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看香玲年轻，但却很有经济头脑。经过市场调查后，她决定以《故事会》为拳头来打开销路。
她将老人过去进的那些卖不出去的书刊，都以六折的优惠价全部处理了，又将所得的这些钱用来全部订购了《故事会》。除此之外，她还借了一笔钱，在全县城里到处收购《故事会》。老人看着她收了那么多的《故事会》，不免为她担心，将钱全部都押上去了，进的都是同一种刊物，如何能卖得掉？
可是，这还不够，香玲又从县城跑到市里去，想法进了一万册的《故事会》，将一个小小的书刊亭堆得满满的。
在蒋健生老人经营时，小书报亭一直都没有名字。这一来，香玲就将小亭取名为“《故事会》书亭”，在小亭的正面，还请人写了一副对联：
大朋友小朋友《故事会》是你的好朋友
劳心人劳力人《故事会》教你成聪明人
嗨，这简直就把小书报亭变成了《故事会》的专卖店了！
香玲接着就将这些《故事会》分别送到乡下去，然后再从乡下转到了一户户农民和乡村干部的手中。第一次就将那一万多册全部卖完了，一下子就赚了四百多元钱。
第二个月，她照此办法，竟然净赚了一千多元。
及将倒闭的小书报亭，被香玲一下子救活了，老人心里很高兴。
可是到了第三个月，香玲却不想再下乡了，她将一大串人名地名电话号码都给了蒋健生老人，让他替她下乡去送一下《故事会》。而她自己则把主要精力放在了小报亭的经营上。
香玲在县城里构筑了一道奇异的风景：
她在小书报亭的四周插上了五色彩旗，将收集来的《故事会》一本一本地摆在书报亭前，这一下就吸引了很多人，其中既有中老年，也有一些中小学生，大家都想翻翻那些老版本《故事会》。特别是一些青少年读者，更想看一看自己以前的《故事会》是个什么样子。这一来，过去冷冷清清的小报刊亭，一下子热闹起来。当月进的几百本《故事会》被一抢而空。
除了销售当月的《故事会》之外，香玲还将老《故事会》装订起来，做成了几套合订本，只要读者出一定的押金，就可以出租去阅读。
令蒋健生想不到的是，这个小小的“《故事会》专卖店”，在香玲的精心经营下，三个月之后，竟净赚了五千多元，加上第一个月所获的一千多元，总共赚下了六千多元。这时，香玲见蒋健生老人为人忠厚，办事可靠，每次送《故事会》下乡都很及时，便正式提出雇他为自己打工，包吃之外，每月工资三百元。
这可是蒋健生老人当初连想也没有想到的事情：昔日的老板变成了今天的打工者。但是，他却乐意在香玲手下打工，因为他看着一个过去在自己手上亏损的小报亭，是怎样在这位女孩子的经营下，变成了今天这个样子的。她抓住了《故事会》这个著名的品牌，才能有了今天的发展，这正应了现在市场竞争中的“品牌效应”。他对这位昔日在他手下打工的女孩子另眼相看了，他认为香玲这个女孩子有品位，有知识，有眼光，能够掂量出《故事会》这本刊物在读者中的分量。
但是，蒋健生正式打工不几天，却受到了“老板”的指责，因为在他守店的时候，有一套近期的《故事会》合订本，不知何时被人偷走了。还有一年合订本，租书的人留下押金，原说是租一个月的，结果租去后到时也不见归还，“老板”对此感到很心痛……
这样春去秋来，一直过了五个年头，到了1997年夏天，县里贴出布告，说是要整顿市容，拆除一些违章建筑，这“《故事会》书亭”也在拆除之列。
正当他们准备拆除小报刊亭的那天，突然一下子拥进来一群年轻人，他们都是每期《故事会》的热心读者。这时，一位姑娘带来了一套《故事会》的合订本，天啦，这正是小报刊亭丢失的那一套！那个姑娘不好意思地说，书不是她偷的，是偷书人在反复读了上面的故事之后，自己良心发现，听说小报刊亭要拆了，怕以后再找不着了，因此才托她带来还给主人，但不许在主人面前说出他的名字。
蒋健生老人并没有去接那套合订本，而是告诉那个姑娘：“小报刊亭马上就要搬走了，只要他看了有收获，就让他留着做个纪念吧。”
可是，那姑娘却怎么也不肯拿走，她对老人说：“这合订本很珍贵，还是留给大家看吧。”
这时，一群《故事会》的热心读者都纷纷为这个小小的“《故事会》书亭”的搬迁出主意。大家都希望这个“《故事会》书亭”能够早日在这个小县城里找到一个安生的地方，大家都愿意为这个愿望的实现而努力。大家都说，到我们为“《故事会》书亭找到新的地方后，再在一起喝庆祝酒。”
这群热心的年轻人走了之后，作为“老板”的香玲心里久久地不能平静，他对蒋健生老人说，能不能给《故事会》编辑部写封信，说说我们这个小书报亭，说说我们身边发生的这些事情……
“老板”香玲的眼睛说着说着却湿润了。
于是，蒋健生老人便拿起笔，写了上面的这封信。
第六章《故事会》外的故事（3）
3。 千里寻“根”记
《故事会》编辑部的电话铃声急促地响了起来。
正在埋头阅稿的编辑急忙拿起话筒。
电话是从江西九江打来的，对方是一位在那里投资的台湾商人。他在电话里向编辑部询问一位名叫封光钊的故事作者的地址，并请编辑部介绍一下这位作者的一些情况。
这位台商为什么对一位故事作者如此地感兴趣呢？
原来封光钊是河南省西峡县重阳乡的一位作者，他在1998年第十期《故事会》上，发表了一篇名叫《大良和小良》的故事，说的是哥哥大良靠在外面打工支持弟弟小良读书的事情。故事写得很生动，读后令人感动的同时，还引发出许多的思考。
在江西九江有一座由当地与台商合资建设的制药厂，这位台商名叫封光洲，也是一个《故事会》的忠实读者。他在读了这期的《故事会》后，觉得这位作者与自己的名字仅仅一字之差，而作者在故事中所描写的河南伏牛山一带，正是自己先祖所居住的地方。这次自己到大陆来投资，除了做生意之外，也还有一点寻根的意思，一种思念家乡之情，使这位台商拨通了《故事会》的电话。
不久，封光钊就接到了一封来自江西九江的信。
九江，自己没有任何一个熟人和朋友在那里呀？封光钊怀着一种莫名的心情拆开了信封，读着读着，他的手不觉有些颤抖起来。
真的，难道这真是自己的亲人吗？
那位台商的信是这样写的：
光钊兄：
我从《故事会》中发现了你的名字，马上给这个编辑部去了电话，请他们给介绍一下你的情况。十五分钟以后，负责编发你文章的编辑先生鲍放便给我通了电话，介绍了你的基本资历，让我惊喜。
我父亲封祥云49年初到台湾，54年在台湾结婚，生我姐弟二人，1960年父母在一场车祸中丧生（身）。当年我仅六岁，开始入学，父亲给我起名封光洲。他说我们封氏家族起名字一定要讲“派行”，他是“祥派”，我是“光派”，我的儿子是“炎派”。所以，我发现“光钊”，就认定我们是兄弟了。我姐记得父亲说过，老家在河南省内乡县封店村。可是几年来，我往内乡县去了几封信，均退回。1996年我来大陆，在九江市合资办了一个祥云制药厂。
盼望光钊兄速予回音……
信的末尾写的是：寄信人封光洲。
封光钊看完这封信后，真是高兴不已。他万万没有想到，自己在《故事会》上发表了一篇小故事，竟然会因此而寻找到自己的亲人！
这本处处都洋溢着中国本土传统文化的《故事会》，使海峡两岸的亲人血脉相通，心心相印。
那时，封氏家族正在撰修族谱。可是，写到封光钊父亲那一代人时，却出现了麻烦，使这本族谱无法继续写下去。
原因是其父亲的大哥至今去向不明。
封光洲的父亲兄弟三人，大哥封祥云在解放前被国民党抓丁，一去就从此音信全无。因此在新修的族谱中在封祥云的名下后嗣无人，其归宿也是空白。解放后，由于行政区的重新划分，将原来的内乡县划分为内乡、西峡两个县了，而封店村划分后早已归了西峡县，台商封光洲去信到内乡县，自然是无法寻到的。
正当修谱者一筹莫展之时，一本小小的《故事会》以浓郁的民族文化将海峡两岸的骨肉同胞吸引，搭桥牵线使亲人团圆，使远在海外的儿女终于寻到了自己生命的源头。
不久，台商封光洲收到了来自家乡亲人的回信。
捧着这封盼了很久的信，封光洲将它紧紧地贴在自己的胸口，无法控制的泪水从眼眶里涌了出来……
通过《故事会》这本刊物，找到自己亲人的又何止台商封光洲先生一个人呢！
崔陟曾经写过一篇故事，名叫《尘封的身世》，说的是海峡两岸骨肉亲情相离、相识、到相聚的事情。
作品在《故事会》上发表之后，曾引起海峡两岸一些读者的共鸣。
崔陟作为一名书法家，曾随团前往台湾访问。
到了台湾之后，他们受到了当地书法界朋友的热情接待。
在相互的交流中，台湾有一位姓崔的女士，听说崔陟不但是一位书法家，同时还是一名故事作家，便主动前来与他“交流”。他们除了谈中国传统的书法之外，同时还谈到中国的传统文化，谈到中国世世代代相传的一些民间故事。那位崔女士还说，不知从什么地方看到过大陆的一本《故事会》，上面有崔陟写的那篇反映海峡两岸的故事，很生动。
后来，那位女士就问崔陟的老家是什么地方人。
当崔陟说自己老家是河北保定人时，那位与他同姓的女士又问他是保定哪一个县，哪一个村。
当崔陟将位于河北保定唐县的那个小村子的名字告诉那位女士时，那位女士的一双眼睛一下子瞪得大大的，她急忙站起来，好久才激动地说出一句话：“我们，我们都是一家人呀！”
崔陟看着那位女士，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正像崔陟在他的故事《尘封的身世》中写到的那样，这一切来得竟是那样的突然。
早在1945年，崔陟有一位堂兄去了台湾，解放以后为寻找亲人，他曾想方设法地给家里来过两次信。可是，在那个年月里，台湾来信自然是被看着有“通敌”嫌疑，信未曾到他们家中，却被派出所先取走了。经过派出所审查过后，认为信中没什么问题，就问他们家人还要不要。家人一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