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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白胖子拿来几盘录音带，让他选几首歌，老五挑了五首，白胖子说到时候报幕的再随机选吧，另外还告诉老五唱歌时越火暴越好，趴在舞台上唱才好呢。直到老五快上场时他依然没看见摇滚巨星到来，老五是第二个上场的，在他之前是个女歌手，她扯着嗓子唱了三首歌，没一首不走调的，老五听得直摇头，可台下那帮听众却一个个兴奋得直吐舌头，也许在他们看来这就是摇滚吧。
主持人也许是看老五年轻力壮，身体比较好吧，足足让他唱够了五首歌。这是老五在北京的舞台上第一次亮相，他倒没计较什么，反正唱好了就行。
演出结束老五才知道，别说巨星连黑猩猩都没有。总共只有四个他这样的歌手，就把郊区的北京老百姓给蒙了。据他估计那天来看演出的至少有一千多人，一个人十块票钱的话就得一万多，白胖子不发财才怪呢。
到北京后，白胖子塞给他二百块钱出场费，一再嘱咐他要保持联系。果然老五以后还跟他出去演出给几次，由于混熟了，他的出场费有涨到了五百。不久白胖子突然不见了，满北京也找不到他的人影。后来有几个和他一起演出过的歌手告诉他，最近走穴查得太紧，税务部门也盯上白胖子了，他已经出国躲风头去了。
《外地人在北京》 第二部分没成名但过得挺滋润（4）
此时的老五已经认识了几个唱歌的朋友，也包括后来的阿黄和余丽。他们到处给人家唱歌，什么产品发布会、婚礼、商场的促销活动，偶尔有人请他们出去在剧场里唱几回更是求之不得，一年算下来，老五发现自己有能挣不少钱。可他心里实在不是滋味，当年和他一起给白胖子演出过的一个歌手现在已经成名了，这家伙本来唱得不怎么样，可不知道人家认识谁了。而他还在为了找演出发愁，怎么好运气就落不到他身上呢？
其实在北京混还真得有人，早年间京戏红火的时候，北京人就讲究捧腕儿。你喜欢大云，他喜欢小燕，两拨人本来是好朋友，为了这点儿事也能吵个连红脖子粗。要是大云和小燕同时在一个场子里演出，两拨人碰上就非得闹出点儿事来不可，往往台上唱戏的没怎么样，台下捧臭脚的能打起来。这事听着可笑，可在当时一点不新鲜。捧腕的就跟现在的追星族差不多，剧团里精明的老板，要是想捧谁就花钱顾一帮人捧腕儿，在外面摇旗呐喊。其实只要唱的不是太差，捧上两三个月，没有不出名的。
现在的北京演义界，情况也差不多。老五这样的人要是有人给好好包装一下，当个专业歌手是没问题的。关键是他到现在也没碰上肯为他下些工夫的伯乐。
要说老五是有些怀才不遇的话，余丽就是另一码事了。她的歌唱得很一般，根本不会玩乐器，甚至连五线谱都不认识，唱歌只是跟着录音机学。老五要是拿这事挖苦她，余丽就会瞪着眼说：“不认识五线谱又怎么了？黎明也不认识人家一样走红，红得都发紫了，你倒认识呢，又怎么样？”不过余丽的模样长得还可以，这正是她混下去的本钱。
她在南京老家的时候，认识了一个到南京拍广告片的北京广告公司创作总监，总监瞧她长得不错便请她做了回模特。余丽从小就梦想到北京去明星，认识个总监自然不愿意轻易放过，一来二去。两人就在宾馆里发生了那种关系。总监没办法便答应可以帮她到北京来发展，刚来北京时由于她和总监这层关系，日子过得还是蛮滋润的。每个月都会从总监的广告公司挣几千块模特费，总监也经常带她见些名人。她本以为自己的明星梦有着落了，可不久总监的广告公司发生了大的人事变动，总监的位置让人家顶了。虽然他后来又到另一家公司当总监了，可权利却比以前差远了。
虽然总监欠余丽的人情，可余丽总不能为这事把人家逼死，无奈她只好另找出路。不久她在一次露天演出中认识了老五，当时余丽还真以为老五是个小明星呢。于是她又使出了让一般男人无法脱身的招数，可余丽献身后发现老五不过是个没成气候的歌手，为这事她和老五吵过几次，可老五笑着说：“我也没逼你，是你自己送上门的。”余丽气急败坏可又没办法，当时她已经没生活来源了，于是余丽提出要和老五搭伴演出，只要老五有戏就得带上她。老五也知道她的日子不好过，就答应了。不仅答应了，没事还教教她怎么在舞台上煽情，从哪个地方发音比较好听，其实上余丽是老五的半个情人和徒弟。
阿黄的历史就很简单了，高中毕业后就从南昌来北京了。她先天条件比较好，本以为到北京就能找到伯乐，可她在北影厂、东方歌舞团门口转悠了难年，试过几次镜头都让人家给刷下来，有人说她长得像某明星，她就大着胆子去参加了模北京有线电视台的模仿秀，初选过关，可复试的时候又给刷了下来。正在她走投无路的时候，碰上了余丽。可能老家不远的缘故吧，两个人挺投缘。不久余丽就叫她一起去演出了。
说实话。连老五都承认阿黄的声音条件非常好。可唱了大半年还是在歌厅、堂会上混。“也许将来家里死人流行请唱歌的了，咱们就出名了。”老五常这么念叨。
现在他们三个仍然伙在一起演出，老五的门路多些，有时候人家是单独请他去，还事先声明只请他一个。碰上这种事余丽少不了挖苦老五几句。可最近她不太在意了，因为她又认识了一个影视公司的策划，天天和人家泡在一起。
“小心。他没准有梅毒。”老五知道她要干什么。
“你倒没有梅毒呢，我总不能唱一辈子野台吧？”余丽才不理这一套呢。
老五对出名的事早没信心了。“你呀，能唱野台子就不错了。这个月你演了九场，也有万八千收入了吧？还不知足，早晚让人家把你卖到妓院里就老实了。”
余丽冷笑一声：“你就在野台子上混吧，等我出了名再好好捧你…”
至于余丽后来和策划的关系怎么样，别人就不得而知了，反正在一个产品发布会大家只看到了老五，连阿黄都不见了。听说余丽带她去拍戏了，可不久又听说那个剧组由于资金不到位解散了。
笔者前些日子看了一本书，主要是说美国好莱坞的陈年旧事。看着那些大名星们发迹的历史，笔者不仅有些似曾相识的感觉，真应该让老五他们看看人家是怎么成功的。可看到书的最后，笔者不仅笑了，作者说：不成功的理由非常多，而成功的理由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把脸皮撕下来贴到屁股上。
人家美国人是这样，不知道中国的演义圈儿又是副什么样子。奉劝要来京城演义界发展的朋友，先摸摸自己还有没有脸皮。
《外地人在北京》 第三部分歌厅里总是笑脸（1）
（歌厅文化与现代歌女）
在此笔者提醒大家，到南方去，一定要管女士叫女同志，千万别叫小姐。在南方“小姐”二字是转用名词，决不可瞎叫的。
黑格尔说：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可他却不敢说存在的就是正确的。因为所有的存在都与利益相关，一旦失去了利益的驱动，那么一切都将成为无米之炊，无源之水。然而在利益杠杆面前，恐怕连圣贤都不能保证其阴暗面的不存在。
国内这两年受亚洲经济危机的影响，经济状况不好，市场疲软，由于市场前景比较悲观，人们大多在消费时采取持币观望的态度，前几年火暴的市场消费明显降温了。针对消费水准下降的现实，有人总结了几句顺口溜，听来可笑，倒也非常形象：
“商场站傻售货员，
饭馆闲着炊事员，
白天急死开的的，
晚上急死当鸡的。”
的确如此，商场冷落，饭馆冷清，开出租车的一天一百多公里的空驶让司机们心疼，而“当鸡的被急死”说起来就不那么简单了。
九五年，笔者随单位的车去长沙送货，在107国道上整整走了三天。让笔者惊奇的是国道上饭馆的密度惊人，几乎每公里都会有几家大大小小的饭店，多的地方甚至是一串一串的。有三层楼的大酒店，也有一间小屋的小吃铺，但饭馆无论大小气魄都挺大，什么远东、欧亚、大江南、新世界，名称都非常吓人。整条国道似乎只有豫鄂交界的大别山区，峰高路险，饭馆才比较少些。
与笔者一起去的司机说：“什么他妈饭馆，全是鸡窝。”据笔者观察司机说的应该没错，一到快吃饭的时候，国道上就春光无限了。路边的小姐就像出笼的鸽子一样，甚至能飞到公路中间去拦车。她们毫无顾忌地向司机比画着下流的手势，离城市比较远的地方，有的小姐说闲话公然向过路司机撩裙子。我们第二天跑到信阳附近，笔者的司机终于禁不住诱惑了，中午吃饭时，拉着个小姐跑进饭馆的雅间里呆了半个钟头。
“你也不怕得病？”再次出发时笔者埋怨他。
“咳！像我们走长途的，一个月着不了三天家，有这帮小姐不还能出出火吗？才四十块！”司机倒比旁观者还自然。
据说在国道上明目张胆的卖淫早就是全国性的问题了，而北京心照不宣地大规模引进三陪小姐则应该是九十年代以后的事。有人说一条107国道解决了十万小姐的就业问题，而偌大的北京估计得有二十万小姐以此为生。虽然近两年由于消费不旺和扫黄打非，在北京的外地三陪小姐渐少，但也绝不会少于十万人。因为据太原去年的统计（太原三陪小姐要上税），仅太原市就有上岗证的三陪小姐就是十万人，北京要是少于十万就见鬼了。
笔者认为“三陪小姐”是一个过时的叫法，应该叫四陪才合适。所谓三陪就是“陪吃、陪喝、陪玩”，实际上这是三陪小姐刚兴起的时候，大家一种比较暧昧的叫法，他们把最重要的一条儿给省了，那就是“陪睡”。一般歌厅里的小姐，把跟客人出去睡觉叫出台，实际上没有几个小姐没出过台的，千万别信那种“我们这里不允许”之类的鬼话，见了两次没有带不出去的小姐。第一次不愿意出去是因为怕你是便衣。
嫖妓、卖淫的话题的确是国人所不齿于口的，然而作为社会中人，谁也不能对这种社会现象视而不见，它的存在本身就是无可否认的客观事实。正如我们在本文开头所讲的，存在的就是合理的，那么卖淫、嫖娼这种现象存在的合理性又在哪里呢？
社会学家发现在黑猩猩的社会中，就有雌猩猩用性交换取雄猩猩食物的现象。可见卖淫现象并非人类社会所独有，而其最原始的动机也无外乎经济意义。可以这么说，在经济社会中，只要卖淫这种现象存在经济价值，那么无论采取什么手段，这种社会毒瘤都是很难根除的，也可以说，这是人类社会的一种必然现象。其实无论我们对这种现象采取什么态度，都必须承认这一点，正象谁也无法使人不得病一样。偷窃、卖淫等现象是经济社会的通病，将来的事我们不去推测，至少到现在为至，任何国家任何社会都没有完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