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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短篇小说：高原状态下的平庸和躁动底层生存的关注
现实感的强化还突出表现在作家对底层生存的关注上。关于底层关注是这几年比较引人注目的话题，有几个词语均涉及这个话题：弱势群体、底层生存写作、打工文学。社会的增殖不是消弭贫穷，而是使贫富差距越来越大，这种现象暴露了社会体制的根本缺陷，是现实问题的一个焦点。它自然要引起文学的热烈关注，因为这是一个社会公正和道德信念的表现。对底层的关注使得小说的现实感更加尖锐和犀利。但由于底层问题在媒体的介入下很快成为公众的话题，各个方面的力量都试图插到底层问题中，因而使得底层变成了一个暧昧的底层，底层甚至成为了一种资源和面具，被不同的权力加以利用。比方说，底层成为了富豪们“献爱心”的对象，或者成为官员们“执政为民”的道具，底层也是廉价同情眼泪的泄洪处。有些小说的作者不由自主地认同了这样的底层形象，这类小说看似写到了底层的一些真相，却是与真正的底层相隔绝的。这样的小说或许能得到官员以及主流意识形态的共鸣，或许能赢得富豪们的欢心，如果也把这种共鸣和欢心看作是现实感的话，那只能是一种被扭曲的现实感。我想强调的是另外一种写底层的小说，这就是站在知识分子独立的立场来写底层。在这个时候，知识分子应该成为社会公正的裁决者，成为道德良知的代表。他们不是简单地给底层施舍一些怜悯和同情，也不可能代替政治家或经济学家为解决底层问题开出处方，他们要做的其实就是告诉我们还有一个底层问题。
从这样的理由出发，韩少功的《报告政府》就是值得我们重视的一篇写底层的小说。小说的主人公就是一个小知识分子，因为卷入一桩诈骗案中被关进大牢里，于是带出了一连串犯人与犯人、犯人与狱警以及狱警与狱警之间的故事。这样的处理自有高明之处，一方面他不遮掩自己的知识分子立场，不像有些小说装成是以底层的身份说话，却因为矫情和做作而露出马脚。另一方面让主人公也关进大牢，先打掉了他的优越感，避免了一般知识分子写作容易犯的仰视的毛病。监狱里的故事我们也见得多了，它是暴力、犯罪、欲望等聚集的场所，借此能痛快地揭露社会现实的矛盾、展示人性的善恶。但最重要的，韩少功通过这个监狱的描写，是要揭露贫困和权势对社会的破坏。小说中的犯人“瘸子”说：“贫困和权势都是犯罪的条件，你没碰上它们，当然容易做好人”，“世界上的大多数人，其实只分为两种，一种是你说的好人，其实是没有碰上犯罪条件的人。另一种是你说的坏人，不过是犯罪以后没有改过机会的人。”就像瘸子本人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有很多的发明成果，却被坏人利用了。而少年“黎头”如果不到街上去偷去抢，他的继父就要把他和母亲赶出家门。“大嘴巴”也是在讨不到自己的工资的情况下失去理智去杀人的。大多具有现代精神的作家都会采取这样的姿态，即是要追问犯罪的根源。但这种姿态并不是要为犯罪开脱，也不是要对底层表示同情。韩少功借此是要写出底层的真实心理。他们虽然是无视法律进了监狱，但他们又不得不屈服于国家机器，在他们的言行中不断表现出“报告政府”的认罪姿态，因此他们又是卑贱和弱小的。
在底层表达方面，刘庆邦也是值得我们重视的作家，他不会像知识分子那样总是无意中透出俯视的优越感，也不会迎合主流的体恤之情，因而更具有一种平等的姿态。2005年他发表的中篇小说《卧底》和短篇小说《福利》、《鸽子》、《车倌儿》，都是写当下的矿工生活的，具有热腾腾的新鲜感。他曾把2004年定为自己的生活年，回家乡生活了一段时间，接触了大量的煤矿特别是小煤窑的生活事件，可以说这些小说是出自他的良知和激情而写出来的。《卧底》中的那个只身下到煤窑中的小记者周水明甚至可以视为就是作者本人的化身，他感觉到要揭露出现实的真相，是要冒着很大的危险的，哪怕是一位作家通过自己的写作，而他认定了要冒这样的危险将地狱般的煤矿捅出一个大洞来。
中短篇小说：高原状态下的平庸和躁动“新青楼”文学
在反映底层的小说中，沦落到出卖自己肉体的下层女性最被作家们所关注。如果把写到这些女性的小说汇集起来，命名为当代“青楼文学”，大概并不过分。因为这些小说的确有一些共同的现象值得我们讨论。许多作家正是通过卖淫现象进入社会底层的。但具体到文学，这又不仅仅是一个底层问题，也许还有一个文化传统。青楼可以说是缠绕着中国文人和中国文学的一个情结。因此可以把当代反映妓女和卖淫现象的小说概括为“新青楼”文学。卖淫现象自从在20世纪80年代死灰复燃以来，至今已发展到相当严重的地步。据专家估计，在全国范围内，目前商业化性工作从业人员约为400万人。放眼今天城市的街景，在灯红酒绿、雕梁画栋的背后，涌动着的是不可遏止的欲望。所不同的是，古代的青楼是公开的，今天的青楼是变相的，也许就藏在那些装潢艳丽的洗浴中心、歌舞厅、发廊等场所的里面。但即使如此，人们似乎很坦然地接受了这一既成事实，而这种社会现实的顽强存在，就在一点点地腐蚀和瓦解社会的道德精神世界。新青楼文学就是在这一文化背景下展开的。从一定意义上说，新青楼文学是一份及时的社会档案，客观真实地反映了中国社会中普遍存在着的性交易现象。这也正是今天的新青楼文学与传统的青楼文学的最大的不同所在。有人概括传统的青楼文学是一种诗化的青楼、浪漫的青楼。但对于今天的小说家来说，青楼不再是诗化的场所，作家们基本上是以批判现实主义的立场反映社会的“青楼”现象。
而对这种现象的揭露，比较集中在经济根源的追究上。季栋梁的一个短篇小说《燃烧的红裙子》可以说是把这个问题推到了极端的地步。红喜是一名农村姑娘，村里干旱没收成，就跟着大伙到城里去打工。她在城里做上了妓女，卖淫时被公安抓住，遣送回农村。最后红喜失去了活下去的信心，一头栽进水窑里淹死。一直愤怒对待女儿的父亲终于放声大哭。但他哭的不是女儿的死去，而是女儿临死还把家里的一窑水给糟蹋了。在父亲的眼里，女儿的生命还不及一窑水值得心疼。作者并非要谴责绝情的父亲，虽然从现代性的观念来衡量，这样的父亲太缺乏人性，但事实上在人的生存还无法得到保障的情况下，讲人性是一种奢侈的要求。因为这是一个干旱得都要冒火的地方，一窑水将维系一家人一年的生活。作者正是要借此诘问那些为人性解放开空头支票的启蒙主义。
作家通过青楼表达对社会的批判，这自然是一个很好的角度，但也由此形成了一些简单拙劣的故事模式，比方写青楼对爱情的弑伐，本来是恩爱夫妻，因为男人或当官或做生意与青楼发生了关系，结局则是夫妻反目；本来一个单纯诚实的年轻人，因为商业化的追逐使欲望膨胀，沉湎到青楼女子的声色犬马之中，葬送了原初珍贵的爱情……一旦这样的故事被模式化后，也就失去了现实主义的真实性，作者的批判本意也大打折扣。
相比之下，雪漠的一个短篇小说《美丽》也写到青楼对爱情的弑伐，却是一点也没有模式化的痕迹。小说的主人公是一对新婚的农村青年，但新郎灵官没想到妻子月儿竟然患着梅毒。他们俩小时候就在一个学校上学，相互就萌动着爱情的种子。月儿也像大多数的农村姑娘一样总想跳出农门，后来月儿到她爹开的卡厅里管收钱，但“卡厅里的淫荡空气腌软了心中的防线”，她抵御不了勾引，委身于一个来卡厅的老板，就染上了这种可怕的病。梅毒不仅仅一点点地吞噬月儿的身体，也在一点点地吞噬她对爱情的祈盼，最后她在沙漠中自焚。按陈思和的理解，作者笔下的梅毒“象征现代都市中糜烂与繁华同体孪生的文化，是如何给淳朴的农村女孩带来毁灭性灾难”的。月儿在风月场上患上梅毒才惊醒过来，她想回到从前的生活，想悄悄治好病，与自己心爱的人结婚。小说重点写到灵官及其父母在得知真相后的态度和心理。在他们的态度中交织着双重的道德标准：一方面他们绝对拒斥青楼现象，所以他们恨月儿；另一方面亲情伦理使他们不得不把月儿当作妻子、媳妇来救治。这一切更唤起月儿对美好爱情的祈盼。但尽管心头的爱情火焰越来越炽烈，现实中的爱情却被一个正在溃烂的身体所阻隔。月儿最后选择了自焚，就是不想看到自己的身体彻底溃烂，她不想毁掉她留在爱人心中的美丽。作者大概是把主要的寓意都托予自焚的情节了，也就是说，青楼对女人的伤害是无可救治的，哪怕这个女子还心存美好的愿望，也无法在现实中实现。
现代化的矛盾往往集中体现为城乡冲突，所以在新青楼文学中经常会以城乡冲突作为构思的基础，在这种构思中，青楼女子就代表了乡村，她在城市遭遇到的屈辱和蹂躏，也体现了城乡冲突中乡村文化的被动位置。阿宁的中篇小说《米粒儿的城市》通过乡村女孩米粒儿对城市的向往、满足、失望、仇恨的一步步的变化，反映出在城乡冲突中，城市的欲望至上是如何恶性地利用和糟践淳朴的乡村资源的。米粒儿满怀感激和爱意去答谢城市和城市的男人，却没想到这样就天真地钻进了男人为她设置的圈套里，成为了风月场上的牺牲者。
中短篇小说：高原状态下的平庸和躁动“海外军团”的崛起
有一支海外军团在近几年的崛起，的确是一件令人欣喜的事情。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形成了又一次波澜壮阔的出国留学潮，而这支军团的成员都是出国留学潮中移居海外的炎黄子孙，他们挟带着中国经验，在异国文化的碰撞下激发出新的思想火花。他们加入到当代中国的文学写作中，无疑带来一种新鲜的叙述语言。哪怕同样是在讲述中国土地上的生活，却是别开生面的天地。
在2005年的中短篇小说版图上，至少有三位海外女性作家是值得我们重视的，她们是严歌苓、王瑞芸、张翎。严歌苓的名字对国内的读者来说已经相当熟悉了，她20世纪80年代在国内就开始发表作品，当时才20多岁，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90年代到美国芝加哥哥伦比亚艺术学院攻读硕士学位，仍不断有作品问世。张翎毕业于复旦大学外文系，1986年赴加拿大留学，以后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