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见1926年3月25日《晨报》报道。
［16］［20］《西南联大两外籍教员访问关麟徵》，收《一二一运动》485页，484页。
［17］飘萍：《警言司法界与国民军》，载1926年3月21日《京报》。
［18］周作人：《为三月十八日国务院残杀事件忠告国民军》，载1926年3月21日《京报副刊》。
［21］王世杰：《论三月十八日的惨剧》，载《现代评论》3卷28期，1926年3月27日出版。
［22］参看《女师大刘和珍君女士被害记》、《女师大杨德群女士被害记》，载《女师大周刊》123期，1926年3月24日出版。
《生命的沉湖》 第一部分“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4）
［23］《京师地方检察厅公函》，载1926年4月4日《京报》。
［24］王世杰：《京师地检厅与三一八惨案》，载《现代评论》3卷70期，1926年4月12日出版。
［25］［28］周作人：《洋铁水壶与通缉令》，载1926年4月7日《京报》副刊。
［26］《通缉令决定之经过》，见1926年3月20日《晨报》。
［27］见1926年3月20日《京报》报道。
［30］参看鲁迅：《大衍发微》；《鲁迅全集》3卷，575—581页。
［31］见1926年3月27日《京报》报道。
［33］北京大学历史系《北京大学学生运动史》编写组：《北京大学学生运动史》，206页，北京出版社，1979年出版。
［34］周作人：《恕府卫》，载1926年4月2日《京报》副刊。
［35］见1926年3月21日《晨报》报道。
［36］平：《三月十八日》，载《甲寅月刊》1卷34号，1926年3月20日出版。
［37］林学衡：《为青年流血问题敬告全国国民》，载1926年3月20日《晨报》。
［38］西滢：《闲话》，载《现代评论》3卷68期，1926年3月27日出版。
［39］陈源等：《杨德群女士事件》，载《现代评论》3卷70期，1926年4月12日出版。
［40］［45］鲁迅：《空谈》；《鲁迅全集》3卷279页，281页。
［41］［43］周作人：《关于三月十八日的死者》，载《语丝》72期，1926年3月29日出版；参看《对于大屠杀的感想》，载1926年3月20日《京报》副刊。
［42］渊泉：《群众领袖安在？》，载1926年3月22日《晨报》。
［46］鲁迅：《上海文艺之一瞥》；《鲁迅全集》4卷，297页。
［47］鲁迅：《死地》；《鲁迅全集》3卷，267页。
［48］［49］鲁迅：《记念刘和珍君》；《鲁迅全集》3卷，376、377页。
《生命的沉湖》 第一部分我感到惊心动魄
——黄昌勇《王实味传》序作者希望我为本书写几句话。
我读完，放下书，就沉默了。
我感到惊心动魄，却无法理清我的思绪。
脑子里反复地轰响着一个声音：“暗暗的死”；“暗暗的死”；“暗暗的死”……
这是本书引述的鲁迅的话：“我们试一推测死者的心，却一定比明明白白而死的更加惨苦。”（《且介亭杂文末编·写于深夜里》）
这是发生在20世纪40年代中国的一个“暗暗的死”。而如作者所说：“他的悲剧意义早已逾越了作为个体生命本身的遭遇沉浮，他的悲剧其实已经预示了一大批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未来的人生轨迹。从某种程度上说，王实味的遭遇可视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中某种重要类型的起始点，回首既往的历史，我们会看到无数后来者在类似的境遇，不同的时期演出的一幕幕沉重的历史剧。”
但半个世纪过去了，这依然是一个不明不白的死。而且似乎已经被人忘却了。——人们忙于世纪末的狂欢，有谁想到去“推测死者的心”，有谁听见死者亲属的哀哀的哭声，更有谁愿意正视与承担这死尸的沉重，思考这历史的沉重？！
我们即使无力（似乎也不允许）深入地思考这一切，至少也应该把“死”的来龙去脉、“死”的真相弄清楚，还一个“明白”，也算是对这“暗暗的死”，对这段历史有个交代。
本书的作者，正是怀着知识分子的良知，学者的历史责任感，走出了这第一步。这其间的艰难是不难想象的。
本书所揭示的大量事实，则足以使读者悚然而思。而且不同经历、背景的读者都可以从中引发出不同的联想与思索——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是我们自己的历史。
我关注的是以下几个事实。
这是1927年的春天，王实味与中共北大党支部书记的一场激烈的争吵。在王实味看来，这是对他的私生活的粗暴干涉，是家长制的封建作风的表现，必要据理抗争；而支部书记则动员组织力量展开批判，并扬言要将他开除出党：人们不免要联想起1942年的那场运动。前后两次批判是否存在着某种内在联系，历史的路是怎样走到后来这一步的：这都发人深省。
事件所暴露的王实味的个性：那暴烈的火性，讲话无遮无掩，不计后果地坚持己见，无所顾忌地顶撞上司……使人们有理由为他的命运担心。作者来信说，他之所以要我写几句话，是因为王实味也是北大的校友。那么，面对这位老学长的性格与命运的关系，北大人将会有怎样的反应，这也是饶有兴味的。
当然，最让我震惊的，还是本书对批判王实味及所谓“五人反党集团”运动的组织与发动过程的详细披露。特别是作者引述的康生1943年8月在陕北公学训练班上的讲话的原始记录稿，所透露的“细密处见功夫”的机心与手段，确实让人大长见识。中国以后所发生的许多事情，包括1957年的“阳谋”，在这里都已见端倪。理清中国现代思想史与知识分子命运史上的这条线索的重大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作者以“不为尊者讳”的史家态度与笔法，对知识分子（包括一些声名显赫的知识分子代表人物）在批判王实味运动中的种种表现，所作的如实叙述，是特别让人感到沉重的。本世纪为什么一再出现鲁迅所说的“使劲的拉住了那颈子上套上了绞索的朋友的脚”的悲剧，这是人们不能不深长思之的。
生命的沉湖
本书所揭示的值得注意的历史事实，还有很多。作者自有他的见解，也只是点到为止。进一步的思考留给了读者。作者自己也表示，他还要将他的思考写成专论。那么，本书只是一个开始，下面要做的工作还有很多。但我们仍要感谢作者：他帮助我们“明白”了许多事情。——尽管直到五十七年以后的世纪末，才有了这点“明白”，似乎迟了些，但却来得不易：我们懂得这分量。
1999年12月25日写毕于燕北园
《生命的沉湖》 第一部分对共和国历史的另一种书写
——在《一个平民百姓的回忆录》座谈
会上的发言作者比我大四岁，那么，我们就是同时代的人了：都是出生在30年代后期，主要成长在五六十年代的共和国的普通公民。因此，我是以“读自己的历史”那么一种心态来读这本书的，觉得很亲切，读的时候既放松又投入，有时会心一笑，读到有些地方心里酸酸的，想哭又不想哭。这些年已经很少有这样的阅读体验了，单凭这一点，就应该感谢作者：他的笔触动了我的心灵深处的某一角落，又让我得到了精神上的某种满足。一本书，能够引起读者（我相信绝不止我一个人）这样的感应，就足够了。所谓评论界如何评价是无关紧要的，似乎也不必去追求多大的“意义”。
作为读者，这样放松地阅读，愿意想就想想，不愿意想就这么读下去，读下去，这也就够了。不幸的是，或者说讨厌的是，我还有另一种身份：除了是这段历史的亲历者外，还是一个研究者。这就糟了：书读完了，还要想想历史观、历史写作这一类的所谓“学术”问题；而且今天请我到这里来，大概也是要我谈谈这方面的话题。于是我也只能按照派定给我的（某种程度也是我自己选择的）角色说话，就有了下面这一番议论。——但我希望，我姑妄说之，大家也就姑妄听之，是不必过于认真的。
今年是共和国成立五十周年。自然免不了要出现关于这一段历史的种种叙述。历史叙述总是有所遮蔽的。就我已经读到的有关共和国历史叙述，就有种种遮蔽，而被遮蔽（特别是有意遮蔽的）部分是特别有意思，让人要好好想一想的。这是一个有很多的话可说的话题。这里仅就这本书所涉及的谈一点。人们爱谈的是决定亿万人的命运的大人物的历史活动，恰恰忽略了那“亿万人”的活动：自己的命运先天地被大人物决定了，那么他们又是如何活下去的呢？人们还喜欢描绘大的历史事件，土地改革、反胡风运动、大跃进、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等等，但这些大事件在一个个、具体的、而非抽象的共和国普通公民的心灵上留下了什么痕迹呢？这些就不谈了，被历史叙述省略了。而没有人，特别是没有人的心灵的历史又是什么样的历史呢？这会不会造成某种根本性的残缺呢？我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通行的历史叙述的遗憾，而看重这本共和国普通公民的回忆录的：它以“野史”的个人性的，带有很大的随意性，相对自由、松弛的笔调，揭开了被“正史”所遮蔽的历史的某些侧面，我从中读到了许多别处读不到，而又发人深省的东西，从而加深了对共和国历史的认识。
比如说吧，共和国是一场革命的产物，所谓“革命”就是对原有社会结构与秩序的一次大颠倒，导致了原有阶级的、社会的、人际的关系的大变动——这都是众所周知的历史事实，一般的历史叙述也都是写到此为止。但其实是还应该追问下去的：这样的大颠倒、大变动，对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地位、利益各不相同的普通人的命运，以及他们的日常生活，发生了什么影响呢？他们各自对此做出了怎样的行为的、情感的、心理的……反应呢？缺失了这些的共和国历史至少也是不完整的吧。从这一角度来读这本回忆录，就十分有意思了。作者出生于一个大家族，原本是处于社会结构的上层的，正是革命的对象。因此，社会上这一部分人的命运，他们的情感生活，从来都是被排斥在共和国历史叙述视野之外的，即使偶尔在文学作品中出现，也都是被妖魔化（非人化）的。而本书却提供了一种真实，包括在土地改革风暴来之前，作者的父辈所做出的反应，都让人触摸到了面对必然到来的大变动的历史当事人心灵的颤动。而作者本人以后的种种经历：他怎样应对“从众星捧月的少爷成为人人可欺之的贱民”这样的人生巨变；他怎样又从普通平民的生活中找到了位置，不仅生存了下来，也寻得了爱情，并且形成了自己的处世哲学；而在世纪末的社会变动中，他又怎样奇迹般的获得一次发挥自己的才能的机会（不仅是经商，也包括本书的写作），而这才能恰恰是从父辈那里遗传下来的。这“一个人”身上所显现的历史沧桑，正是真实地显现了共和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