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声切肤之痛的长叹，也是一声无可奈何的长叹。这声长叹是一声控诉，是一声心灵深处暴发的闷雷。中国老百姓受够了浮夸风的苦，吃够了弄虚作假的罪，这个为了自己仕途不管老百姓生死的乡长，都会受到人们的指责。人们心灵深处的世界里，就在这则欲哭无泪的故事中，接受着一种良心和道义的呵责：千万不能做那样的人！
在一些通俗文学将不堪入目的文字当成“宝贝”展现给读者时，当这样的刊物形成一种浪潮涌来时，《故事会》的编辑们，就是这样在他们所编辑的作品中，不断地打造着一个令人神往的世界。
读者对这个“神往的世界”反映如何呢？
2002年11月的一天，编辑姚自豪收到一封厚厚的来信，拆开一看，里面是一叠投给编辑部的稿子，稿子的上面附着一封信。
这不是一篇普通的来稿和信件，它寄自电网密布的大墙之内，出自于一个囚犯之手。
正是《故事会》上一篇篇生动感人的故事，正是那一个个由作者和编辑所精心营造的世界，使这位正在服刑的犯罪之人，在接受管教的同时，从阅读《故事会》上的故事，将他的心灵引向了一个神往的世界，在那里，他的灵魂得到了一次从未有过的洗礼。
他在这封2002年10月30日的来信中写道：“……姚老师，我想说的是，如果没有你（的帮助），就不会有我今天的成绩。如果没有你和《故事会》（老师们）的关心、爱护、还有帮助，或许我还在沉沦。这些，我将永远铭记在心！”
是的，只要他永远铭记着编辑老师们为他和千千万万读者所打造成的、那个令人神往的世界，就一定能够勇敢地重新站起来，面对生活，笑对人生。
现在，他已经成了这大墙里的“名人”，平时除了服刑，听从管教，反省之外，他还爱上了写故事，不断地给《故事会》投稿。近半年，他的作品先后在《中国青年》《辽宁青年》等刊物上发表，其中的一些作品，还被《读者》《东西南北》《文摘周报》等报刊转载。同时，他的事迹也在全国一些大杂志上作过专题报道。
就在他写这封信之前的一个星期，在大墙内他还接受了一家省级电视台“法制时段”的专访，录制了《大墙内外》的专题片。
这位在大墙内给《故事会》编辑来信来稿的作者名叫杨晓海。
有一位名叫刘天增的读者，家住内蒙古右前旗土贵乌拉镇，他在给《故事会》的来信中是这样写的：
一个月前，我得了一场大病，出院后仍然不好。后来，又请几位大夫诊断，都说不出还有什么病，可是我总感到四肢乏力，精神不振，整天在家（里的）炕上，不是睡觉，就是坐着，有心做点营生，可是又不能做。一天让我的孩子借了一本书来，我接过一看，是一本《故事会》。我就翻开正文看起来。看了一篇又一篇，都感到很好。“吃饭了，爸爸。”“噢。”我嘴里答应着，手里确（却）放不下书。“还不吃饭？都凉了！”伸手把书夺过去了。我一看是老婆，她瞪着眼：“有什么好看的？饭都不吃！”“可好看呢！不信我吃了饭给你讲一个故事。”我吃过饭就给她讲了《杨志福觅爱》。她们听了笑得都合不上嘴，高兴地说：“好故事，好故事！比去看电影还解闷呢！又不用花钱，又不用跑腿。”后来，我又去借了几本一一看过了，都感到很好，每天有《故事会》作伴，我也不觉无事可做了。现在，我每天在家读《故事会》，然后又将里面的故事讲给家人和邻居听，人也不知怎么有了精神，家里的业余生活也变得有趣了。这都是《故事会》的成效，我要感谢《故事会》。《故事会》真是一本好刊物。
这就是一位读者，在《故事会》这个令人神往的世界里的真实故事。我如果不是亲眼看到这封读者来信，真以为自己读的是一篇神话
读者在这里神往的是人性的美丽，灵魂的美丽，是不断地提升着自己的美丽。
人的心灵在这本小小的刊物里找到了依托。
这是一片没有被“洪水”卷走的绿色的家园。
因此，在1985年前后，虽然一开始《故事会》的订户有所下降，但是这种形势只持续了半年多，《故事会》的订户便开始出现了回升，最后竟然超过了以前的订数，在1986年、1987年、1988年这三年里，月发行量都保持在四百四十多万册以上。从1984年到1986年，在这竞争最激烈的三年中，《故事会》连续三年发行量居全国期刊之首。为此，《人民日报》曾发表了《故事会的发行量为什么能猛增？》的专题文章。《光明日报》也以头版头条位置发表评论员文章及长篇通讯，对《故事会》的办刊方针进行了肯定。
这一事实雄辩地说明，在全国范围内，每月最少有上千万的读者对这本刊物情有独钟。在“通俗文学”及其各种通俗期刊大潮涌起的时候，同样是作为一本通俗读物的《故事会》，不靠“枕头”，不靠“拳头”，却能在发行上超越“两头”书刊的发行量。这靠的是什么呢？靠的是作品深刻的思想内涵，精益求精的艺术追求。在这本小小的刊物里，不仅有读者需要的娱乐性与知识性，同时还有读者需要的观赏性与趣味性，具有提高人的生活质量，陶冶人的精神情操，塑造人的美好灵魂所必须的钙、铁、蛋白质以及多种精神微量元素。人们的心灵深处需要她的滋养，人们的情感需要她来倾诉，她适应了中国正处于“初级阶段”的国情，在一本薄薄的刊物中，照顾了社会各阶层、多元化的审美要求。因此，才能够成为一本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畅销读物。
第二章“第二次浪潮”（1）
在1963年7月《故事会》创刊之时，全国也就独此一家故事期刊。在经历了近二十年的风风雨雨之后，进入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全国的故事类报刊也屈指可数。可是，到了八十年代中期，直到九十年代，在短短的十年间，故事类报刊却如同雨后春笋般出现，仅在上海滩上就有了好几家，全国几乎每个省都有一家故事类的报刊。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这种报刊还在增加。
《故事会》在神州大地独领风骚的局面已不复存在。
这是《故事会》的主编何承伟和编辑们所始料未及的……
1．把“根”留住
编辑们都吃惊地瞪大了眼睛。
这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呢？
在经历了与“通俗文学”及各种通俗期刊的激烈竞争之后，编辑们还未回过神来，令他们意想不到的“第二次浪潮”，再一次向《故事会》提出了挑战。
在1963年7月《故事会》创刊之时，全国也就独此一家故事期刊。在经历了近二十年的风风雨雨之后，进入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全国的故事类报刊也屈指可数。可是，到了八十年代中期，直到九十年代，在短短的十年间，故事类报刊却如同雨后春笋般出现，仅在上海滩上就有了好几家，全国几乎每个省都有一家故事类的报刊。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这种报刊还在增加。
《故事会》在神州大地独领风骚的局面已不复存在。
这是《故事会》的主编何承伟和编辑们始料未及的。
编辑们怎么能不感到吃惊呢？仅从1984年下半年的统计，全国故事类刊物已多达六七十种。除此之外，故事又开辟了一个新天地，即从刊物向着报纸延伸。《中国故事》《故事世界》《故事大王》《故事林》《故事家》《外国故事》《古今故事报》《今古传奇·故事版》等等，这些新创办的故事类报刊，让人顿感“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
全国故事类报刊的迅猛发展，使《故事会》的编辑们感到由衷的高兴。这说明由他们所亲手编辑的这本刊物，经过多年来的不断努力，不仅在读者中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同时也在全国的期刊同行中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故事这种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民族文化，受到了越来越多的人关注。
在高兴的同时，编辑们又不得不考虑自己的刊物。如何在此激烈的竞争中求得生存与发展，成了摆在面前的一个相当实际的问题。
如果说上一次与“纯文学”和“通俗文学”及其期刊的竞争，主要表现在争夺读者抢占市场的话，那么，这“第二次浪潮”则是直奔主题，出现了“弟兄们”毫不客气地与《故事会》分割“蛋糕”的局面。
“故事”本是同根生，手足相煎何太急？
然而，市场是无情的。《故事会》巨大的发行量，在诱惑着新故事类报刊不断诞生的同时，也使一些处于困境中的期刊纷纷改变办刊方针，经过改头换面，向着故事类期刊靠拢。
这些从故事的母体中所衍生出来的刊物，林林总总，五光十色，令读者眼花缭乱。
读者将如何选择？
老牌的《故事会》很有可能要遮蔽在这一片新生的故事丛林。
《故事会》的编辑们面对着如此多的“亲兄弟”，该怎么办呢？
经过反复的思考，编辑部形成了一个共识。在这场新一轮“亲兄弟”之间的竞争中，印数是要追求的，因为印数的萎缩就是市场的萎缩。但是，作为一个有远见的编辑，决不能把印数当成包袱来背，以致被压得喘不过气来，在忙乱中乱了自己的阵脚，丢掉了自己经过艰苦摸索而形成的一套切实可行的办刊方针和编辑方法，以至于不顾自己刊物的特点，盲目地去追求、模仿所谓的畅销作品，扔掉了自己多年以来生存的根基。与此相反，《故事会》应该在这个时候充分发挥自己的长处，力求在激烈的竞争中，使刊物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刊物要想得到发展，就必须得有自己的根基，就不能做墙头上的草。一句话，要把自己的“根”留住。
什么是《故事会》的“根”呢？
何承伟认为，除了积极健康的思想内容之外，《故事会》最显著的一个特点就是其作品的口头性，要便于老百姓记忆和口头流传。
这，就是《故事会》的“根”。
留住了这个“根”，《故事会》就能成长。
离开了这个“根”，《故事会》就会死亡。
通过前一阶段的实践，《故事会》已经形成了一个明确的办刊方针，力争将她办成一本新时期的口头文学刊物。因此，《故事会》的“根”，简单地说就是她的口头文学性。刊物上所发表的作品，尽量做到让读者看了一遍就能记住，并且能够很快地复述出来。要做到这一点，不仅仅是一个语言口语化的问题，同时还涉及与口头传播相适应的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这就要求刊物所发表的作品尽可能地从内容到艺术与故事传播者的思想和艺术口味保持一致。
这件事情说起来简单，但是要真正做到却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因为同世界上一切事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