里活动起来了（到现在我也很奇怪，
他为什么不早来报到，害得我走了一小段弯路）。这个厂长批评干部相当狠，尤其
是对老同志，对青年干部则好得多。当时，哪个车间出了问题，车间主任怕挨批，
都叫青年干部去汇报。他每天上班来，必定到各主要车间去转一圈，从他嘴里听不
到“研究”、“商量”一类的词，他说了的事就非得办不可，什么问题反映到他那
儿就算到头了。有时供应科搞不来材料，他就亲自出马去搞材料。有一次把这位厂
长激怒了，他竟找到了周总理，请总理给批条子。
有一回，车间里需要高压无缝钢管，厂长告诉了供应科长，供应科长派了一个
采购员到上海去买。这个采购员办事不干脆，去了一个星期还没有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