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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这样的眼光来梳理2005年的中短篇小说，一方面就可以认为这一年的中短篇小说是一个正常年景的收成；也许没有惊世骇俗的经典出现，但仍有一批可圈可点的佳作。另一方面也可以认为这一年较好地延续了小说创作的发展态势，这一点尤其需要引起我们的关注。因为在这种发展态势中，也许那些未来的文学高峰正在积蓄着能量，正在往上突起。
中短篇小说：高原状态下的平庸和躁动批判现实的力度（1）
当代小说基本上仍是以现实主义为创作的主流，说到底，现实主义与小说文体的内在逻辑更为吻合，也与广大读者的阅读期待更为吻合。现实主义的首要特征就是强烈的现实感。现实源源不断地为文学提供新的素材，作家们也始终与现实保持着一种亲密的关系。但现实感并不是来自作家对现实素材的直接索取，而应该是来自作家对现实的主观认知能力。中短篇小说的批判力度和深度有了显著的提升，2005年小说就做了很充分的证明。小说不再是满足于“反映”了现实，而是让我们鲜明地感受到作者对待现实的态度。因此小说的现实感首先体现在社会批判性上。
小说家首先是社会的监督者，他们往往是嗅觉灵敏的“警犬”，对社会的不公和邪恶保持着高度的警惕。这些年来中篇小说有力地承担起小说的这一现实批判的责任。如韩少功的《报告政府》，葛水平的《浮生》、《黑口》，胡学文的《路上行走的鱼》，杨少衡的《林老板的枪》，叶广芩的《响马传》、《对你大爷有意见》，刘庆邦的《卧底》、《鸽子》，罗伟章的《大嫂谣》、《我们的路》，荆永鸣的《白水羊头葫芦丝》、《大声呼吸》等。在这些小说里，诸如小煤窑、农民工、黑社会、权钱勾结等敏感的社会问题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反映，也普遍表现出一种关怀弱势者、呼唤民主和平等的人文精神。从社会批判性来看，今天的作家大大深化了一步。比如基层政府往往是切入现实的焦点，而这类小说不再是过去的“分享艰难”了，而具有了知识分子的鲜明的批判意识。举两个短篇小说为例。邓宏顺的《退税》反映了一个非常现实的社会问题，国家决定免去农业税，高书记要带着全体乡干部到最贫穷的千丘田村去给村民退税。但高书记一行却没有受到他们想像中的热烈欢迎，相反还遭到村民的抵抗，村民们以为这些乡干部们是变着法子来搜刮钱财了。故事的批判性一目了然，它既揭示了基层干部的尴尬和艰难处境，也嘲弄了国家干部在群众中的诚信度。由于批判的一目了然，作者也就不在深刻性上做文章，而是通过戏谑的叙述保持着小说的艺术张力。比如小说一开始，高书记带着干部们行走在去退税的路上，几个人各唱一首流行歌的描写就充满了戏谑的色彩。高书记唱《千年等一回》似乎踌躇满志，老余唱《为了谁》倾诉了复杂的心曲，而老张唱《该出手时就出手》则表明了干部说到底并不代表百姓的现实。小说的人物也许带有脸谱化的特点，但这恰是借用传统戏曲的表现手法，它使读者更能体会到戏谑的韵味。这也说明作家不仅追求现实感，也追求文学性，作者的文学追求让我们从一个现实性很强的故事里欣赏到思想和情感的韵味。向本贵的《赌局》也是以乡长为主角的小说。小说写的是芭茅乡的领导们想方设法通过抓赌博弄一笔去打点县委张书记的钱，这让我们看到了乡村闻所未闻的一面：普遍化的民间赌博、禁赌成为乡镇增加收入的方式以及基层官场的种种潜规则。这是一个很容易被漫画化的故事，但作者即使在遇到荒诞、嘲弄的细节时也处理得十分凝重，因而我们在阅读时哪怕觉得这个故事非常有趣好玩，也不会以亵渎的心情一笑带过。我们会认同作者在叙述中表现出的理性的沉重。这种理性的沉重深化了作品的现实批判性，作者洞见到现实社会是由一环套一环的赌局构成，也许可怕的不是乡村明着“带彩”的赌局，而是藏在背后的隐性的政治化的制度化的大赌局。
在这里我想重点讨论杨少衡。中篇小说的2005年也许可以说是“杨少衡年”，这一年他接连发表了《林老板的枪》、《金粉》、《该你的时候》、《蓝筹股》、《县长内参》五个中篇小说，但说是“杨少衡年”并不在于他的小说数量，而是在于他这一年的小说都朝着一个方向用力，就像打井一样，选定了一个井眼，不断地往深里钻，终于打出了最甘甜的水。他用力的方向就是县长的视角。《林老板的枪》在2005年初发表时就引起了人们的关注，这不仅揭开了杨少衡在2005年的“县长系列”，而且因为发表在《人民文学》第1期上似乎给我们一种暗示。曾有人写过一篇文章讨论《人民文学》如何才能真正体现为“人民”的文学。我以为杨小衡的“县长系列”就包含着他对人民性的理解。毫无疑问，这样的作品首先具有强烈的现实性和社会性，读他的小说也许会让我们联想起身边的人和事。我注意到，《林老板的枪》发表时，媒体上刚刚热炒过非常热闹的“郎咸平风波”。香港的经济学教授郎咸平眼见内地蚕食和侵吞国有资产现象愈演愈烈，愤然站出来大声疾呼：应立即停止私下交易形式的产权改革。郎咸平的声音在广大股民乃至普通百姓中引起热烈反应，也像一块巨石扔进经济学界，引起了轩然大波，由此引发了一场审视中国经济改革方向的大讨论。我不是经济学家，无法对郎咸平的观点置喙，但我以为，郎咸平的姿态却是应该令我们每一个中国人脱帽致敬的。因为郎咸平的姿态在告诉我们，中国的经济改革不能完全由权势者说了算，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来关心它的进程，因为它关乎每一个中国人的利益。这里其实就涉及一个人民性的问题。这不仅是说国企的利益是人民的利益，而且还意味着决定国企的命运也应该是人民的权利。但是当我读了杨少衡的《林老板的枪》后，就感到今天我们再来谈人民性时，决不仅仅是一个姿态的问题。《林老板的枪》讲述了某县徐启维县长与县里最牛的民营企业老板林奉成之间的故事，故事看似不显山不露水，却可以说涉及了当前种种敏感的社会话题，自然也包括了郎咸平教授所痛心疾首的国有资产流失问题。但作家杨少衡在面对这么重大的社会问题时反而不像经济学家郎咸平那样充满了激情和义愤。这有点奇怪，从角色功能来看，应该是经济学家趋于冷静，作家趋于激情。然而正是在这种角色功能的转换中显示出一位作家的深刻性。就是说杨少衡并不是简单地将谴责国有资产流失的姿态认同于人民性，因为在这里，所谓的人民性只是一个抽象的符号。所以杨少衡要从一个具体的县长眼睛里看到这一问题的复杂性。通过小说叙述的层层展开，我们就会发现县长徐启维的胸中装着真正的人民，他如果只是从道德性考虑，就完全可以放弃与林老板的谈判，这样他毫无政治风险。他这样做看似保住了一个国企的国有性质，但企业里的工人——也就是被具体化的人民，却是毫无所获。因此他必须与林老板谈判，并且他为了谈判成功宁愿做出很多的让步。然而他又不能因为这种让步伤害了工人们的利益，于是只好采取了一种并不光明正大的方式让林老板就范。从这里我甚至读出了比郎咸平关于国有资产流失的论述要更清晰的剖析。这就在于郎咸平作为经济学家多了一些情绪，而杨少衡作为作家却多了一些深刻。
中短篇小说：高原状态下的平庸和躁动批判现实的力度（2）
杨少衡发在《人民文学》2005年第9期上的《该你的时候》从更丰富的层面进一步表达了他对人民性的理解。小说中有一位土生土长的县长黄必寿，还有一位从省农科院来挂职当副县长的博士吴悠。两个县长代表了两种政治思路。黄必寿自然是以现成的政治思路来处理问题，我们的社会就是以这种政治思路培育起来的，因此对于黄必寿来说是轻车熟路，运用自如。但这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思路，缺乏现代社会的民主意识，而吴悠带来的恰恰是民主意识。那么，黄与吴的合作该不就是相互补充、珠联璧合了吗？事实上并非如此。吴悠的民主反而让村里的精明人罗伟大钻了空子，罗伟大在民选中靠金钱的许诺当上了村长，又在背后指挥着村民进城去示威。最后，县长黄必寿是以与罗伟大两败俱伤的代价才使问题得以平息的。县长都当不成了，黄必寿并不抱怨，而是力荐吴悠来当县长。这大概就是点题的一笔：该你的时候到了，因为你带着民主来的。但小说揭示的社会现象要比作者的点题更为复杂，从小说的故事里我们也能感觉到，吴悠来当县长不见得会一帆风顺的，她的民主显然无法弥合罗伟大以及坝下村村民与开发区建设之间的利益冲突。民主虽然非常具有人民性，但不是说把它嫁接在一根已经衰老的树木上也能结出丰硕的果实。我们现在的做法就是拿着民主的枝条拼命去嫁接，却不问树木本身是否还有活力。也许在一些人看来，只要把民主挂在嘴上就有了人民性。人民性是生成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重要概念，又像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晴雨表，透过人民性的冷热状况，我们大致上就知道文学刮的什么风下的什么雨。也正因为这样，人民性往往被批评家过度地诠释，虽然它变得越来越宏伟，却也同时变得越来越抽象，抽象得变成了空洞的所指。
具体在这篇小说中所反映的坝下村村民闹事，作者既没有写村民以宽广的胸怀“分享艰难”，也没有写官员以体恤的心情施以小惠。没有这样写恰好是避开了陷入把人民性抽象化的覆辙。这种抽象化的人民性貌似很伟大，实际上透着一种虚伪和逃遁。小说中的黄必寿只能将罗伟大视作对立面，只能以连哄带骗的方式先把事件平息下来，这位平民出身的县长并非不为村民着想，可是在发展经济的名义下他也许只能首先顾及更大的利益。吴悠的民主也解决不了问题，就在于发展经济本身具有多大程度的人民性就是很值得质疑的。今天我们以现代化为目标的发展经济是以农村付出巨大牺牲而获得的，其中最大的牺牲就是廉价吞并农村土地。土地为城市崛起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但农民失去土地也就失去了生存方式。坝下村的村民要求赔偿征地损失显然是合理的，但这种现代化整体性的问题是无法让一个县长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