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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在《上海文学》2005年第1期上也发了文章，山西作家李锐看到张炜文章后，在给朋友的公开信中表示，张炜所谈问题是这些年来被大家反复谈起的话题，只是他的角度多了一些纵深感。但是，整篇文章、整个立论的基点都出于一个过分的简化，一个对中国眼下基本国情和事实的简化。张炜的副标题是“消费时代的写作和出版”，这也是他立论的根本。不错，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正在面临着越来越剧烈的市场化商品化，而且正在成为一种无法逆转的主流，正在深刻地改变着中国。一切弊端也尽如张炜的论述与批评（对此我们也都各自有文章，有过类似的批评），但中国绝不仅仅是处在“消费时代”。起码，自1949年以来以社会主义之名实行的专制政体，至今仍然是每个中国人都要面对的基本生存处境。由此他认为：诗意化、道德化地对待历史，这不妨作为张炜个人的文学追求，他甚至不妨从这个立场出发把自己的作品推向极端。但是如果要把这个文学立场变成道德立场来提倡，就需要一个最起码的前提：要心口如一，言行一致，所谓修辞立其诚。花3000多万元盖了一座豪宅，然后再著书立说呼吁朴素的生活；简化了事实、选择了利害，然后再完成道德的自我感动；这不仅不是一个当代知识分子的担当，甚至连一个传统的儒者都不如。真正的道德从来都不是在口头上和书本上确立的，真正的道德从来都是义无反顾的行为。我这样说不是苛求，而是按照张炜定义的“真正意义上的精神个体”来衡量的，是按照大师的境界来要求的。或者说这样的要求是理所当然的，因为这正是张炜作为一个道德宣喻者在自己的文章中反复呼吁的。
热点论争与焦点事件“精神沙化”问题争论（2）
这场突起的文字风波也引起一些文坛人士的兴趣。如广东学者林贤治认为《精神的背景》回避和掩盖了问题的更重要方面：张炜强调全球化对中国的冲击，忽略了一个主权国家固有的东西，后者对我们的精神构成的影响更大更深。他还质疑所谓“精神的沙化”，如果是事实的话它从什么时候开始，有没有历史的延续性？林贤治不同意吴亮对大众文化、流行文化和商业文化的过分辩护，而是更为赞成法兰克福学派对其负面影响的批判；他也不满意《上海文学》所邀请的批评家对《精神的背景》的发言，形容为“空洞、没内容、太经院气”。他同样把《精神的背景》跟1993年中国知识界“人文精神大讨论”放在一起，认为当初只是提出了命题，没有能够深入讨论，使得困境依然还是困境。他指出：“讨论的目的是找出问题的根本所在，寻找问题解决的可能性，而不是流于文人的高谈阔论。”作家刘继明则表明了支持张炜的明确态度，他认为张炜的文章并非没有值得商榷之处，但吴亮文章和那个“小众茶园”充斥着一派“拥吴倒张”和口诛笔伐、冷嘲热讽的气氛，像“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大批判，大有将张炜掀翻在地、再踏上一脚的逼人气势，毫无冷静的理性辨析氛围。尽管吴亮的文章引用的尽是些哲学大家的名句，但仅从那种故弄玄虚的做派，照例像他以往那样文辞华丽，富于蛊惑力，虽然他声称从“方法和逻辑”入手，通篇却充满了个人的情绪化成见，热衷于吹毛求疵、断章取义，且的确像一些网友指出的那样恶语伤人，实在有失厚道。在这场争论中起了穿针引线作用的作家陈村，在接受访谈中说道：张炜既然有话要说，写出来很好。我相信许多人是同意张炜的，这使得吴亮的批评更有意义。陈思和把它发出来也很好。张炜很真诚，不光有文才，还有济世之心，为我所不及。至于他具体的论述，因我一向头痛庞大、抽象的命题，没有意见可发表。但他又张炜的私友的身份奉劝张炜：小说家可能还是多写小说更好。
热点论争与焦点事件名家遭遇“谑评”几例（1）
“谑评”有别于“酷评”，是指那种以戏谑的态度、诙谐的文笔，对某些对象所进行的批评，有点类乎于历史题材电视剧中的不同于“正说”的“戏说”。这种批评在意蕴上虽依然不失其严厉，但由于外在表述上的寓刚于柔、谑浪笑敖，批评中有意藏匿了怒气与火气，而更多地表现出夹杂在顽皮与俏皮中的机智与机敏。它旨在于嘲讽与挖苦之中揭示所批对象的问题所在，因而读来有趣而痛快，常常给人以特殊的阅读感受。
2005年间，有关“谑评”的批评文章，主要表现在《文学自由谈》杂志上。这份原以文学的理论批评为主的刊物，近年来已渐渐演变成为以刊载各种文学随笔、杂感为主，尤其是以各种争鸣甚至是“抬杠”的文章见长的杂志。2005年的《文学自由谈》既发表了一些青年学者对文坛名家的“谑评”性文章，又对发在自家刊物上名家文章进行了“谑评”性的“反弹”。可以说在当代文坛掀起了一股不大不小的“谑评”风潮。此后，在《山西文学》等刊物，也有此类“谑评”性文章间或出现。这样一些现象连结起来，便使得“谑评”在2005年的文坛格外惹人眼目。
这里首先要说到《文学自由谈》的“常客”韩石山。作家韩石山自从由写小说改为搞批评之后，名声比过去大了许多，也响了很多，并赢得了不少文学读者的喜爱；因此而明显受益的，还有他主编的《山西文学》，据说受欢迎的程度也直线上升。韩石山一般不管对方是何方神圣，只要是自己觉着不对劲和不对味的，就放胆陈言，直批不讳，而且嬉笑怒骂，不一而足。他总是把老成与老辣、尖锐与尖刻交融于一起；他的批评总是既要打到痛处又要挠到痒处，常常让你哭笑不得，爱恨交加。这样的批评无疑属于典型的“谑评”。在2005年第1期《文学自由谈》上，韩石山写了篇《我怎么总是渡不到那边？》的文章，细述了自己的一个烦心遭际，那就是书海出版社即将一次推出他的三本评论集子，当他“心情好到极点”时，“惩罚就来了”：“有人发现书中有政治问题”，“还真的查出不少问题”；而后修改没完没了，出版遥遥无期；因而，“心中郁闷难以排遣”的韩石山，由钱钟书的“大作家在那边”的话题说起，感叹自己“几十年的思想改造，我还在这边”，并反问“我怎么总渡不到那边？”文章在诉苦衷、发牢骚之余，也捎带着对出版方在严苛审稿中对自己不信任、不放心的批评与讽喻。在第2期《文学自由谈》上，他又写了《粉碎中国作家的“军事”建制》一文。此文由各省、市、区的作家组织在宣传自己的作家和创作时，竞相言必称“军”和以“军”自诩，以及爱用诸如“晋军崛起”、“陕军东征”、“豫军突围”、“滇军北伐”、“琼军初见端倪”、“宁军正在形成”等军事术语喻比文学创作行为与现象，把人们习焉不察的怪异现象用梳理的方式显现出来。在他的描述之下，好像全国大部分省、区的作家都“入了伍”了，称了“军”了。这种情形如果是个别现象，还有情可原，而成为了一种竞相效仿和比照的普遍现象，便不能不人觉着存有某种荒诞性。应该说，韩石山的眼光很“贼”，确实发现了别人没有注意的现象；但有关“军”的种种称谓，是否真的发展到了“军事建制”的地步，而且必须要予以“粉碎”，这就是韩石山在用他的逻辑推演和批评处理，把说法当成了事实，又把事实做了夸大。但在“平庸的作家喜欢这种军事建制”，“各地作家机构领导喜欢这一套”的评说里，韩石山道出了他真正想说的话，而这也触及了这一现象背后的症结所在，提出了一些引人深思和反思的问题。
而同一期《文学自由谈》上，孙德逊针对韩石山的《我怎么总是渡不到那边？》文章所作的《你想渡到哪边去？》一文，也称得上是一篇“以治其人之身还其人之道”的“谑评”。这篇文章，针对上一期的韩石山的《我怎么总是渡不到那边？》的文章，进行了反批评。孙德逊用一种认真又较劲的劲头，并站在一般读者的角度看取韩石山，觉得韩石山“文坛风流，官场得意”，“一听到批评的声音就神经过敏，尤其是冠上‘政治问题’这四个字”。文章在看似苦口婆心中又锋芒毕露，如针对韩石山的“我也是个老党员、老作家啦，怎么就这么不懂政策，就这么没有政治头脑，怎么就这么胡说八道，就这么成心要跟党的政策唱反调？”的自问，孙文反诘道：“请问韩先生，你怎么就不能犯错呢？看他都把自己当成‘真理’了！”应该说，因为角度不同，两篇文章实际上并没有真正对准焦点，但孙文也仿学韩石山批评别人的狠劲和辣味，用尽了挖苦的字眼和嘲讽的口气，文章写得诙谐而辛辣，调侃而犀利，读来也甚为有趣和有味。这篇檄文与其说是旨在批评韩石山，不如说是重在表现作者自己。但却说明善于刻薄批评的，除了韩石山，也还大有人在。
接下来要说到的两起“谑评”，作者都是评坛新秀，又是学界女将，且都为李姓：一位是李美皆，一位是李梦。李美皆在《文学自由谈》2005年第1期上发过《由陈思和教授看学术界》，在该刊第2期上发过《我们有没有理由不喜欢王小波》。两文虽然时有调侃性文字，但整体来看还都是严气正性的评论。而她在《文学自由谈》第3期上发表的《李银河时代的王小波》一文，行文洒脱不羁，论说多有嘲意，“谑评”的诸般特点都表露无遗。此文从王小波的“生前寂寞”和“死后繁荣”的反差入手，通过论说“王小波时代的王小波”和“李银河时代的王小波”的截然不同，最终把话题落到李银河对“王小波现象”的“炒作”的得失上。文章先描述道：“自王小波去世后，关于他的纪念就没有消停过，给人一种王小波的灵堂迄今未撤的感觉”；而后又从“个人的怀念”如何变成“集体的怀念”，“神话”如何变成“童话”的经过，指出“王小波正在被偶像化”，而“李银河被自己神话王小波的欲望彻底打动了，在激情的驱使下像陀螺一样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