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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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往事- 第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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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百方针与向科学进军    
    但是,到得1956年,情况就有了很大的变化。    
    1月中旬,中共中央召开关于知识分子会议,周恩来在会上作《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强调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并且宣布:我国知识分子的绝大部分已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次会议还发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号召。    
    5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认为文艺上应该提倡百花齐放,学术上应该提倡百家争鸣。    
    为了贯彻百家争鸣的方针,中共中央宣传部马上抓两个重点:在文科,组织了一场美学讨论;在理科,召开了一次遗传学会议。


第一部分革命与反革命之间(4)

    1956年,中共中央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化方针,又发出“向科学进军”的口号。复旦于当年5月份借校庆51周年之机,举行了第三届科学讨论会。照片上,陈望道校长正在会上作报告。之后各系分场讨论,学生亦有专场,连续数天,热闹非凡。    
    美学讨论是由朱光潜的自我检讨开始的。他在《文艺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我的文艺思想的反动性》,否定了自己原有的美学观点,表示愿意接受大家的批评。然后在对朱光潜的批评中,形成不同美学见解的争鸣,有主张美在主观的,有主张美在客观的,朱光潜也参加争鸣,他提出了新的美学见解,主张美是主客观的统一,还有人从苏联引入新的理论,强调美的客观性在于它的社会性,一时间争得很是热闹。我们系的蒋孔阳先生也参加了讨论,在复旦带动起一股美学热。后来蒋孔阳的文艺思想受到批判时,他就转入美学,特别是西方美学的教学与研究,使复旦中文系的文艺学学科形成一种特色。听说组织这次美学讨论的中宣部副部长周扬,后来对《美学概论》编写组的人说过:让他们主观客观地争论去,反正不涉及现实问题。他无意间透露了百家争鸣的底线:不能涉及现实问题。可见,文科学术研究之脱离现实,实乃有意为之,是一种政策导向。而胡风、冯雪峰的文艺思想之所以受到批判,就是因为现实性太强之故。一方面批评大学教师的学术研究脱离现实,另一方面又深怕别人接触现实问题,这是自相矛盾的事情,而大学教师之受到责备,实在是冤哉枉也。    
    遗传学问题,与复旦关系更加密切些。因为这里有个摩尔根学派的代表人物谈家桢教授。在“一边倒”年代,我们对学术问题的看法也是紧跟苏联的。苏联学霸李森科将遗传学分为米丘林和摩尔根两个对立的学派,认为前者是无产阶级的,唯物主义的,后者是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的,而基因学说更被说成是捏造的伪科学。复旦生物系谈家桢教授是摩尔根的入室弟子,曾经从事果蝇种系进化和亚洲瓢虫色斑变异研究,提出了“异色瓢虫斑镶嵌显性遗传理论”,在国际遗传学界很有影响,现在当然是首当其冲了。1950年,苏联遗传所副所长努日金来华,就指名要与谈家桢讨论,1952年,国内生物学界又一再强调坚持米丘林方向,公开批判摩尔根学说,这对谈家桢形成很大的压力。1952年5月27日《复旦》校报上登有一张谈家桢看显微镜的照片,文字说明是:“生物系主任谈家桢教授学习米丘林学说研究遗传学。左图为谈教授用显微镜观察果蝇。”这显然是对外界压力的一种应付,因为从照片上,实在看不出来谈家桢是用米丘林学说来研究遗传学,还是用摩尔根学说来研究遗传学,反正顺着形势来说就是了。    
    1956年8月间在青岛召开的遗传学座谈会,是在苏共20大之后。那时,苏联已经开始对斯大林进行批判,以斯大林为靠山,用行政命令的方式扶植起来的李森科,也开始遭到苏联科学界的清算。这不能不对中国生物学界产生影响。所以在双百方针的推动下,摩尔根学派就有了翻身的机会。对于谈家桢说来,无疑是一次精神解放。次年,毛泽东又两次接见,鼓励他把遗传学搞上去。有毛泽东撑腰,事情当然就好办了,复旦在1959年成立了遗传研究室,后又扩建为遗传研究所,终于在遗传学上搞出了成绩来。    
    抓重点是为了推动全面。那一年知识分子特别兴奋,觉得发挥作用的时机到了,都有点跃跃欲试的样子。我印象较深的有:周谷城在《新建设》杂志上发表《形式逻辑和辩证法》一文,引起了持续数年的形式逻辑问题讨论;王中在新闻系提出新闻改革的观点,引起很大的社会反响;在我们中文系,一些曾经在反胡风运动中被批判的观点,又提出来讨论,如写真实问题,文学的艺术特征问题,蒋孔阳还在校庆科学报告会上提出了一篇长文:《论文学艺术的特征》,——当然,这与苏联文艺界的新变化也不无关系。这年的科学报告会,办得特别热闹,不但教师提供论文,学生也另辟专场。此后每年举行一次,持续了很多年。应该说,这对复旦的科学研究,是有推动作用的。可惜到得阶级斗争天天讲、月月讲的时候,就在无形中中断了。后来虽然恢复,可已不再有当年的盛况。    
    那时,使我们特别兴奋的,是领导上还提出要鼓励“独立思考”,这是以前所没有过的。本来,自由的思想,独立的精神,正是知识分子创造性工作的基本要求,在1949年以前,复旦学子还将“学术独立,思想自由”写入校歌。而百家争鸣与独立思考更是相辅相成的,没有独立思考,何来不同意见的争鸣?既然要百家争鸣,当然需要独立思考。但在多年强调思想统一、形成舆论一律的形势下,这种精神已经失传了,现在重新提出独立思考问题,的确是鼓舞人心。当时不但领导上鼓励独立思考,而且教授们也都现身说法,强调独立思考对学术研究的重要性。《复旦》校报上还登着一大篇郭绍虞教授谈独立思考的讲话,很具说服力。    
    但是,“独立思考”的口号,与“驯服工具论”却是针锋相对,不能兼容的。要独立思考,就不可能盲目地服从;要做驯服工具,就不能进行独立思考。两者冲突的结果,当然是“驯服工具论”取得胜利,凡认真进行独立思考者,无不在现实面前,碰得头破血流。    
    


第二部分“阳谋”下的落网者(1)…(图)

      1956年是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知识分子心情最舒畅的一年。    
    这一年,中国共产党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发出了“向科学进军”和“独立思考”的号召,这种方针和号召,切合文化科学工作的特点,适应国家建设的需要,因而激发起知识分子最大的积极性。    
    这一年,人民政府实行工资改革,知识分子的待遇有大幅度的提高。以上海八类地区计算,一级教授的工资有360元,副教授和讲师相交叉的六级工资是156元5角,比原来多出几倍,有些刚工作四年的新讲师就有92元,最低级别的助教也有65元5角。而当时的物价,虽然已经上涨,但还算低廉,一个大学生每月的统一伙食标准是12元5角,大食堂里每客客饭是2角钱。所以这次工资改革,对知识分子的生活的确是大有改善,解除了他们在经济上的后顾之忧。    
    本来,在这个基础上,是可以出现一个文化繁荣,科学昌盛的新局面的,但是,到得1957年夏天,情况却发生突变。整风运动原先是号召大家提意见,鼓励鸣放活动,但当人们经过一再动员,开始鸣放时,却突然一转而为反右斗争,将积极鸣放者大批打成右派分子,定性为敌我矛盾,而且说,这本来就是一个“阳谋”,目的在于“引蛇出洞”。这真使人惊诧莫名,突兀万分。但现实又是这么残酷,这些中计落网者,从此走上了悲惨的人生之旅。    
    层层动员,大鸣大放    
    虽然有了1956年的政策变化,但知识分子毕竟经历过1952年的思想改造运动和1955年的反胡风斗争和肃反运动,仍旧心有余悸,并不是马上就肯大鸣大放。为了造成鸣放局面,上面可以说是花了九牛二虎之力,从中央到基层,层层动员,毛泽东还亲自出马,在天津、山东、江苏、上海等地发表讲话,这才将群众发动起来。    
    我们可以排一个大致的日程表:    
    1957年2月27日—3月2日,毛泽东主持召开第十一次扩大的最高国务会议,并在会上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这是一个纲领性文件,它提出不同于苏联模式的社会矛盾学说,正式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确定为文艺学术的方针,并提出与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政策。这个文件在没有正式发表之前,就破例将记录稿传达到各文化单位,起到全面动员的作用。    
    3月6—13日,中共中央召开有党外人士参加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即后来公布的《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在这里,进一步强调“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是一个基本性的同时也是长期性的方针,不是一个暂时性的方针”,打消顾虑,鼓励鸣放。这是一个中央级的鸣放动员会。    
    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5月1日,《人民日报》公布了这个整风运动指示。    
    4月底5月初,中共上海市委召开宣传工作会议,吸收党外人士参加,动员鸣放。复旦大学教授周谷城、周予同、王造时、陈仁炳等都参加这次会议,并且做了发言。    
    5月8日—6月3日,中共中央统战部邀请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举行了13次座谈会,倾听他们的意见,推进整风运动。    
    6月初,复旦党委召开各种类型的座谈会,动员鸣放,号召大家帮助共产党整风。有全校性的鸣放会,如6月3日和7日两次教授座谈会,也有党委派人到各系召开的鸣放会,约有几十次之多,有些会议,如物理系、历史系的会议,都有党委副书记王零到场,听取意见。    
    这种座谈会一直开到基层。在学生中,各年级党支部也都召开年级座谈会,鼓励鸣放,听取同学对党支部和上级党组织的意见。    
    如此层层动员,造成鸣放气氛,许多人终于打破顾虑,直言提出意见。这些座谈会上的发言,每次都作有记录,墙上贴的大字报,也有专人抄存,名曰留作整改依据,实则作为“反攻”时备查之用。这些会议记录和抄存的大字报稿,想来现在应该还是保留着的罢。但是复旦虽说建立了档案馆,而这些40多年前的历史档案却并不开放,所以我只有摘录一些当时校报上的记载和根据对过来人的访谈记录,来说明那时复旦的鸣放情况。    
    共六人举行了座谈,党委王零同志也参加了这一座谈会。物理系系主任王福山教授说:“过去党做错了事,总不肯公开地向群众承认错误。只是个别的道歉,群众不知道。这就不能发挥人的积极性。党又不愿意接受群众的意见,直到碰了鼻子,还说有理,群众很不服气。而且以前一味强调苏联怎么好,怎么好,这实际上是一种洋教条。”在“以党代政”方面,他举出与自己有关的三件事情:系里请某教授任副系主任,调某教师到安徽师范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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