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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当中，日本为了拉拢中国文化阶层的人与之合作，挖空心思地进行了一系列“思想说服”工作。其中包括对文化界较为知名的人士进行个别的接触，诱其入瓮。关于这一点，对中国古典有一定研究的渚桥辙次（1882～1983）在《支那的文化与现代——新支那建设和文化工作》（1942）一书中，曾有生动的记录。渚桥辙次曾在“日支事变”（即七七事变）一个月后来到北京、天津，受命对中国有关大学的学者教授做“文化工作”。他谈到了物色师范大学校长人选的经过，说自己访问了他所认识的不少人，包括一些学者与教授。他希望向这些人“传达日本的真意”，再通过他们把日本人的真意传达给学生，希望他们能对今后的文化工作有所贡献。可是实际上，他发现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
第三部分：日本对华“思想宣传战”及其战略战术攻心战（2）
第一，我们的朋友并不是那么多，所在的人也并非如我们所希望的那样采取积极配合的立场支持新建设。当时我访问在原北京大学做教授的人，在访问的人中，三个人的立场虽有所不同，而我发现他们都同样把直接与我携手视为不妥。……
其中一人是研究日本文学的。我去北京时正好赶上提倡文化复兴问题。而当局首先要考虑的是师范大学的建设。那时在各种各样的人的物色中，有一人可做校长。但那人这样表态：这次是想出面，但我出面各方面都反对，首先是亲属全部反对，同乡人全部反对，同事们全部反对，就是这么一种情况。不过从大处着眼，我想，就今后的实际情况而言，不和日本提携的话，支那的存在就很困难，这是我自己首先要振作的原因，然后我考虑第二点，不管怎样北京都是文化之都，现在什么文化设施也没有，倘若这样下去，北京的文化岂不就灭了，必须有人出面。这是我自己此次想出面的一个理由。还有一个，似乎还有一些私情的因素，是最痛切的问题。实际上我的朋友，学校的教授级的同事，他们一家老小全在北京，而他们一家子几乎断了生计之道。我自己出面的话，假使三人五人发动起来，或许还有救。说的是私情，实际是实情。因为这几个理由我下决心出面，云云。可是不过一个星期，这个人就说什么也不干了。尽管多次催促、恳请，仍是不就，讲了种种理由，终于在一个月后辞去了这一职务。
接着我又访问了乙，这个人一开始就说生不逢时，然后他申述了自己的理由。说自己本来想通过日本文学的研究，为日本与支那之间的国交的调整尽一点绵薄之力，三十年如一日没有懈怠，然而我们文化人所干的工作，在战争这一洪水席卷而来时，竟然是这么软弱无力。……不管自己的行动如何正确，还是很容易招来不良后果。因此，自己还是不出头的好，云云。
下一个访问了丙。这个人接电话时非常高兴，走出家门迎接我。然而当我提到文化工作这一话题时，这个人却严肃了起来，说道：今天支那和日本举国力而战，这么大的战争不停止，谈什么文化工作？你也知道支那的历史吧，支那的国民实在是不一致的国民……但只有此次上下一致，举全国之力抵抗日本。日本当然也会尽全力战斗，我们亦然。这两个国家拼命打仗时，侈谈什么文化工作？他说完这些话，表示完全不接受。……此人绝不是排日的人士，毋宁说是亲日家，然而他的看法是：现在的文化工作，根本是行不通的。
渚桥辙次谈的上述情况现在看来很有意思。日本要在北京搞什么“文化工作”，要物色一个师范大学的校长人选，不料找了三个人都没有谈成，尽管这三位都不是“排日人士”，甚而是“亲日家”，所谈理由也有种种不同，但有一点是一致的：他们觉得，在当时与日本人的任何合作，都是冒天下之大不韪的行径。看来，那时除非谁要下决心当汉奸，否则不会贸然下水。于是渚桥辙次写道：“实在遗憾得很，文化工作确实不容易搞，我只得怀着寂寞感回国了。”事实上，除了在他们的拉拢下一些文化人、知识分子被拖下水去，附逆当了汉奸——如众所周知的周作人、钱稻孙、张资平、陶亢德等人外，也有一些不那么有名的文人、学者为了生计或种种原因，而做了日本人管制下的“良民”。但正如许多日本人当时所分析的，总体上看，知识分子是中国抗日的指导力量，是最积极和最坚决的抗日阵营，要在他们身上做什么思想工作、文化工作，效果和结果可想而知。
于是，日本人便把文化工作的中心，转移到了占领区的普通民众身上，具体地说，就是对他们实行所谓“宣抚工作”。关于日军的宣抚活动，笔者在《“笔部队”和侵华战争——对日本侵华文学的研究与批判》一书中已设专章（第八章）对宣抚及“宣抚文学”做了分析评述，以下再补充一点新的材料。
关于“宣抚”的目的和任务，小山荣三在《战时宣传论》（东京：三省堂1942年版）一书中谈到“宣抚工作实施要目”，写得较为具体——
一、民心的安定镇抚：
① 避难民的招还，② 对于事变的正确认识，③ 良民生命财产的保护，④ 难民救恤，⑤ 医疗救护，⑥ 开设民众议事所。
二、治安维持：
① 治安维持会的组成与指导，② 自卫团的组织训练，③ 土匪的怀柔。
三、军事协力：
① 这种情报的收集，② 人夫车马的供给、物资的调配，③道路桥梁的修补架设，④ 兵器、弹药、弹夹的收集。
四、铁道爱护工作：
①铁道爱护村的组织，② 情报联络网的设立，③ 担任区域线路巡查的实施，④ 沿线高秆植物的刈除及种植的禁止，⑤ 爱护（铁路）思想的彻底普及。
五、经济实业的复兴：
①促进商铺、工厂的开业，② 金票流通的宣传，③ 促进农作物收获运输，④ 市场的开设，⑤物资交流的斡旋，⑥ 金融斡旋。
六、教育文化的促进：
①抗日教育的铲除，② 学校的开设，③ 日、满、支亲和精神的彻底普及，④ 日本语的普及奖励，⑤ 青少年队的结成指导，⑥ 报纸的发行。
（《战时宣传论》第145～146页）
第三部分：日本对华“思想宣传战”及其战略战术攻心战（3）
小山荣三强调“宣抚工作”的重要性，他说：“正是因为有了冒着枪林弹雨，献身于建设之圣业的前线的特务机关、宣抚班的人们，才能确保我们在思想战中的最后的胜利。”这就一语道破了侵华战争中日本文化特务的特殊的重要作用。他认为：“宣抚工作的目标是，确保军队出动范围内的交通、通信线路的完好无损，收抚民心，培养那些中华民国更生的中坚力量。特别是在战区向民众说明支那军队败退的真相，让他们理解皇军出动的本意和其威力，诱使他们由敬畏而亲和，由亲和而协力，从而实现军民协力灭党（指国民党——引者注）反共的实际目的。”
小池秋羊的《北支宣抚行》（东京：第一出版社1939年版）一书，是一部描述和总结日军在华北地区“宣抚工作”的专书。在最后一章《寄有志于成为宣抚官的人》中，小池对日军与八路军的宣传战较量，做了具体的描述，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兹节译如下：
打破第八路军的宣传和组织，使民众脱离他的影响，这是北支今后宣抚工作的重点。
八路军在北支的活动，范围实在很广，也很顽强。只要不把这些敌人消灭，只要不阻止他们的活动，就不可能指望北支有清静的时候。
宣抚班在协助军队治安的同时，还要独自开展工作，与妨害治安的罪魁祸首——共产党的宣传和组织做斗争。这是很困难的事情，但并不是不可能的事情。
共产党在皇军顾及不到的北支的山野，纵横跋涉，以拿手的游击战术，扰乱我们的后方，在对教育民众、组织民众方面，具有不可低估的力量。……
……
最激烈的是张贴传单的竞争。在城外与共产党地区接近的地带的村庄，宣抚班张贴的传单，很快被敌人撕掉。然后以八路军的传单取而代之。敌人害怕我们的宣传，破坏我们的宣传，所以我们一点也不气馁，再重新张贴上去。在此，我想就敌我的传单问题，谈一点感想。
我们的传单（传单、宣传画之类的总称）一般来说都太大，不仅不便携带，张贴起来也特别费劲儿，而且纸的质量太好，无论抹多少糨糊，在砖墙等地方张贴，仍然很困难，糨糊一干，很容易被揭下来，而且自然剥落的情况也很多。与我们相比，八路军因为财政困难，弄到纸张也困难等原因，使用的都是极其粗劣的纸张。几乎都是粗洋纸的仿造品。可是，这样劣质的纸张，一旦贴上去，就不可能揭掉，所以很适合张贴。我们的纸与多色印刷的需要也有关。希望纸张的生产者，能够将上述的情况作参考。
八路军的传单，几乎都是誊写版印刷，多不太清晰。相比之下，宣抚班的传单使用的最新的印刷术，多是很漂亮，然而对于民众，却似乎缺乏那种感染力。特别是没有任何说明的绘画，只写一个“建设东亚永久和平”的题目，这样的过于抽象的宣传画，除了装饰的效果以外，还有没有其他效果值得怀疑。
必须制作能够打动民众的、民众真正能够读懂的传单，为此，要根据各地方的不同的情况，因地制宜。
往没有铁道的、偏僻之地的宣抚班送来那么多关于爱护铁路的传单和小册子，在山区真是难以处理。如果各宣抚班只依赖从本部送来的传单，那不仅会失掉宣传的时机，而且也不能进行适合当地需要的宣传。所以各宣抚班应制作独自的宣传文书，并随时用于宣传。
第八路军的宣传，以其机敏为其特色。在他们盘踞的地区，必然发行抗日报纸。
《抗战日报》、《前卫报》、《火战三日刊》、《纹国日本》（原文如此——引者注）、《突击报》之类的带有煽动性名称的报纸，在各地发行，煽动抗日意识。
几乎都是美浓版型那么大，四版，誊写版印刷。不管怎么说是他们自国语言，每天持续印刷发行，因而敌人的这种宣传能力、其热情，是值得注目的。
第八路军似乎并不乱发各种宣传材料。他们搞的是游击战，在移动的途中携带着誊写版，印刷《告民众书》等抗日抗战的传单，在通过的村庄散发或张贴。发行次数频繁，而且多种多样，里面插有漫画，文字也很浅显，谁都可以理解，对于这一点，我们要从敌人那里学习。
使用日文的、以日军士兵为对象的八路军的传单，经常散发到皇军警备区域。……都是些“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啦、“你们在为谁打仗呢？”之类的共产党的套话，只不过是故意要让皇军士兵生气罢了。但即便如此，对他们的这种活动我们也不能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