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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编辑们都说，这个年轻人有思想。
接着而来年是编辑手段的现代化，这一下葛磊更是有了用武之地。
葛磊在编辑部被大家称为“电脑专家”。
他刚到编辑部的时候，面对着那台无人问津的486电脑，就想何时能够使编辑们换笔，大家都能用上电脑呢？现在还不到一年，编辑部就大踏步地向着现代化迈进了。这一来，他这位年轻编辑就由学生一下子变成了老师，担负起了对老编辑们的“辅导”任务。现在编辑部已实现了现代化，每位编辑的面前一台电脑，每天忙着在上面收稿、审稿、改稿、给作者或读者发送信件，繁重的编辑工作变得比过去轻松多了。
大家都说，这里有小葛的一份功劳。
对于葛磊来说，当年走进这里时，希望编辑部人人都能使用上电脑，但是，当大家都实现编辑现代化后，他却在心中有一种失落感，因为从此再也看不到那些涂满红墨水的稿子了。他有时常爱去翻一翻那些留存下来的稿子，因为在那上面可以看到自己为作品所付出的心血，心中有一种自豪，有一种职业的成就感。
2002年，想到《故事会》工作的研究生一下子多了起来。
经过筛选，最后编辑部要了攻读文学评论专业的梁宁宁。
长年从事编辑工作的编辑们，不太喜欢那些不负责任、夸夸其谈的年轻人，不太欢迎那些追求新潮、不甘寂寞的“时髦”男女，更不喜欢那些事事为个人、为小团体的“哥们”打算的偷奸耍滑之人。他们都明白，依靠那样的人来做编辑，那是无论如何都办不好刊物的。因为选择了编辑这个职业，就是选择了务实，选择了寂寞，选择了清贫和奉献。他们不愿意将两代编辑用血汗“养育”起来的这本著名期刊，交到不负责任的年轻人手里。他们希望编辑部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能够一代一代地传下去。
就这样，梁宁宁在众多竞争者中被编辑部最后接纳。
梁宁宁实习结束不久，编辑部就让她担任了发稿编辑。
她与鲍放一同去山东莱州的创作基地，在与故事作者的见面会上，鲍放首先将梁宁宁介绍给大家，同时让作者们将稿子先交给梁宁宁，看后再交换意见。
在后来的看稿会上，鲍放又让梁宁宁同作者们交换意见，特别让她从一位新编辑的角度，谈自己对于选稿的标准和感想，根据什么标准才能将稿子留下来，才能获得编辑的认同，才能获得发表的机会。同时，还让从事文学评论研究的梁宁宁就故事如何开头，如何结尾，如何才能抓住读者，向作者们进行了授课。
这一来，立刻拉近了梁宁宁与作者之间的距离。
梁宁宁觉得自己的专业没有白学，在这里有了用武之地。
2003年夏天，编辑部引进了两名毕业于复旦大学的研究生马峡和褚潇白。
至此，老、中、青三代的梯队组合完成。
就这样，这些不同年龄，不同经历，不同地域，不同学历，不同个性的编辑们组成了这个编辑部，组成了一个充满友爱、互助、而又紧张忙碌的集体，在中国期刊的激烈竞争中形成了一个坚强有力的团队。
他们同全国所有的期刊编辑一样，都是一些极其平凡而普通的人，但是他们却创造了一份在中国期刊史上极不平凡的期刊。他们善于用自己的生命，去体验这种集体所带来的力量。在平时点点滴滴的工作中，通过每个人的喜好与自觉，使那些与生俱来的与别人不同的东西，在这里重新凝成了一种新的力量。这种从各方面不断地凝聚起来的东西，通过这种整体力量显得异常的强大。那些一致的思想，一致的作风，是对一种精神的认同，这种精神就是支撑着《故事会》的灵魂。
期刊生存的空间必须在编辑的灵魂中去寻找！
第六章《故事会》外的故事（1）
许许多多奇特的事情，总是围绕着《故事会》在发生着。
这些发生在《故事会》外的故事让人惊奇，却又让人信然。
这些故事的发生与结束，都似乎与《故事会》的风格相似……
1．一个农民作者的命运
经过将近一年的漫长等待之后，叶林生几乎完全地失望了。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叶林生是《故事会》的一位老作者。他曾先后在《故事会》上发表了不少中短篇故事，其中有四次在《故事会》的全国性评比中获奖。因此，他从一位农民被提升到江苏省金坛市的一个乡村文化站当站长。可是他这个文化站长却是一个捧着“泥饭碗”的“土官”，不仅只拿国家干部一半的工资，同时还得像当农民一样地种责任田，交人头税。
1994年，上面下了一个文件，要从全市各乡在职的文化站长中录用一批国家干部，省里给该市的名额是三个人。
这对于全市的二十多名乡镇文化站捧着“泥饭碗”的站长来说，那自然是久旱盼甘露。但是僧多粥少，竞争激烈，为了体现公正、公平和公开的原则，市里有关部门成立了专门机构负责此项工作，条条杠杠定了不少。最关键的还是要看其在文化工作上的成就。
叶林生本是一名整天围着田埂溜溜转的农夫，只是热爱故事，十多年前提笔创作，数年下来，成绩斐然。他为人不善虚浮，口齿缓慢，话语中透着浓浓的乡音，听他的普通话，就像在吃夹生饭。他不会唱歌跳舞，不善书画拍照，也不善交往，惟一的作品就是在《故事会》上发表的故事以及几本获奖证书。
可是，面对着这次机遇，他仍满怀信心。
材料送上去后一个多月石沉大海。
他实在有些憋不住了，就搭车从乡下进了城里，到有关部门一打听，人家早已将选好的六个“苗子”送到教师进修学校去学习文化课，准备进行文化考试了。
叶林生一看那个名单，顿时心里凉了。那些“苗子”有的是受过市里表彰的劳动模范，有的美术作品在文化部拿过奖，有的是省文化厅命名的先进文化乡镇这方面的负责人，自己如何能与他们较量？
他有气无力地坐在文化局外面的沙发上。
就在这时，有一位副局长走进来，他一眼就看见坐在沙发上的叶林生，问清楚是怎么回事后，就对办公室主任说：“那边怎么没叫叶林生？他在《故事会》上发表了那么多作品，获了几次奖，我看也符合条件的。哪怕只有百分之一的希望，也应该让他去争取争取嘛！”接着又问了考试的日期，安排叶林生速去教师进修学校学习。
考试下来，在七个人中，叶林生得分排在第三名。
他于是就忙着体验，填表……局里又将其档案送往省里。
瞎子磨刀看见亮了，叶林生心里真高兴。
可是，令他意想不到的是，不久他的材料竟被退了回来。
问其原因，原来是他那几份获奖证书上盖的是《故事会》的公章。有关部门的人认为：“获奖证书必须是政府部门或所属文联各大协会颁发的才能认可，而‘故事会编辑部’如何认定？算哪个级别？”
这次，叶林生彻底失望了。
就在这时，市里一位宣传部的领导知道了这件事情。这位快言快语的领导就在一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单刀直入地说：“我先说一个人，他是唐王乡的一个农民，名叫叶林生。这些年来，他一心搞故事创作，已经在全国最有影响的《故事会》上发表了很多作品，拿了好几个奖……听有人说，叶林生那些《故事会》上的获奖证书不够级别。我不这么认为，艺术是没有级别之分的，如果有的话，那也是由人民大众说了算！我和我的家人经常看《故事会》，这个刊物在全国发行量很大！而且，她基本上是老百姓自己掏钱买了看的。叶林生有故事获奖，拉不上关系开不上后门，而是从全国这么多读者中自发投票投出来的，跟我们的人代会选举一样公正，这个奖还算低吗……宣传工作要抓特色，抓品牌，抓谁？叶林生就是一个！”
这位宣传部领导是一位作家，曾出版过几本散文集，也曾在《故事会》上发表过故事。他深知《故事会》这本刊物在全国的影响，也深知要在上面发表一篇作品之不易。也许是这位宣传部领导的话起了作用，这年十月下旬，叶林生突然接到上面通知，让他将在《故事会》上发表的作品和所有的获奖证书原件速送有关部门。
有关部门请专家看完了叶林生送去的资料。这些在《故事会》上发表的作品以其较高的艺术质量，立刻将专家们吸引，并得到了认可。
翌年四月，叶林生这位带着两腿泥土走上故事创作道路的农民作者，凭着他在《故事会》上发表和获奖的作品，终于得到了社会的承认，市里在原有三名转干名额的基础上，又破例单独为叶林生打了一份报告，本着爱惜人才、实事求是的精神，为叶林生申请破例转干。
上级审查后为该市增加了一个名额，叶林生从此成了一名国家干部。
1997年初，叶林生顺利地将家属子女的户口转入城市。
1998年底，叶林生从乡文化站调到市文化馆，从事专业文艺创作。
2002年上半年，叶林生被破格批准获得了群众文化系统高级职称资格。
现在，已经“功成名就”的叶林生没有忘记自己走过的人生之路，他仍然笔耕不辍，总是将自己最好的作品寄给《故事会》，他认为这是自己对《故事会》最好的回报。
《故事会》神话般改变了一个中国农民的命运！
第六章《故事会》外的故事（2）
2．一个书报亭的变迁
这家书报亭的老板蒋健生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竟成了个打工者，而他的老板就是过去在他手下打工的姑娘香玲。
蒋健生是一位退休职工。退休后在县城里开了一家书报亭，请了一个名叫香玲的姑娘来打工。满以为可能赚钱，谁知三个月经营下来，仅卖出去三百多元的书报，还不够给香玲发打工费。
面对这种情况，蒋健生老人想将这个书报亭转让给别人。
这事让香玲知道后，他便向蒋健生老人提出要来经营这个书报亭。
蒋健生老人有点不太相信，一个年轻的女孩子难道比自己还强？为防万一，在交给她之前便与其订立了口头协定：一年内，老人不要她分文，她也不要向老人讨工资，但交税、付管理费都得由她负责。
别看香玲年轻，但却很有经济头脑。经过市场调查后，她决定以《故事会》为拳头来打开销路。
她将老人过去进的那些卖不出去的书刊，都以六折的优惠价全部处理了，又将所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