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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实际，融入都市的我真的就不寂寞了吗？我常常听到邻居的哭泣，我不让邻居听到我的哭泣，我想看看邻居的脸，可对面的门紧紧反锁着，这一锁就是几年。时光锁住了一颗心，我不能抵达一扇门。虽然距离只有几步，可这成了心与心之间无限的遥远。短短几年的都市生活气息已让我确切地体会到了人世间最无情的寂寞。它像一股强烈的冷空气不时地横扫你的心窗，提醒你关闭，要你提防意外受伤。现在想来，西藏边防连队的寂寞算不上寂寞，就算寂寞也是一种美丽，那是一种吆喝一声就能听到雪山回响的充实。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又回到了拉萨。
这是我离开西藏几年之后第一次回到拉萨。刚下飞机，我在贡嘎机场碰到一个十分熟悉的人——他即将登上飞机。我们相互对视不下五分钟，最终我还是喊出了他的名字——吉老兵。他一回头，眼里泪花闪动。我手上的行李沉沉地掉落在地。这简直就像导演安排的一个特写镜头，但我分明相信这是命中注定的一次不谋之约，是一种时光集合了多年才创造的奇迹。与我们在边防连队时相比，吉老兵明显老多了，他黑红黑红的脸上布满了像藏族人一样深刻的皱纹，可吉老兵看我一阵，却说：依然年纪轻轻的。因为我们的偶然重逢，吉老兵特别央求机场工作人员给他换了下一个航班。对此我十分过意不去，但又有种说不出的兴奋劲。当我充满好奇地问起他为何还没离开西藏时，他只是淡淡地说：“边防需要我，我离不开连队。”他略有伤感地告诉我，过去那个边防连队已经不存在了，他们搬进了新的营房；他又到了种菜班；那儿已经不吃咬不动的干菜罐头了；连队又来了一个喜欢写诗的兵，昨天刚满十九岁，长得特别像我，但眼睛没有我忧伤。
我突然想起一张脸，一张流满泪水的脸。
我问，强鹏呢？还有村庄那个卓玛呢？
他说，强鹏一年前以一名中尉军官的身份转业，卓玛同他一起走出了西藏。
2004年11月25日凌晨1：57
我在拉萨的小木屋里写下——
1997——我的诗就像幼稚的孩童撒在尼洋河中的尿，一场秋风之后，边防连队的细节已被回忆一扔千里。而我能捏在手里的，仅仅只是爬上山顶之后拾起的一块石头。我在想，一块石头，让它从边防连队砸出去，它能跑多远？
第四部分：站着也是一种胜利一个故事两个人
一个故事两个人
那年的夏天，我在瓦屋山上采风，听女诗人夏叶讲了这样一个故事。
有个苦恋文学的男人，年届不惑仍光棍一条，效仿古代文人迷恋文学至今。遗憾的是，此君没有多少灵气，更谈不上文学天赋。但他并不知道自己水浅，满以为执著就能缩短理想与现实的距离。于是，日夜挑灯看剑，不熬到眼睛发红怎么也不肯钻进被窝。
可实际呢？勤奋并没有为他换回同等的待遇，反而亏待了他自家的几亩责任田：长年荒芜，颗粒无收。而他那得意的豆腐干文章也只是在编辑们被死乞白赖搅得头昏脑胀的时候才让其在报屁股上露露小脸。要命的是，往往只有三块钱的稿费他却执意要花上四块钱的车费到报社找财务取出来。算上未发稿时，此君频频坐车、打电话找报社编辑“沟兑”的费用，黄瓜二两早就倒贴进去了。
岂不说现在人家眉飞色舞的姑娘们多么的实惠，就是再脱俗再超然再纯情甚至再傻，她也总要吃饭吧？鬼才愿意跟他喝西北风，故作潇洒，天天吃什么高雅的文字小餐。
然而此君从来不信邪，常常面对众人昂首挺胸掏出“亚细亚文化传播公司特邀撰稿人”、“××报太阳特刊专栏作家”、“ ××青年诗人学会会长助理”等一系列光荣的红本本，他怎么也不相信如此荣誉桂冠获得者会觅不到知音。
但不如意的事，还是让他给撞上了。
有位姑娘与他相亲时，听了他的自我介绍后，说：作家只会坐在家里写字，顶个屁用。我要找的不说有钱嘛，至少会栽秧打谷，只要不饿肚子，缺点都可原谅。
此君一听，大怒：“俗！俗！俗！我这等高雅写作人士，你般配吗？简直是一朵臭牡丹还想插鲜牛粪。哼！也不照照自己！”
姑娘瞥了他一眼，不甘示弱道：“呸，如果你真是一只好鸟还会等到现在？”
“我不是鸟，可我追得上你。因为，我有想象的翅膀，我可以在天上飞，而你却只能在地上一挪一挪。”说完，他抹把脸，拂袖而去。
姑娘愣在那里，好半天才低下头来：原来他比我还了解自己。因为姑娘从小就是个跛脚。
后来，此君再也无人问津。焦虑之余，他贴了一则征婚启事出去。不开的“壶”不提，启事上自然没有“房产”、“收入”、“年龄”这些实质性的内容，倒是认真地罗列了自己从事写作以来所发表的获奖篇章。譬如《我是作家我爱谁》、《后悔那株玫瑰没有插上你的窗棂》、《其实，我不是爱哭的男人》、《孤独不是我的错》、《美女不过如此》等等。结果无一姑娘应征，反而成了大街小巷经久不衰的一则笑谈。
另一个故事，是在我当兵的西藏。现在讲出来，我们可以在茶余饭后警醒自己。故事的主人公来自沂蒙山。
故事是从子夜的电波中发生的——
“尊敬的主持人，你好。我是中央民族大学毕业的大学生，为了寻找理想，也为了一生的追求，我义无反顾地走向西藏。然而事情并非我想象中的容易。由于我不属于计划内分配指标，只好四处打工，可如今我所上班的单位每月仅付给我三百元，一百五十元租房，一百五十元做生活费，每天我只能泡菜下稀饭，生活已无法继续……我不知拉萨是否是我的最后一站，主持人帮帮我吧，我一定会用一个文学学士的良知回报你的，谢谢。”
原来，这是一封迟播好几天的一个文学青年寄给电台主持人的信。主持人急切又冷静地说：
“许多时候，生活总是以巨大的变故捉弄善良的人们，越想得到的就越被生活扣除。朋友，感谢你对我的信任。由于出差，看到你的信已是一周后的事，如果你仍在收音机前收听我们的节目，请你尽快拨打热线好吗？让我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都来分担你的苦恼，帮助你的不幸，好吗？”
话音刚落，《回家》的萨克斯音乐缓缓响起，主持人在直播间专线守候……
我的心一直悬着。
时间依然如往常一样过着。但故事的主人公没有留下任何可寻的线索。而关于他的消息却一天一个样，都是些捕风捉影的说法。真是热了广播，冷了故事的主人。有人突然打进热线，说亲眼看见他去了珠峰大本营。又有人，说她得知故事的主人公和一个崇拜他的女孩去了美丽的错高湖。还有人，讲他到了北京。
一周后的一个晚上，主持人通过电波再次宣布了一条关于故事主人公的最新消息：渔夫发现拉萨河畔有一空空的军用挎包和一堆还未完全燃完的剧本残稿……
听众，一片哗然。
一个人，就这样给所有关心他的人们留下了一个捉摸不定的谜，以致许多明智者打进热线，发出忠告：“傻瓜，生活必须使我们务实！”
我不知道这个人现在何方，是否真的因绝望而离开了他所热爱的世界，我只希望这样的故事不再重复，重复文学事故制造的荒诞。
闭门造车多年，时有“文学青年”打乱我平静的生活，我都劝其要处理好对文学写作的热爱，等生存远离了危机再说。然而，还是有一些执迷不悔者在文学里迷失了自己，最终没有把握住一种姿势而吊死在一棵树上。我替他们感到真正的惋惜。
在写作困惑的年代里，我一次次痛心这些前赴后继的文学青年执迷于文学的不幸遭遇。其实，这些年的写作经验告诉我：一个普通的农家子弟，发表一两首诗或文章是不足以安身立命的，生活和写作都必须真实，背离了真实的写作和生存原则，我们将会因此付出代价。上述故事中的两位主人公只是中国数不清的文学青年大军中的两个平凡的符号，依然做着作家梦的朋友，请不要一味生活在自己编织的迷“网”中。走出来，许多时候社会给我们提供的发展机会就在眼前，成功的路不止一条。原本生活的酸甜苦辣都是文学的养料。大胆走出来吧，你应该相信，另一种活法一直在等着你！
对于文学和写作，有时，执著并不会缩短理想与现实的距离。
第四部分：站着也是一种胜利文字是我的拐杖 1
文字是我的拐杖
这许多年来，一个人远游到了一个孤独的世界，在文字的海洋里，结识了不少爱好写字的难兄难弟。有一天，难兄难弟中突然冒出个女的来，我只好将“难兄难弟”一说，确切地换成“难兄难妹”。
大约是2000年的秋天，我收到一封名叫桔子的女孩的来信。她当时是长沙环保学校的学生，此女觉得“环保”容不下她的梦想，于是准备丢弃书本，到全国各地流浪，然后学习传奇女作家三毛写故事感人的书。周围的人和事在她的小眼镜片下都成了“不顺眼”，偶尔在一本杂志上读到我的文章就将此想法告诉了素不相识又远在西藏的我。
我快马扬鞭给她回信，讲出一些不利的客观因素。之后，她却不以为然地给我寄来一篇在全国征文比赛中荣获一等奖的小说，以此证明自己的信心和实力。过了几天，我仍是以那句有点打击人的话回拒她：厌倦现实的人，文学之路还能走多远？
后来，她生气干脆就杳无音信，不理我了。
一年后的夏天，桔子果真到西藏，朝圣喜马拉雅，穿着七彩围裙漫游了布达拉和大昭寺。突然见面，她向我索取军用干粮，好像说什么要到世界最高的草原阿里做一回真正的骑手。不久，我便看到许多杂志登载关于她与西藏的图文故事。她娇小的身影，伫立雪山下，手捧雪莲，一副神采奕奕的样子。
接着我想讲一个不期而遇的普通战士的故事。那天中午，我抱着一摞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