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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还可以再举一个例子。共和国在前三十年是一个高度计划化的社会，生活在共和国土地上的每一个公民与非公民，都毫无例外的处于几乎是无所不在的计划控制之内，不用说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就是人的感情生活、家庭生活，甚至是床笫生活……所有最私人化的生活，都纳入了计划的控制轨道。这是生活在另一种社会的人所绝难想象的。在我看来，这或许是后人理解与重述这一段共和国历史最大的难点之一。而本书恰好以大量的具体可感的历史细节真切地呈现了这一切，这就有可能让后人不是从理性的分析中，而是从感性上去感觉、触摸这一带有根本性的共和国历史的真实，这是偏于宏观大叙述的历史著作所不能替代的。刚才许多朋友的发言对此已经有了很透辟的分析，我就不多说了。我想谈的是另一方面。面对这样一个计划化控制的社会，没有亲历过的后人可能要问：在如此严密的控制下，人们是如何活过来的呢？本书的作者正是从自己的生活经历出发，以同样丰富的历史细节对此作了具体呈现。控制自然是有效的，并且已经渗透到人的日常生活中；但人们却也总能从严密的控制中寻找到某些空隙，并以中国平民百姓特有的生活智慧，尽量地加以扩大，从而为自己以及家人获得某种生存的空间。这种生活的智慧自然是令人心酸的，但它也表现了一种坚韧的生命力，这正是中华民族文化中所固有的，并且是深扎在中国普通民众的精神结构的深处的。它在共和国的历史上，事实上是构成了对前述计划控制的反力，对总体的有效性形成了无形的破坏与削减，它不显山不露水，甚至不易被觉察，却又是极其顽强的。而且最终的胜利者仍是这平民百姓的生活逻辑，或者说历史总是要回到这块土地上的大多数人的生活逻辑上来。——尽管处于历史辉煌位置的大人物们永远也不会承认这一点，而普通平民百姓也永远是沉默的。某种机遇却使这本书的作者开了口，并且凭借书的形式得以传播；我有机会读到了它，并因此看到了一些被掩盖了的东西：这都是一种难得的幸运吧。
最后还有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本书的历史叙述有没有被遮蔽了的内容？我想，大概是有的。根据也是我的阅读体验。坦白地说，尽管从理性分析的角度，我对本书1949年以后的叙述最有兴趣；但凭感性的直观感受，对我最有吸引力的，却是1949年以前的部分。与后者的酣畅淋漓、轻松自如相比，作者写到共和国这段，就常常语焉不详，从有意无意的回避中，可以感到作者内心的某些紧张。其实也未必有什么具体的压力，而是已经内化为生命的一部分的人生经验（这是我们这一代人都有的），在暗暗地提醒着、监视着作者。这本身就是共和国人心灵史的一个不可忽视的部分。
1999年4月2日写于燕北园
《生命的沉湖》 第一部分“燕山偶语遭奇祸”（1）
——《燕山夜话》的命运及其影响
这本是一本普通的杂文集——1961年；《北京晚报》约请时为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的邓拓，用马南村的笔名，开设“燕山夜话”的专栏时，是把它定位为“知识性的专栏杂文”的；因此，作为专栏的第一篇文章，题目就叫《生命的三分之一》，讲的是如何“利用夜晚的时间”；“在整天的劳动、工作之后，以轻松的心情，领略一些古今有用的知识”。当然，既然是文人作文，在谈天说地之时，也会涉及时弊，比如一篇题为《智谋是可靠的吗？》的文章，就批评了那种“喜欢自己逞能”；“不接受下面群众的好意见”的作风，强调要“重视群众的智慧”——其实作者也并没有越出毛泽东所说的“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这类的话题。但在当时算是说了一些真话，再加上具有知识性与趣味性，因而受到了读者的普遍欢迎；后来《燕山夜话》结集出版，前后共印行了三十万册。《燕山夜话》之外，北京市委主办的《前线》杂志还开辟了《三家村札记》专栏，作者是邓拓、吴晗（著名历史学家，北京市副市长）、廖沫沙（杂文家，北京市委统战部部长）三人。《三家村札记》里的杂文也受到了读者的欢迎。
《燕山夜话》写作时间并不长，始于1961年3月，到1962年9月就中止了。作者在《燕山夜话》第五集出版时，写了《奉告读者》，特意说明：“由于近来把业余活动的注意力转到其他方面，我已经不写《燕山夜话》了。”在此之前（1962年7月），作者在为书的第四集所写的《编余题记》里，曾提到对《夜话》里的文章也有不同的意见，因此期待“各抒己见，畅所欲言”；“真正做到百家争鸣”；“假如一时弄不清是非，那又何必着急呢？至于有些问题根本难断谁是谁非，那就更不要操之过急了。也许有些问题提出来，又搁下去，经过多数人慢慢研究，原先不同的意见慢慢地又可能一致起来。因为是非终究有客观的标准啊”。
以后的事实却证明：这都是书生之见——作者虽为中国共产党的高级干部，他对60（70）年代的中国政治实在是太不了解了。
时隔四年，1966年5月8日；“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解放军报》突然以显著地位刊登了江青“写作班子”署名为“高矩”的《向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开火》的文章；同日；《光明日报》也以显著地位刊登了署名为“何明”（即关锋）的《擦亮眼睛，辨别真假》的文章。仅隔两天，姚文元在上海《解放日报》、《文汇报》又抛出了《评“三家村”》的长文。这些文章以同一腔调，给《燕山夜话》与《三家村札记》横加“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的罪名，并且勒令全国报刊一律转载：这完全是一次有领导、有组织、有计划的“大围剿”。
请看他们是如何给《燕山夜话》罗织罪名的——
前述《生命的三分之一》一文，本来是鼓励人们在劳动、工作之余，多读点书，不要让时间白白地浪费掉；姚文元却偏说劝人业余读书，就是要“腐蚀”人们的生命的三分之一，并由此而为“和平演变”组织力量，以便“颠覆整个无产阶级专政，实现资本主义复辟”。
《智谋是可靠的吗？》如前文所说，是批评“不接受下面群众的好意见”的作风，本是泛指；到了姚文元的笔下，就变成了“要党中央接受他们支持的那条修正主义路线”。
还有一篇《堵塞不如开导》，原意是强调对事物的运动，应避免用鲧那样的“堵”的办法，而要像禹一样地实行“开导”。姚文元却抓住文章中的两句话：“一切事物都有各不相同的种种特征”，要“积极开导使之顺利发展”，然后任意嫁接为一句话：“一切事物都应积极开导”，于是大加引申，发挥：“这岂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帮分子也要积极开导，顺利发展？”
《燕山夜话》里有一篇《交友待客之道》，本来是为在北京举行的第26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而写的，所以有“要欢迎朋友比自己强，这对自己有好处，因为可以向他学习，提高自己”这样的话。姚文元笔头一摇，就变成了邓拓“鼓吹要‘学习’‘团结’‘比自己强’的国家”，再一变就变成“恶毒攻击我们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要求把修正主义请进门，引狼入室”。
大概无须再作举例，就可以看出，横加给邓拓等人的“罪名”完全是莫须有的；姚文元这类刀笔吏先定了罪名，再去搜罗“罪证”，不惜移花接木，断章取义，张冠李戴，牵强附会，无限上纲，指鹿为马，混淆是非，颠倒黑白……把中国历史上专制强权统治下，罗织人罪的所有的伎俩，都无所不用其极——这是典型的文字狱！
但这中国文字狱新的一章却打着革命的旗号，是在“防止中国实现资本主义复辟”的“大义”下，有组织进行的，其社会动员力量是惊人的；因此，它似乎很容易地就煽起了全民族的“革命义愤”：报纸上连篇累牍地发表着工农兵代表、各条战线先进人物，以至少数民族代表人士……的批判文章；中国每一块土地上的每一个单位，从工厂、机关、学校，到军营、农村……到处都在召开声讨大会，贴满铺天盖地的大小字报；甚至连街头跳皮筋的小女孩都唱着这样的儿歌：“吴晗、邓拓、廖沫沙，一根藤上仨黑瓜。打，打，打，我们坚决打倒他！”——邓拓等真的陷入了“人民群众的汪洋大海”之中，这样的全民参与的文字狱，是中国的独特创造，令人无奈而恐怖。据说曾长期担任《人民日报》总编辑的邓拓，面对报纸上的大批判文章，神经高度紧张，又不停地喃喃自语：“群众是对的。既然宣布我反党反社会主义，那就是敌人，他们当然理应表示憎恨。群众从来是相信党，相信党报的。”
《生命的沉湖》 第一部分“燕山偶语遭奇祸”（2）
1966年5月18日凌晨，邓拓含冤自尽。
1968年3月，吴晗的妻子袁震被关进劳改队，折磨致病而死。同年10月11日，吴晗在狱中被迫害致死。1976年9月23日，吴晗的女儿吴小彦在狱中被逼疯，自尽。
廖沫沙是“三家村”作者中的唯一幸存者，但也被监禁、流放了整整十年，愤激之中，写下了“燕山偶语遭奇祸”的诗句。
受难者远不止邓拓等三人，不仅株连九族，而且实行瓜蔓抄：曾办过类似专栏的各报的负责人、编辑与作者首先遭到同样迫害；接着凡对《燕山夜话》表示过赞扬，甚至只要读过作品的读者都被牵连进来；随着批判运动的深入，即使没有读过、不知道《燕山夜话》为何物，只要喜欢业余读书、写作，彼此有过文字交往的，都成为怀疑对象，于是，几乎每一个单位都揪出了大大小小的“三家村”、“四家店”、“邓拓、吴晗、廖沫沙式的人物”——文字狱就这样迅速遍布全国！
批《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仅是一个开始。姚文元在他的《评“三家村”》里杀气腾腾地叫嚷：“不管是‘大帅’，是‘权威’，是三家村或四家村，不管多么有名，多么有地位，是受到什么人指使，受到什么人支持，受到多少人吹捧，全都揭露出来，批判它们，踏倒它们”，并要挖出“最深的根子”。这里所说的“挖最深的根子”，就是要顺着“邓、吴、廖（他们都是北京市的领导成员）”三根“藤”，挖到以彭真为首的北京市委，再由彭真挖到作为“文化大革命”的主要目标的刘（少奇）、邓（小平）司令部。这就是所谓“上揪”。此外，还有所谓“下扫”，即是要将“邓拓、廖沫沙式”的党内知识分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吴晗式”的思想、文化、学术、教育……各界的专家、学者（“反动学术权威”），以及据说是作为他们的社会基础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通通扫荡以尽。“上揪下扫”合起来就是所谓“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这差不多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