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购员到上海去买。这个采购员办事不干脆，去了一个星期还没有买来。在生产调
度会上，车间里又提出钢管问题，厂长马上问供应科长，科长不敢说别的，只好当
面撒谎，说钢管已经买来了，车间可以去领。说完以后，供应科长借去厕所的机会
溜号了，一口气跑到车站登上火车就去了上海，第二天他从上海打电话给车间，说
钢管已经发货。他若是买不来钢管，又没有正当的理由，简直就不能再见厂长的面
了。还有一件事，有一年6 月底，厂里要安装一台重要设备，技术人员和工人经过
商量，认为至少需要10 天的时间。厂长却指示必须3 天拿下来，7 月1 日的早晨
必须试车投产。布置完任务以后，他就搬把椅子往现场一坐，不说话，也不跟着干，
更不干扰工人干活，整整3 天3 夜没见他打过盹，没见他打过哈欠，也没见过他吃
饭或者是上厕所。只是在工人吃饭前的半小时，他到食堂去转一圈，嘱咐食堂把饭
菜搞好，他自己也可能就是抓这个时间吃点饭。等到工人们吃完饭回来，他早已经
坐在现场等着了。因为他坐在现场，总工程师和技术科室的头头也都围着现场转，
结果3 天3 夜真把设备安装好了。工人们都觉得从来没有干过那么漂亮的活。厂长
当即宣布，每人回家好好睡上两天两夜。他说：“打仗的时候，如果这个山头有战
略意义，就一定要拿下来，死人也要拿下来。搞生产也是这个道理，该下决心的就
得下决心。如果我手一软，你们说是10 天完成任务，过了‘七·一’一晃荡，半
个月也完不成。”他当厂长，就是全厂的第一把手，要求党委书记保证他的工作。
他和老党委书记合作得很好。后来书记换了人，同新书记两个人搭不好班子，厂长
找到市里，把书记硬给调走了。他就是这样一个厂长，身上有明显的优点，也有明
显的缺点。
在他身上还有许多这样的故事，全在我眼前活起来了。我感到我把乔光朴这个
人物的内核抓住了，什么“下山”呀，“上任”呀，当“主角”呀，所有的情节也
跟着都活了。我的任务就是让笔尖跟着乔光朴走就行了，人物完全可以按照他自己
的意志行事了。我只是提醒自己，不要阻拦他，不要让他干出不符合他的性格的事。
我在郗望北这个人物身上也是费了周折的。在我写《乔厂长上任记》之前，许
多作品都已描写过王洪文、张铁生类型的造反派头头。我如果再把郗望北也写成那
种类型的人物，就毫无意思了。文学艺术的发展，有一个人人皆知的规律：人民群
众和社会都不满足于文艺已经达到的、已经出现的东西。
艺术必须追求新的东西，从内容到形式都要不断突破，不断前进。俗话说：
好话说三遍，谁也不爱听。因此，我就尝试着去塑造另一类造反派头头的形象。
而且我也认为把造反派写成郗望北这个样子是有意义的。在“文化大革命”中，
很多群众是真心实意响应号召起来造反的，他们以为自己真正在捍卫马列主义，捍
卫社会主义，在与资本主义、修正主义作斗争。把这些人全写成王洪文式的坏分子，
显然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造反派中确有王洪文式的人物，也确有和“四人帮”直
接有联系的坏分子，但是这类人毕竟是少数。
更多的人是受了骗，当然其中许多人抱有个人的什么目的，也有的是沿着这条
线发迹起来，变坏了的。但是还有一个情况，当时谁如果不参加造反队，那就像后
来不参加揭批“四人帮”一样的不得人心，受到孤立。
我还认为，如果把“文化大革命”中提拔的干部全部当成“火箭”干部，当成
“双突”式的干部，一律赶走的话，将给我们国家造成不可收拾的局面。
我亲眼看到不少工厂，从厂一级到车间一级，40 岁以下30 岁以上的这批干
部扛着大头，而这批干部在“文化大革命”中正是20 多岁，很多人参加了造反队。
如果把他们都说成是“四人帮”提拔的干部，是“火箭牌”的，一律赶下台，将给
生产造成很大影响，加剧新老干部之间的对立。
我深深地感受到了这一点，出于一个共产党员的责任感，所以，我冒着被打棍
子的危险，向党进一言。让党的工作者听听郗望北发牢骚的话，引起一点警觉，警
惕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所以，我就塑造了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郗望北。
最后我还想就乔光朴和童贞的爱情再说几句话。
50 年代某大厂一位非常能干的厂长在去苏联学习的途中，和一位同去的女干
部发生了暖昧关系，回国后和原来的爱人离了婚，同那个女干部结了婚。
他在当时可能为这件事还受了处分。我当时大为不解，深深替他惋惜。但是，
我要命也没有想到，在20 年后我会把他的错误改头换面写进了小说，而且还是加
在倾注了我全部心血的人物——乔光朴的身上。
但童贞的模特儿却不是那个女干部。童贞身上有我所熟悉和敬重的一个气象学
教授的影子。女教授已经60 多岁了，是个老姑娘，性格孤僻。她非常喜欢小孩，
说英语比说汉语还流利，吃馒头不吃皮。我很想知道她为什么一辈子不嫁人，但一
直不敢问，直到现在这还是个谜。
我拉拉杂杂地把《乔厂长上任记》的构思过程说完了，很可能没说清楚，也只
好这样了。这是一篇生活帐。搞任何一项工程都要投资，写小说也要有“资本”，
这“资本”最重要的一项就是生活积累。我写《乔厂长上任记》从“生活积累材料
库”里开支了多少呢？这篇东西就是帐目。
最后还要唠叨几句。这篇小说写得很粗糙，除了写作水平差，当时还有一种急
躁感，抄清之后几乎耐不住性子一字一句、一个标点一个标点地仔细推敲。当时，
我曾狂妄地幻想，要是把全系统的厂长们召集到一块，让我把这篇小说念一遍多好。
念完之后就是立即批判我、审判我，我也认头了。党培养我那么多年，我看出了问
题，写进了小说，多少会对厂长们有一点启发，我也算尽了一个党员的责任。
有人说《乔厂长上任记》似乎没有完，没有结尾。我觉得生活没有结尾，走了
许多弯路之后，我们国家的新体制刚刚开始建设，我很难给小说加上结尾，这就是
我当时的想法。
8。生与死的距离
1987 年9 月，我刚从五台山上出了车祸回来。人们都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我想这后福就应在当时的“东方千字小说大赛”上了。我遇险生还之后参加的第一
个活动就是文学的，就是不久后由天津人民广播电台和天津文学联合举办的这次大
赛的发奖会。我参加了这个会议，感到很亲切，很兴奋。全国文学创作这一年几乎
还没有评奖的，而我们天津搞了，这对小说创作很有促进。
这次参赛的青年作者多，他们在文学中可能还没有什么位置。文学，没有位置
是最好的位置，可以更主动、更自由地创作。坐车，都说中间的位置最好，可我们
在五台山上翻车的时候，伤最重的是坐在中间的。
当车往山下摔的时候，车厢里的人和人脑袋里的意识都是一瞬间的沉寂和空白，
并不像电视剧里渲染的那样热闹非凡。就是在这一瞬间的空白中，我产生了一种最
深刻、最复杂，也是最真实的感受，难以言传。我还是悟出了一种境界，它深深地
震撼了我——我们的文学作品往往写不出这种真实、深刻、复杂、含蓄的境界来，
倒是常见到一览无余的直、白、露，而且并不见得真实。
经过了生与死的体验，我感到生死之间的距离或界限并不遥远，它们相通相连，
往往是一下子就发生了转变。文学创作也如此，如果抓住了真实而深切的感受，哪
怕是一刹那的东西，就可能完成从低到高的艺术表现，境界也就有了突变。
在那个发奖大会上，我发了言，向广播电台和天津文学的从几百万字的稿件里
评选出那些获奖作品的同志们表示衷心感谢，向获奖的同志们表示祝贺，并且触景
生情，大谈了一通生死问题，也许不是场合，但它实在具有启示力。
9。我和企业的缘份
多次有人向我提出这样的问题：
“你是愿意当厂长，还是愿意当作家？”“我因为当不了厂长，才当作家的。”
提问者倘是年轻人，对这个回答多半不满意，还要再问一句：
“假如可以由你自己选择，你是当厂长，还是当作家？”经过多次试验，我若
回答愿意当作家，他们便有些失望。我倘是回答愿意当厂长，他们便欢呼而去。这
是为什么呢？我曾认真思索过——他的语气和神色不像是认为我当作家不够格儿。
因为当作家不需要考核，没有硬指标，没有人权限制。现在的作家即便不是多如牛
毛，也多如羊毛，光是“著名的”恐怕就多如鸡毛。然而谁都知道，当个厂长则很
不容易。
他们很可能认为我当作家是大材小用，是可惜，是浪费，我应该去当厂长。
当我当年尚未离开工厂的时候，我确有一套关于企业经营管理的设想，想试验
一下，施展一番。但，跟当厂长没有缘份，只当到一个有900 多人的车间的主任，
便被另一种缘份拉扯着，鬼使神差地成了作家。
跟工厂的缘份并没有断，而且此生都不会断。
自己不当厂长，反而跟中国的厂长们有了更深刻、更广泛的缘份。后来，东西
南北中采访了几百个企业家。还按部就班地写《中国当代企业家列传》。
不受十、百等数学的限制，能写多少就写多少。
是工厂培养了我。
我与工业生活订下了生死之交。
有一天对摇笔杆失去了兴趣，便到工厂去找点活干，问心无愧地欢度余生。
人的一生就看那么几次缘份。
几十年前，我从技校毕业后连撞大运的想法都没有，是大运撞我。命运像赶羊
一样把我分配到尚未完全建好的天津重型机器厂，它人数之多，规模之大，技术设
备之先进在当时全市机械行业是首屈一指的。厂长也是中央下来的非同一般的人物。
这对以后我为人为文的风格的形成有很大关系。
而当时同学们向往的理想的工作单位是全国闻名的三条石的工厂。
一条古老的街道，街口铺着三块大青石板，故得名“三条石胡同”。胡同里藏
着几十家小工厂，是天津市铸造和机械工业的发祥地，同时也是“资本家剥削工人
的活地狱”和“阶级教育展览馆”……陈伯达等当时一些中央的大人物，都去过三
条石，并题字留言。
一提天津的工业，似乎就不能不提三条石。
实际上三条石是小生产、小作坊、小手工业。当时我如果幸运地被分配到三条
石的某个工厂，就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有现在这样一种命运。
不是好与坏、大与小的问题。那是另一个蒋子龙。
我还是喜欢现在这一个。
进厂不久，我就知道自己喜欢大工业，在雄阔神秘的现代化大车间里，如鱼得
水，甚至表现出当工人的天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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