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睡了一觉。陈其五等人说他态度不好，不能再在高教局里交代问题，下午就被公安局的人抓走了。这一去，就关了十多年，直到1966年才放出来，仍旧是监督劳动。
“这不是诱捕吗？”我问。
贾先生却说，在家里捕还是到高教局去捕，其实都是一样的。他认为杨西光对他还算客气，在去高教局的路上，还送他两包中华牌香烟；到了高教局，陈其五宣布对他停职审查时，杨西光还说：“贾先生，我们学校里缺教师，你把情况弄清楚了，就赶快回来教书，我们需要你。”
贾先生真是老好人，凡对他做过一点好事，或讲过几句好话的人，他都记得，永远表示感谢。
他还告诉我，在胡风案子平反之后，有一次章培恒进京开会，见到杨西光，杨西光叫章培恒带话给他，说那次送他到高教局，是上面的通知，即使他杨西光不送，也会有别的人送的；并说，贾先生如果愿意见他，下次到北京时打电话给他，他派车子来接。他还抄了电话号码托章培恒带给贾先生。
第一部分革命与反革命之间（2）
贾先生说：“他所说的倒也是事实，不过我没有去见他。”
章培恒当时虽然刚毕业，但已是中文系党支部书记了，——那时，各系还未设立总支部，他这个支部书记，就相当于后来的总支书记，就是领导全系的人物了。他的规格比贾植芳略低一级，是党委副书记王零坐汽车到他家中来接，也说是到高教局开会，是舒文把他留在高教局里写检讨，两三天后，再把他隔离到一个什么地方，——因为车窗挂上窗帘，他也搞不清这是何处，但凭他老上海的经验，觉得这也许是建国西路什么地方，不过十多天后即放回复旦，当然仍是写检讨。他的罪名是给贾植芳通风报信。其实，他只对贾植芳说过：“反胡风是中央的决定。”这是不言而喻的事，那架势有谁看不出来呢？当然，他还有别的一些可以上纲之事。因为他曾经说过，他在学术上想研究三个专题：一是鲁迅思想，二是胡风文艺理论，三是屈原作品。这第二项，在当时已经是一个大问题。而且，章培恒虽然担任支部书记，做着政治工作，却是书生气十足，不大能领会政治行情，在周扬发表《我们必须战斗》的声讨檄文之后，他竟然写文章到《人民日报》去与之商榷。文章当然不会发表，但账还是记着的。而且，他还写过一篇文章，批评《文艺月报》上对于路翎小说《洼地上的战役》的批评，这篇文章虽然没有寄出，但曾与老同学王聿祥说起过，王聿祥在新文艺出版社工作，回去讲了出来，有人就写了《感情问题及其他》加以批判，并且赶着加料出了书，这一切很快就反馈到复旦来，都成为章培恒的罪状。后来，王聿祥也因胡风案被关了进去。审查的结果，章培恒不但被撤掉支部书记的职务，而且被开除了党籍，调到校图书馆去工作。
施昌东则是直接从学校里逮捕的。不过公安员还算讲文明，用一块手帕将他手上的手铐遮住，算是顾全他一点面子。但关的时间却很长。听到他回校的消息，我到淞庄宿舍去看他时，已是第二年的夏天了，后来他就留在系资料室做资料员。把他关得很长的一个理由是，他有托派嫌疑。但是，听章培恒说，那时这个问题已经调查清楚了，知道他是冒名顶替，用了一个叫施昌东的人的文凭报考学校，他原名本叫施昌骥，托派嫌疑是文凭的真正主人那一个施昌东，不是他。这样看来，只不过是借着这个因头，把他逮捕，实际上还是要审查胡风案件。章培恒在被审查前是党支部书记，这些事应该是清楚的。我记得在反胡风运动中，施昌东不但没有为胡风辩护，而且在运动初期还写过一篇批判胡风文艺思想的文章，发表在《文艺月报》上，影响很大，与姚文元同列为上海的新生力量，但运动一深入，情况就改变了。
另一些受影响的同学，如曾华鹏、范伯群等，则是在学校里审查，他们当时都是毕业班学生，本班同学毕业后，他们还集中在一间平房里学习。曾华鹏在反胡风运动初期，也写过一篇批判胡风文艺思想的文章，发表在《解放日报》上，很引人注目，但也无济于事。本来，曾华鹏、范伯群和施昌东一样，都是班上的业务尖子，应该留校做教师的，但因此却被开除团籍，曾、范二位分配到外地去教中学。不过，他们到工作岗位以后，也都恢复了团籍，而且不久，曾华鹏调到扬州师院任教，范伯群调到《雨花》杂志做编辑，后来又到苏州大学任教，都成为很有影响的专家学者，此乃后话。
我们入学时，54届已提前毕业，55届是三年级生，却算是老大哥了，一些热心的同学常对我们这些小弟弟加以指导，施昌东、范伯群、曾华鹏都与我们较熟，后来我留系任教后，又与章培恒熟悉起来，所以对他们的情况也较为了解。我原以为当年受牵连的大概只此四人，顶多再加上一个潘行恭，他曾以章培恒为模特儿，写过一篇小说，发表在《人民文学》上，大概与他们关系较深。直到近年，我才问贾植芳先生：“除了章、施、曾、范四位以外，你的案子还牵连了多少同学？”贾先生说：“一共牵连了20多位。比如，张德林、陈秀珠夫妇，已经毕业，分配在华东师大工作，也受到审查，陈秀珠是党支部书记，也被撤职，后来又开除了党籍。还有两位分配到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也定为‘控制使用’，不过他们自己并不知道，我是在胡风案平反之后，我哥（贾芝）告诉我的，他是文学所的领导，掌握内部情况。”
复旦凇庄（第六宿舍），和当时其他几个宿舍一样，原是日本占领军的兵营，矮小、简陋、潮湿。1953年我入学时，这里是学生宿舍，前面还住着几户助教。1954年成为教工住房。我在1959年结婚之后，几经周折才分到了楼下一间房子，一直住到1978年。
贾植芳先生爱才，而且慷慨大方，颇有江湖侠气，所以许多同学都喜欢与他接近。贾先生也常常请学生吃饭，接济金钱，帮他们看稿，介绍发表之处，接洽出版事宜。然而这样一来，却就成为拉拢学生、腐蚀青年的罪行，有人在全校大会上声讨，有人在报刊上进行揭发。这些文字，就收在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编辑、新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揭露胡风黑帮的罪行》一书里。
第一部分革命与反革命之间（3）
在复旦，除了贾植芳和他的学生受到拘留和审查之外，作为反胡风运动领导小组成员，曾送章培恒到高教局去审查的校党委副书记王零，他自己在不久之后也受到了审查。据说有一次市高教局召开各校反胡风运动领导小组成员开会，王零也接到通知，但到得会场，主持人却宣布王零不得参加，这无疑给他当众难堪。王零是因为与刘雪苇的关系而被审查的。他与刘雪苇原是华东革命大学的同事，刘雪苇后来做了上海市委宣传部文艺处处长、新文艺出版社社长，曾到复旦大学做过报告，王零略尽地主之谊，请刘到家里吃过饭，为这事就审查了将近一年，但不久也就官复原职了。大概王零与刘雪苇只不过是工作关系吧，否则怕是难以过关的。王零原是新四军军部的作战参谋，一向从事“武化”工作，与文艺界本来并不搭界。不过在“文革”结束，刘雪苇复出并继续研究鲁迅时，却仍找他的老朋友王零帮他查找资料。王零还特地跑到我家来要我帮忙，后来又转来一本刘雪苇的赠书。胡风案平反以后，有一次与王零坐在一起开会，我曾问及此事，王零很超然地说：“唉，那个时候，总要审查一下的。即使没有这件事，也会找别的理由来审查的。”遂一笑了之。
反胡风运动虽然牵涉到很多人，但毕竟不能把所有的人都卷入。因为并不是人人都与胡风和“胡风分子”有交往的。接着而来的肃反运动就不同了，它几乎与全校师生都有关系，谁也不能置身事外。大家先是学习公安部长罗瑞卿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用以武装思想，擦亮眼睛，提高警惕，接着就展开检举揭发运动。不但要揭发反革命的事实，而且要揭发反动言论。而这“反动言论”又无明确的界限，于是弄得人人自危了。比如，谭其骧教授在浙江大学历史系教书时，很受到该系系主任张其保У钠髦兀写酥鲋鳎匀换崴邓妇浜没啊Ｕ牌浔＇是历史学权威，尤长历史地理，与谭其骧是同行，他著作等身，影响很大，谭其骧说他是有学问的人，而且对浙大很有贡献。这原本没有错，但张其保У纳矸萑词拐饧妇浠俺闪宋侍狻８且虺虏祭鬃陨鄙硗鲋螅牌浔＇接替了陈布雷的工作，做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秘书长，成为蒋介石的又一个文胆，后来又担任台湾的教育主管部门负责人，这就成为反革命人物，在政治决定一切的年代里，谭其骧肯定张其保У难剩褪俏锤锩肿咏泻茫獾比槐蝗衔欠炊月郏艿脚惺悄衙獾摹Ｋ淙缓罄床⒚挥懈ㄗ铮笔抡咝那槭呛懿挥淇斓牧恕！ �
第一教学楼，建于1953年。直到它建成，我们才有了像样的教室。由于学生日益增多，有很多课就移到临时搭建的平房里去上。在这幢大楼里，我听过郭绍虞、蒋天枢、刘大杰、王欣夫、吴文祺、张世禄、郑权中、方令孺、余上沅、鲍正鹄、蒋孔阳、胡裕树诸位老师的课；朱东润、赵景深、濮之珍、伍蠡甫、杨烈等老师的课，则是在平房教室里听的。这些课程，为我打下了治学的基础，给我留下终身难忘的记忆。
更有甚者，则以言论定罪，或以社会关系定罪，被打成为反革命分子，就更是冤哉枉也。当时“肃”出的反革命分子不少，比如，中文系的余上沅教授，只不过是杨帆的老师，他做戏剧专科学校校长时，对杨帆这个学生颇为赏识，将他留校工作，后来国民党政府溃败时，教育部指令戏剧专科学校迁至台湾，余上沅在杨帆的影响下，抗命不迁，将学校保存下来，交给共产党的军代表，而且自己也拒绝国外的高薪聘请，留在大陆。这些行动，应该说是对革命有贡献的，但潘汉年杨帆事件出来后，余上沅就被作为这个集团的同伙捉将进去，一年之后才放出来，已经是毫无生气了。新闻系的赵敏恒教授，是一位相当活跃的名记者，曾担任过一家外国新闻社远东分社的负责人，在抗日战争时期曾做过许多重要的报道。他留在大陆不走，应该说是一种爱国行动，但却被怀疑为潜伏的特务分子，也坐了很多年的牢。在学生中也有被打成反革命分子的。我们中文系有一位两手残疾的学生，被揪了出来，说他当过还乡团，手持大刀残杀农会干部，自己的手也被砍伤了，因而被关进了监狱。“文革”结束之后重新复查，才证实他的手是患小儿麻痹症而致残，而且那时他才十二三岁，不可能参加还乡团，也并没有杀人，参加还乡团的是他的父亲，并不是他，因而得到平反。但此时他已年老，而且与社会脱节太久，无法正常工作了，听说是让他领退休金了事。
双百方针与向科学进军
但是，到得1956年，情况就有了很大的变化。
1月中旬，中共中央召开关于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