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是什么”，我曾经在“２０００年高考命题研讨会”上，与大家讨论了一个问题：对孩子的教育，无论是老师、家长，还是教材和考试题，问“是什么”的时候，不能轻意问，也不能轻意教，为什么呢？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我举了一个例子：
一个刚刚懂事的小孩，对蓝蓝的天发生兴趣了，很好奇，这个时候问到大人：“天是什么？”大人怎么答？或者手往上一指，说天在上面。天上有云，有太阳，有月亮，有星星，等等。实际上，我认为这有一种误导，古代人认为天在上面，地在下面，天圆地方。现在科学发达，你还认为天在上面，上面是什么？上面就是天？你还是这样去教导，孩子初记忆时，第一次给他的概念太深刻了，以后很难去改变这个先入为主的东西，可能好长时间还误认为天在上面，地在下面，甚至还想着天像一个锅，地呢是平的、方的，给他这么一个思维，让孩子这么去思维，有误导之嫌。天上有太阳，有星星，有月亮，不错，但仅此而已吗？连大人都讲不清楚的东西，你为什么要跟孩子去说这些，去限制孩子的思维呢？应该让他自己去观察，教他去数天上的星星，让他去体会、观察月亮怎么运行，怎么在云里走路，为什么离开了云她就不走路？问这些问题，让孩子自己去思索，不给他一个具体的答案。不要告诉他１＋１=２。不给一个答案，而是让他自己去观察，自己去思考。你们认为，这样是不是好一些？
“是什么”是唯一的答案吗？
我当时提出，无论你是家长、老师，还是教育部出题的，你给学生的答案不能太机械化，或者是只给一个答案，考题中“是什么”的内容比例不能太多。当时只讨论高考出题的问题，总结２０００年的高考题，考生答题以后，出现哪几种倾向，然后又提出一些２００１年高考命题的方向。我就提出我的观点：凡是概念化的东西，答案往往只有一个，错一个字都不行，一个字一错，整个题就会错，就被判零分，有多机械？这样是不是有些抑制孩子的思维？我认为，出题的时候要考虑一下，不是说这个题不能出，而是出的时候不应该去限制学生的思维，不能误导。误导那就不是一般的问题。因为高考命题是方向，是中学教育的方向。以前，我教过毕业班，整个毕业班的老师实际上就是跟着上一年的高考命题走。前一年高考的命题就是毕业班老师的镜子，就是对着那个镜子来教学生。这样就形成了全国或全省一个模子，就照着这个模子画瓢，这是不行的。
有些学生答题能超出出题和判卷教师的想像，在所有答卷中间可以说有些特色吧。凭这个得高分，但是在“是什么”这个题上呢，往往丢分。丢分虽然不是好事，但说明了一种考试方向问题：是鼓励学生多背一些是什么，还是多想一些为什么。会答“是什么”是知，会答“为什么”是智，会答“怎么办”是能。知识、智慧和才能构成立体的人格魅力。所以我认为，求学的时候不能放弃这些“是什么”，要搞清楚这些“是什么”。在搞清楚“是什么”的时候，你不能把这些“是什么”都当成唯一答案，这是求学应该注意的问题。你把这些“是什么”都当作唯一的答案的话，就没有创新，没进步了。那么社会不会进步，历史不会进步，科学技术也不会进步。所以说，我们搞教育的要引导学生多问一些“为什么”。
第三部分为道的反省之讨论为道——为什么
为什么？
“为什么？”同样是一个问号，但是这个问号与前面的那个问号相比，它的外延与内涵都有很大的区别了。首先，它的空间大。给谁的空间大？给你这个问的人的空间大，给回答的人的空间也大。“是什么”的空间相应小一些，弹性小一些。我这里有这么几个例子：
《淮南子》里面有一篇《人间训》。《人间训》里面问了好多“为什么”。你看：
“为什么有时想减少它，反而会使它增多了？为什么有时努力增加它，却使它减少？
“为什么有人想危害别人，却反而有利于他人？为什么有人想帮助他人，反而加害于他？”
“为什么夺取别人，反被别人夺取？为什么要先给予好处然后再夺取？”……
这些“为什么”有来历，也很有意思。你看“为什么减少它，反而使它增多？”这里有这么个故事。以前，有这么一个功臣，皇帝就想加封他，他一直不要皇帝给他加封。后来，他知道自己要去世了，就嘱咐他的儿子，说：“我死后，皇上肯定要加封你。其他地方都别要，只要某某地方。那个地方最偏僻，最荒凉，而且经常闹鬼，很不吉祥。谁都不要的地方，你就要这个地方，其他地方都不能要，肥沃的地方不能要。”后来，他儿子听从了父亲的话。皇上封给他非常肥沃的土地，非常繁华的地方他都不要。他还真的就要那个地方。皇上想，你自己愿意的，其他大臣也很高兴。以当时的眼光看，这是一种减少。以后新的皇帝继位，朝庭有新的规定：凡是有功之臣，只封一代，到下一代就不给封了，已经封了的全部收回。其他的都收回来了，唯独他那块地没有收回。因为那是不毛之地，谁都看不上眼，收回也等于没收回，那就不收了，永远不收了吧，永远都作为他的封地。这不是反而增加了吗？
为什么想帮助他人反而加害于他人？有一位国王带领一位将军去作战，第一仗就打败了，这位将军非常困惑，本来冲锋陷阵都是很卖力的，国王在后面做主帅，谁不卖力？这位将军喜好酒，他身边有位卫兵就将酒留着。一般情况下，留酒是打胜仗喝，打败仗不喝。但这时候，他实在是疲惫得不得了，卫兵也确实是为了他好，就拿出酒让将军先喝一口，解解乏。这将军喝了一口，又想喝一口，结果喝得酩酩大醉。第二天一早，国王催着第二次出战，都说将军生病了。国王亲自来探视他，掀开帐篷一看，酒气冲天，这还得了。国王亲自出征，打败仗本来就不好交待，这下将责任全推到将军身上，训斥说：“原来是你在玩忽职守，这仗不打了，班师回营。”国王自己也下了台，还找了一个替罪羊。卫兵可没想到，明明是为将军好，结果反而让将军丢了性命。为什么？有一些东西，我们现实生活中间也很多，多问个“为什么”，会使人少犯错。
第三部分为道的反省之讨论为道——为什么（2）
再追问几个“为什么”
科学上的“为什么”，那就更多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有套科普丛书叫《十万个为什么》。你们看我书架上还有一本《千万个为什么》，是前几年编的。如果现在要编的话，那可能就是《亿万个为什么》，“为什么”就太多了。１９９７年，赵朴初会长指示佛教文化研究所编一本《佛教科学常识问答》。朴老的意思，是让现代的年轻僧人在学习佛法的同时，也要学习科学知识。当时，佛教文化研究所的李家政先生就将这个任务交给我。编了十几万字，一问一答，都是“为什么？”。最后，交给叶至善先生审核。朴老还亲自写了前言，作了这么一本小册子。从这本书的目录上能看出来有好多“为什么”。比如：为什么水星上没有水？为什么宇航员能在太空迈步？为什么我们感觉不到物体对我们的引力？为什么会发生泥石流？等等，好多“为什么”，科学上的“为什么”是问不尽的。正是因为有了这么多的“为什么”，就有了讨论、研究、实验的课题，不断有新的课题。有了这些课题，就会有新的研究成果、科学成果。正是因为有了这些成果，并将这些成果付诸运用，所以就推动了社会的发展、人类的进步。
在求学的时候，就是“什么是”，“是什么”；到为道阶段就要多问“为什么”，多去研究“为什么”。两个人在一起讨论，也是围绕一个“为什么”。搞研究也要围绕“为什么”。“为什么”给人的智慧和启发是很大的，所以，这个“为什么”的问号画起来是很有份量的。从古问到今，从这个学科问到那个学科，有人到国外求学，又从中国问到国外，从孩子懂事的时候起，一直问到老，都是没有穷尽的。
使老专家童心不泯的“为什么”
上面讲了一个好奇心，人到老了，还有好奇心，还有童心。但这时的童心不一样，孩提时的童心是问“是什么”；老年人的童心多半是问“为什么”。正是一个“为什么”，引起许多老专家、老科学家童心不泯，还在那里孜孜以求，如果没有“为什么”的话，他们也该退休了。你看，老专家、老学者、老科学家，这些国家级的“国宝”他们有退休年龄吗？没有。国家不让他们退，他们自己还不想退呢，为什么？他们满脑子的“为什么”还没有解答完，还没有找到答案，甚至到最后临命终时，还有好多“为什么”没有向后人交待，还觉得很遗憾。
季羡林先生，是北大的老教授，原副校长，当代文坛的泰斗。他满脑子“为什么”，至今已九十高龄了，仍然坚持每天三点钟起床。干吗？写作。他写什么？都是回答一些“为什么”的，都是给后人一些启示，启示一些“为什么”。这些“为什么”在激发他的兴奋中心，激发他的好奇心，唤醒他的童心。他这样废寝忘食，这样辛勤地耕耘，这是一般人做不到的。并不是说季老，他那么刻苦，那么勤奋，这不仅仅是用“勤奋”两个字能说明问题。也不仅仅是想多为社会做一些事，是他脑中的那么多的“为什么”激发他要这么做。他就是睡不着觉，到时候就要起床，就要辛苦地去耕耘。
南怀瑾先生曾经风趣地说过：“我这个人有高血压，但我闲不住，就是要写作，有时候写起来还没完没了。万一哪一天，我写得激动了，血压高了，就这么趴下去了，倒下去了。那我的弟子肯定会为我描写一番：我先生是为了弘法而捐躯的，以身献法；甚至还要说呢，我是在写作台上立化的。这样，会把我越传越神，但实际上不是我境界高。不知道的人还认为，哎呀，这人道学高！但实际上是我的血压高。”但为什么他明明知道自己的血压高还要写作？他不也是有好多“为什么”来激发他而停不下笔吗？到了一定阶段，他就必须要这样去做。
第三部分为道的反省之评判为道—不二法门（1）
不二
有“是什么”，就有“不是什么”，就有是与非、肯定与否定；问“为什么”的时候，里面就有正方和反方，这实际上是将事物打成了两截，分成了是与非、红与黑、阴与阳、动与静、刚与柔，这些东西都是对立的，一下子把事物一劈两半。但是，我在这里要讲个“不二”，一劈两半的东西，不是两个东西，还是一个东西。
怎么来理解“不二”？“不二”怎么成了一个法门？这是自然的现象，也是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事物本身就是这么回事。就像伸出一只手，站在这边的人看到的是手掌，站在那边的人看到的是手背，你能说这是两只手吗？一个人往那儿一站，从前面看到的是他的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