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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田尚对回教问题特别予以阐述。他认为，对于日本来说，中国的回教徒具有“政治上的重要性”。“回教徒的存在对于日本来说具有重大的意义。为什么呢？因为回教徒在中国的西北地区具有绝对的势力，如果把回教徒争取过来，就可以切断共产国际与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的联系路线，而西北地区是共产国际对中国的一个重要援助通道。如果全体回教徒都支持日本，那么红色苏联和外蒙古就只能后退。宇田分析道：“对回教徒加以争取，让其参加防共阵营，绝非不可能的事情，而是有很多的可能。其一是回教徒对犹太人抱有深刻的反感，因此对以犹太人为根源的马克思主义也具有本能的、感情上的厌恶。另外，回教徒对基督教和佛教等却表现出强烈的连带观念，而且对日本人本来也有好感。这是回教徒的三个特性。”据此，他强调“要做好针对回教徒的政治工作”。首先要组织成立回教徒联合会，在这方面，宁夏的马鸿逵可以利用，并要做好马鸿逵以外的另外“五马”、特别是较有势力的马仲英的说服工作；要采取具体措施，加强与回教中央指挥机关的联系，要在“兴亚院”中新设一个专门统辖各地回教徒的一个部或一个科，要对回教徒予以物质上的援助，还要给回教徒一个明确的政治目标，让他们认识到他们的文化是东洋文化的一个方面，可以来纠正欧洲文化、贡献于新文化的创造。宇田认为日本如果做到了这些，就可以将广大的回教徒争取过来，促进欧洲人在亚洲的全面退却。
宇田尚很明白，要做到这一切，军事行动是前提，“文化工作”是根本。所以他接下去反复强调，日本在支那要收抚人心，不能过分依靠“经济第一主义”，因为中国的症结还不是老百姓吃不饱，而是没有一个“正确的政权”将全国统一起来，因此，“对支文化工作”要注重“政治”，要确立“精神”。他反复强调：
我们的对支文化工作要以赋予支那以精神为其主体。以物质为主体可以收一时之效，却会埋下后患。而赋予支那以精神的工作，当然就是以亲日思想为核心，努力对他们加以教育培养。（《对支文化工作草案》第150页）
究竟用什么方法、手段或途径来实现“对支文化工作”的这一根本目的呢？
宇田尚提出，对支文化工作“应该以军队为中心推动力”，因为在他看来，日本军队在中国，也最了解中国。而他提出的主要的“文化工作”手段就是“有效的政治宣传”。对中国人宣传些什么呢？对此，他罗列十四条：
1．“世界新局势的宣传”，即向支那人宣传世界局势正对日本有利；
2．“亚细亚的新局势”，即向支那人宣传现在亚洲各国都纷纷摆脱欧美的压迫，各国的亲日倾向越来越强；
3．“东亚的自觉是全亚洲开放的动力，这也是促使欧美变化、端正文化方向的动力”；
4．“英美对亚洲的侵略”，即向中国人说明欧美历来都是“侵略国家”，他们在历史上对亚洲各国极力掠夺和压榨；
5．“国际联盟的本来面目和无力”，即向中国人说明这个国际组织已经徒具形骸，没有任何力量；
6．“介绍外国对日本的评论”，即把欧美等国家的那些对日本“公正”的评论告诉中国人，同时也要适当选一些对日本抱有恶意的言论，但要指出其谬误；
7．“蒋政权的罪恶”，例如“东洋思想的放弃”、“黄河决口”、“容共”、“抗日”等；
8．“蒋政权的地方化”，即告诉中国人失去了汉口、失去了广东之后的蒋介石政权，实际上已经沦为一个地方政权，不可指望；
9．“对有影响的〔主张抗日的〕思想家的代表性言论进行批驳”；
10．“满洲国的现实的成长”，即宣传“满洲国”建设的成就；
11．“日鲜的融合”，即宣传日本与朝鲜合并后的“完全融合”的现实，向中国人表明“日本统治的正确”；
12．“台湾生番族的保护政策”，即向中国人宣传日本人如何保护台湾的土著人，在日本的保护下幸福地生活；
13．“日本不崛起的话，那将会怎样”，即让中国人明白，如果日本不崛起，亚洲将彻底沦为欧美的殖民地；
14．其他与日本相关的事项。例如向中国人宣传“日本的政治力、经济力、国民的精神力、科学的发达教育的普及充实、交通网的整备、警察力量、治安”等等，要使中国人“充分认识日本的优秀性”。
（《对支文化工作草案》第190～206页）
可见，宇田在这里已经将日本对华宣传的事项罗列得十分具体了。实际上，整个侵华战争期间，日本对华的所谓“文化工作”的内容无非就是如此。宇田用了二百多页的篇幅所论列的对华文化工作的思想原则、指导理论、意义与价值之类，最终还是要落实到这些具体问题上。然而，历史已经证明，这些条项中没有一条符合事实，也没有一条符合逻辑，它不过是在日本军国主义的刺刀上挂的纸幌子。在鲜血淋漓的刺刀下，这些幌子与说词还有多大的说服力呢？
第三部分：日本对华“思想宣传战”及其战略战术攻心战（1）
攻心战：对知识阶层的利诱，对底层民众的“宣抚”
日本人非常清楚，日本对华文化工作的方式途径多种多样，但最终还是要落实到“人”上面，最根本的目的就是收揽人心，是“攻心”。七七事变后，日本在沦陷区展开了全面的攻心战。对于中国社会上层，特别是文化阶层，日本采取怀柔手段加以利诱。首先，他们策划成立了一系列文化团体或组织，将中国文化界的一些人士拉进来，组成了以日本人为主导的、包括日华两国文化人士的各类团体。日本“东亚研究所”编辑的《日本的在支文化事业》一书第151～154页，列了一个标题为《文化团体一览表》的表格，有重要的史料价值，特翻译复录如下：七七事变后日本在华建立的文化团体一览表
名称所在地开设时间负责人事业备注日本人民教育协会北京总支部北京西城1938年10月泽本支那文教界的提携与公民教育之促进日本籍东洋文化协会中支总局南京华侨路1939年7月总局长刘旭升、高桥幸
次在中支各地设立支部日本人立东方文化协会北京〖4〗河濑龙雄日本文化的介绍（纸芝剧）日本籍亚洲黎明会北京〖4〗边见天涯设立日本语学校日本籍东亚文化研究会南京东本愿寺1939年6月横沟通之外主任、顾问中日文化提携，刊物、演讲会日本籍东方青年文化道德学会北京1938年9月会长康同壁、千秋广子东方文化的提倡日支籍东亚反共同盟会上海浦东1936年12月朱鼎各地分会107个，会员15万，发行《东亚月刊》原属中华民国反共同盟会中日青年联盟上海浦东1936年12月刘大福日支青年的合作日支籍东亚青年学生航空联盟上海虹口1936年10月会长江洪杰、理事长山口几航空学校准备中日支籍中日记者协会保定1939年5月〖5〗两国记者的联系日支籍中日青年联盟会北京大字门1938年1月〖5〗日支青年学生交谊同上日华经济联盟会天津1938年10月斋藤一郎、徐新〖6〗日支人立续表名称所在地开设时间负责人事业备注中日贸易协会上海、东京1936年1月周作民、儿玉谦次日支经济提携现已废止南京医师公会南京〖4〗须藤理助、王达五防疫事业协力日支人立中日联合医学会北京〖4〗鲍鉴清、宫川米次设立医学研究机关东亚文化协议会，日支人立日华农学会北京1938年9月江角金五郎、吴家振农学研究同上上海联合医学会上海同仁会1939年10月伊藤慎一、顿宫宽调查研究、医学会日本籍日华佛教联合会南京太平路清真寺1939年4月总裁高冠吾、副总裁横汤通之南京佛教院、日华佛教妇女会各地分会隶属中支宗教大同盟，亦从事社会事业日华佛教联合会镇江分会镇江金山寺1939年8月会长：可端〖6〗会员200余名日华佛教联合会扬州分会扬州愿生寺1939年5月会长：可端设立佛学院日华佛教联合会芜湖分会〖3〗1939年8月杭州日华佛教会杭州市外西湖18号1939年2月会长释隆定、河田行诚难民救济院、日语研究班、佛学讲习会华南佛教协会广东大佛寺1939年1月释谅悟日本语学校、医疗会员300名海南岛佛教协会海南岛1939年2月世界佛教会联盟本部北京东城北门仓1938年3月长谷川太一、路云鸿、梅子英日支阵亡官兵供养塔的建设、诊疗所、平民学校信众约20万中日佛教会北京中南海万善殿〖4〗会长江朝宗、副会长铃木大拙〖6〗经费来自会费和特别寄附北京中日密教会北京1938年5月日华佛教会太原1938年9月察南日华佛教会张家口1938年徐州佛教联盟团徐州1939年8月西行〖6〗日支人立丹阳东亚宗教改进会丹阳药宁寺1937年12月会长释正宽儒道回佛的联合、中日亲善私立东亚宗教团体联盟会济南1939年4月钱宝享、尾家纯孝日支宗教联合日支人立中国留日同学会北京和平门1938年3月会长汤尔和、副会长曹汝霖兴亚高级中学（校长殷同）、中国语学校（预定在东京设立）基金10万元（兴亚院43万元），外务省、海军省、其他寄附金留日同学会天津分会天津市立第一公园内1938年8月会长曹汝霖山东留日同学会济南1938年9月会长朱桂山、副会长俞康青岛留日同学会青岛1938年9月姚作宝等〖6〗会员40名中华留日同学会南京成贤街外交部内1938年10月会长陈群、副会长廉隅、王修中华留日同学会浙江分会杭州长生路1939年1月副会长孙棣三、江筑〖6〗会员37名汉口留日同学会〖3〗1938年12月〖5〗日语专修学校会员73名
以上各种文化团体组织基本上涵盖了政治、经济、教育、新闻、医学、宗教、留学生组织等各方面，而且绝大部分是七七事变后成立的。在日本大举侵略中国的背景下、由日本人主导成立的这些文化团体，不管其名称如何，也不管其打着什么招牌，其实质就是要中国文化界的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