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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回来，仗打完了，日子还得过。
刚刚于1949年5月28日就任上海市长的陈毅魄力十足。在他指挥下，上海市民平毁碉堡，清除垃圾，整修路桥，风风火火。
中共中央非常重视上海恢复生产，因为当时上海生产已经陷入半瘫痪，全部工厂只有30％维持开工，机器业工厂停工80％。由于交通不畅，面粉产量只是内战爆发前的十分之一，情况异常严峻。就当时中国而言，上海的工厂如果不生产，全国经济就将垮掉一半。上海市场一乱，全国财经就会失去控制。陈毅和华东局、上海市委一致认为，当务之急就是要恢复生产，稳定人心。中央对此态度也十分明确，那就是，首先必须妥善复工。这个问题解决好了，万事皆通，否则一切都谈不上。
当时，一些刚解放的城市军管会不敢接触私营老板，怕戴上“立场不稳”的帽子，陈毅不怕。据荣毅仁的儿子荣智健2005年11月接受凤凰卫视采访时回忆，1949
年5月底6月初，陈毅曾亲自到荣家拜访，给荣氏家族做工作，让他们打消顾虑，协调恢复生产。在拜访荣家的同时，陈毅向上海最有名的90多位私营企业家发出邀请，请他们于1949年6月2日下午到外滩中国银行大楼四楼出席“产业界人士座谈会”。
路上，老板们心惊胆战，一个又一个主意走马灯似地在脑子里乱转。为什么？害怕当场宣布没收他们的财产。可是，当他们在会场坐下来，听到威震淮海战场的陈毅将军第一句话：“工商界的朋友们”，紧张气氛顿时消失了。
私营经济何处去 七年偃旗息鼓1949：私营老板心惶惶（2）
陈毅重申了16个字的工商政策：“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他说：“人民政府愿意帮助大家解决困难，大家有话尽可以对我们谈，我们暂时办不到的也会说明理由。让我们大家共同努力，把生产恢复起来。”
拥有申新系统9个纱厂和12个面粉厂的老板荣毅仁开完会回到家里，对满屋子焦急地等候消息的人说：“明天就开工！”
荣毅仁是上海私营企业界的代表人物。毛泽东曾说：“荣家是中国民族资本家的首户，中国在世界上真正称得上是财团的，就只有他们一家。”（转引自《新京报》2005年10月28日《荣毅仁传奇谢幕》一文）新中国成立之前，上海及江浙一带“十大资本家”之中，有9家举家迁徙，或出国，或到台湾。荣氏家族其他成员也纷纷离开大陆，独荣毅仁的父亲荣德生这一支留下来，与共产党合作。荣毅仁的积极态度，使不少上海私营企业主减少了顾虑，投入到恢复生产之中。
《人民日报》1949年9月4日刊登消息说：“在大力支援上海工业的总目标下，西北、华北、华中的国棉，正大量运沪，维护生产。今年西北的陕棉特别好，产地较往年大，产量也增加了，这对上海的公私营纱厂是个喜讯。”
20日，该报报道说，各产煤地区运往上海的煤正在增加。
21日又报道说，人民银行上海分行于8月12日起试办银钱业7日定期存款，以调节短期信用，暂时解决私营银钱业资金困难。25日起更举办短期定期存款，吸收社会资金，同时又开办省际押汇业务，扶助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生产运销事业的发展。
当时，全国各种报纸，连篇累牍地报道各地恢复生产、开创新业的消息，形成了一股大潮。上海的私营老板把不安藏到心底，打起精神上了阵。
到了1949年12月2日，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的饶漱石，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发言，题为《关于华东工作情况的报告》。他说：“1949年8月上海工厂开工率比7月份增加
27％，9月份开工率达七成的工厂比7月份增多1倍。其中，纺织业和机器业恢复最快。”
饶漱石在讲话中，把上海的私营业主叫做“工商业家”。 ①
私营经济何处去 七年偃旗息鼓《共同纲领》
《共同纲领》为什么没写“社会主义”
全国私营老板极为担忧的“搞不搞社会主义”的问题，在建国前夕颁布的“人民大宪章”——《共同纲领》中，得到了一个令他们宽慰的回答。
《共同纲领》是什么呢？恐怕今天许多人都不清楚。可是在1949年，《共同纲领》是头等重要的事。
它的全名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于1949年9月29日通过的。《人民日报》1949年9月30日报道这个消息时，在头版用了一个特大粗黑标题：“中国人民政协制定人民大宪章”。
《共同纲领》通过之后的第二天，即1949年10月1日，天安门广场举行开国大典，30万人集会游行庆祝。在欢呼声中，毛泽东自豪地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亲自升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面五星红旗。
《共同纲领》起草小组组长是周恩来，副组长许德珩。小组成员包括中共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代表及著名专家学者共二十几人，可谓群贤毕至。起草工作从1949年6月起，经过各民主党派和各方人士广泛讨论，集思广益，反复修改，七易其稿，最后由毛泽东审阅定稿。
最重要的是，《共同纲领》的总纲规定了新中国的社会性质：“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这表明，国家任务是建设新民主主义，而不是开始社会主义革命。
《共同纲领》内涵很丰富，这里着重谈谈经济方面的内容。
《共同纲领》明确界定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经济体制，这就是五种经济成分并存的体制：1。国营经济。2。合作社经济。3。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4。
私人资本主义经济。5。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各种社会经济成分在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
这就使私营经济取得了堂堂正正的合法地位，打消了私营老板的顾虑。
对今天的读者来说，“国家资本主义”这个概念有点陌生，但在当时，它非常时髦，人们都挂在嘴边。《共同纲领》第31条解释说：“国家资本与私人资本合作的经济为国家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
紧接着，第31条提出：“在必要和可能的条件下，应鼓励私人资本向国家资本主义方向发展，例如为国家企业加工，或与国家合营，或用租借形式经营国家的企业，开发国家的资源等。”
由此可以看出，在当时，国家资本主义被人们看成是逐渐消溶私人资本，最终向公有制过渡的桥梁。
当时人们普遍认为，《共同纲领》集中体现了全国人民的意志和利益，是新中国的建国施政纲领，具备了在宪法颁布之前作为新中国根本大法所应包含的基本内容。所以，当时社会舆论把《共同纲领》称为“临时宪法”。当然，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临时宪法。
“大宪章”这个词是刘少奇在这届政协会议21日大会发言中说的。他的原话是：“这是目前时期全国人民的大宪章。”①民盟代表、著名的大胡子张澜激动地说：“它没有高调，它更没有空想。这真是切合实际，切合人民今天需要的《共同纲领》。”他说，“立下宏愿，抱定决心”，“共同起来担负实现这个纲领的责任”。②
毛泽东也给了这篇文章很高的评价，他在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上说：“《共同纲领》必须充分地付之实行，这是我们国家现时的根本大法。”③
著名工商界人士孙晓村参加了全国政协第一届会议。他后来写了一篇颇有价值的回忆文章，题为《我所经历的第一届人民政协会议》，发表在新华社《瞭望》杂志1989年12
期。
这篇文章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共同纲领》为什么没写“社会主义”？
这里要辩证一下。所谓没写“社会主义”，并不是说《共同纲领》中没出现过“社会主义”这四个字。其实《共同纲领》中出现过两次“社会主义”的字样。如第四章“经济政策”第28条有一句话：“国营经济为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第
29条有一句话：“合作社经济为半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为整个人民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人民政府应辅助其发展，并给予优待。”
孙先生所说的没写“社会主义”，是指《共同纲领》中没有写“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实现社会主义”这类意思的话。
这里要特别说明的是，在当时及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人们对社会主义经济的理解就是公有制和计划经济。所以，在《共同纲领》中不写“社会主义”，对于私营经济的存在和发展来说，当然是太重要了。
下面是孙先生文章的相关内容：
我们在讨论《共同纲领》总纲时，大家发言很热烈，民主气氛十分浓厚。特别是讨论到《共同纲领》没有写明“社会主义”这一问题的时候，有不少同志觉得“社会主义”的前途一定要写进去，他们认为社会主义是全国人民的奋斗方向。有的同志说，共产党领导，为什么怕写“社会主义”？较多的同志认为，《共同纲领》的实施，实质上就是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了，现在全国人民对社会主义还是很陌生的，写上“社会主义”与事实有距离，还是实事求是不提社会主义为好。几种观点激烈争论，相持不下。
9月22日，周恩来同志在《关于草拟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经过及其特点的报告》中讲了这样一段话：“总纲讨论中，曾有一种意见，认为我们既然承认新民主主义是一个过渡性质的阶段，一定要向更高级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阶段发展，因此总纲中就应该明确把这个前途规定出来。筹备讨论中，大家认为这个前途是肯定的，毫无疑问的，但应该经过解释、宣传，特别是实践来证明给全国人民看，只有全国人民在自己的实践中认识到这是唯一的最好的前途，才会真正承认它，并愿意全心全意为它而奋斗。所以现在暂时不写出来，不是否认它，而是更加郑重地看待它，而且这个纲领中经济的部分里面，已经规定要在实际上保证向这个前途走去。”
周恩来同志这篇讲话，大家都表示赞同。这篇讲话虽然已经过去四十多年，但至今回味，言犹在耳，真堪称是执行实事求是路线的典范。
孙先生的文章，和《共同纲领》所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完全吻合。
但是，不久之后，围绕这个社会性质定位的问题，党内高层发生了一场争论。这场争论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私营经济的命运。《共同纲领》也被搁到一边去了。
私营经济何处去 七年偃旗息鼓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应该有一个广大的发展
毛泽东：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应该有一个广大的发展
1949年，在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