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87-大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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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87-大突破- 第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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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营经济何处去 七年偃旗息鼓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应该有一个广大的发展

    毛泽东: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应该有一个广大的发展     
    1949年,在全国欢呼新民主主义大宪章诞生,私营企业家惊魂甫定之际,毛泽东4年前的一篇文章《论联合政府》成为一个新热点,不但见报率陡然激增,而且也受到私营老板的追捧。     
    如《人民日报》1949年8月12日发表的重头文章《新民主主义下的私人资本经济》(署名任重),就大段大段引用《论联合政府》原文,给“忧心忡忡、举棋不定”的私营老板吃“定心丸”。而资方人员“服用”之后,竟然疗效神奇。     
    这是什么缘故呢?     
    先交待几句。     
    1945年4月,在延安召开的党的七大上,毛泽东代表中央委员会作了书面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这个报告没在会上宣读,是把稿子印出来请代表讨论。除此之外,他在大会上还作了口头报告以及大会闭幕词《愚公移山》。《论联合政府》经代表讨论,确认为党的纲领,并于1945年5月2日在延安《解放日报》全文发表,反响强烈。在国民党统治区重庆,新华日报社散发了3万份《论联合政府》。连正在出席国民党六大的一些代表看了之后也说,共产党有办法,说得头头是道。     
    但是,《论联合政府》有两个版本。一个就是上面说的《解放日报》公开发表的版本。另一个是建国之后1953年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三卷收入该文时经过删改的版本。当然,前者更能反映七大时准确的历史面貌。在1949年,报刊宣传的《论联合政府》当然是1945年的版本。     
    1945年版的《论联合政府》,在当时最引人注目之处,是提出了中国的资本主义应该有一个“广大的发展”。     
    下面我们看看1945年版《论联合政府》是怎么说的。在引文中,把1953年版《毛泽东选集》所做的修改附在括号内。     
    “现在中国是多了一个外国的帝国主义和一个本国的封建主义,而不是多了一个本国的资本主义,相反地,我们的资本主义是太少了。说也奇怪,有些中国资产阶级代言人不敢正面地提出发展资本主义的主张,而是转弯抹角地来说这个问题。另外有些人,则甚至一口否认中国应该让资本主义有一个广大的发展(1953年版《毛泽东选集》的编者,把“广大”两字改为“必要”),而说什么一下就可以达到社会主义社会,什么要将三民主义和社会主义‘毕其功于一役’。很明显地,这类现象,有些是反映着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有些则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对于民众的欺骗手段。我们共产党人根据自己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明确地知道,在中国的条件下,在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下,除了国家自己的经济、劳动人民的个体经济和合作社经济之外,一定要让私人资本主义经济获得广大发展的便利(1953年版《毛泽东选集》的编者,把“获得广大发展的便利”改为“在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范围内获得发展的便利”),才能有益于社会的向前发展。”     
    今天的读者看了这段话,不免产生两个疑问:一个是,力主“兴无灭资”的毛泽东竟然也赞成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广大发展”?再一个是,为什么1953年的修改又把“广大发展”改掉了?     
    现在先说第一点。毛泽东的确曾经赞成资本主义在中国应该有一个“广大的发展”,这是他的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重要内容之一。他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肇始于1940年发表《新民主主义论》,而在1945年的《论联合政府》中达到一个高峰。遗憾的是,后来他又带头批评新民主主义社会论。     
    在七大召开的1945年,毛泽东对发展资本主义热情高涨。上文提到他在七大除了提交《论联合政府》书面报告之外,还有一个口头报告。这个口头报告现收入人民出版社1996年出版的《毛泽东文集》第三卷(全书共8卷),题为《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口头政治报告》。毛泽东在口头报告中说:“我们这样肯定要广泛地发展资本主义,是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的。”毛泽东还猛烈批评了不同意广泛发展资本主义的党内同志,说他们是民粹主义。毛泽东说:“所谓民粹主义,就是要直接由封建经济发展到社会主义经济,中间不经过发展资本主义的阶段。”①     
    七大刚闭幕,延安《解放日报》为了贯彻《论联合政府》的精神,于     
    1945年6月21日发表社论《关于发展资本主义》,指出:“在许多农业国家,包括中国在内,自由资本主义还有它发展的宽广的可能性与必要性。”     
    前面提到的《人民日报》1949年8     
    月12日任重的文章在引用了《论联合政府》的论述之后说:“对于产业落后的中国,这样的一个资本主义,不但并不多余,而且在相当时期内是很有需要的,要让他发展的。”     
    这样说来,新中国成立之后,资本主义在中国不但能够存在,而且还有广大、广泛、宽广的前途,私营老板怎能不拍手?     
    那么,为什么到了1953年,又把“广大发展”改掉呢?这与后来形势变化及党内斗争有关,后文将要表述。这里先谈谈一些学者对《论联合政府》两个版本的不同意见。     
    中共党史学会会长龚育之最近著文《关于七大的文献和回忆》建议说:     
    “听说中央有关单位还准备合作编辑七大历史文献集,提供更为详尽的档案材料。党史研究者们都在盼望着。这里提出一点希望,就是在这个文献集中,最好能同时收录《论联合政府》的两个版本,一个是当时(七大时)公开发表的版本,一个是建国以后(1953年)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三卷时经过稍许删改的版本。两个版本都是正式的、重要的版本。从研究历史来说,不可以偏废。因为前者反映七大时历史的准确面貌,后者反映修订《毛泽东选集》时的思考。在何时,在何种背景下,基于何种考虑,作了何种修改,这本身已经成为历史,已经是历史研究的课题。”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前副院长于光远于1996年在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从“新民主主义社会论”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书中对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给予很高评价,认为这是从中国特色出发的一个创造。于光远仔细考证了《论联合政府》两个不同版本之后说:“不论这种修改后的内容比原来的内容是否更正确,但《论联合政府》是党代表大会讨论通过的重要文献,随便修改,这是完全不应该的。《毛泽东选集》的编者这么做,使得人们很难完全根据它来研究历史,而必须去做考证,而这种考证并不是很容易做到的。”他还说:“七大时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认识比起写《新民主主义论》时更进一步。这种进步表现在1953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里《论联合政府》的文字不如表现在1945年     
    5月2日发表的《论联合政府》文字中的,表现在1945年5月 2日发表的《论联合政府》文字中的不如在口头上讲的。”① 龚育之在《关于七大的文献和回忆》这篇文章中还提到:“前不久,报刊上宣传某地‘发现’了《论联合政府》的一个未曾见过的珍贵版本,其中有些今天看来很有启发的话(例如,发展工业需要大批资本,在服从中国法令,有益中国经济的条件下,外国投资是我们所欢迎的,外国投资的容纳量将是非常广大的等等),是现行版本中没有的。这其实就是当时公开发表,直到《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出版前广泛发行的版本。在今天的历史文献中集中收录这个(和这类)版本,人们就不至于把它当作‘珍本’来‘发现’了。”     
    这样看来,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中实际上是讲了两个“广大”。一是中国私人资本要有一个广大的发展,再一个就是中国需要广大的外国投资。今天,不少人惋惜慨叹:当初如果按照这两个“广大”的路子,多干一个时期新民主主义,中国也许会发展得更快一些。


私营经济何处去 七年偃旗息鼓刘少奇天津破冰行 (1)

    不论从建设新民主主义的探索来看,还是从中国私营经济五十几年起伏跌宕的历史图画来看,刘少奇1949年4月天津之行都是浓墨重彩的一笔。时至今日,它的立意和构图还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们。     
    刘少奇去天津之前,华北生产形势很是逼人。     
    1949年1月15日,解放军攻占天津。私营老板或者关门不干,或者准备逃跑。原来,天津军管会、市政府成立之后,没人理会私营老板。既不接见,也不谈话,更谈不上帮他们。有些领导人认为,如果与资本家接触,就是“立场不稳”。《天津日报》天天说工人怎么怎么好,说到私营老板,都是罪恶。有些工会一个劲儿教育工人用各种招数跟私营老板斗。有些不懂政策的军管会成员还鼓动工人说,在城里斗资本家跟在农村斗地主一样,分光资本家的工厂和财产。私营老板跟国营公司打交道,不仅不赚钱,反而赔钱。比如,当时天津有一个私营久大盐业公司,把盐运到山东临清去卖。临清的国营贸易公司看到来了一个私营公司,就想法子整他。国营贸易公司故意把盐的价格猛地一跌,迫使久大公司大赔本。类似事情接连发生,弄得天津私营老板叫苦不迭。     
    其实,北平、天津接管不久,当时的中共中央华北局书记薄一波就给中央写了一个《平、津财经情况报告》,谈到当时两市每月要补贴15亿元人民币(旧币)。由于不开工,天津有上百万人生活无着,北平更多。1949年4月,薄一波又向毛泽东写报告,详细列举平、津生产中的问题,除了城乡交换阻隔、外贸断绝、原料匮乏、产品滞销、通货膨胀之外,未能处理好公私及劳资关系也是突出问题。于是,毛泽东委托刘少奇去天津解决问题。刘少奇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     
    刘少奇4月10日抵津,5月12日回北平。一个多月的时间,仆仆奔走,多次讲话,并与干部、工人、职员座谈,最引人注目的是主持召开了私营企业主座谈会。     
    他在讲话中说,民族资产阶级还不是我们今天的斗争对象,“如果当作斗争对象,则是犯了错误……这错误是路线错误”。他还说,“资本家在生产方面占有很高的地位,”保护他们,“实际上就是保护生产”。“天津的工商业将近有4万家,光是搞生产的——工业企业就有上万家,有好几十万工人……社会上的很多必需品,吃的、穿的、用的、鞋子、袜子、牙刷、牙粉……要他们供给。他们是社会上的一个很大的生产力,这个生产力是很重要的,今天没有他们还不行。”他认为毛泽东提出的16字城市政策很好:“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①     
    刘少奇着重批评了“左”的情绪和做法。他说,进城了,敌人看不见了,就把眼睛盯准“大肚皮”资本家。把子弹朝他们打来,像农村分田地一样,要分工厂、汽车、洋房、机器;或向他们提出过高的工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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