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狱"里的温柔--卡夫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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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狱"里的温柔--卡夫卡- 第1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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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方面和某种程度上,他中断了自身内在生命可能的成长。
    正是对于这后一种情况而言,兰克以天才的洞察力指出:罪感产生于未被运用
的生命,产生于“我们内部未展开的生命”。
    事实上,在那些悲哀的日子里,在那为捍卫犹太人尊严而展开的“肉搏”中,
卡夫卡,这个生来不幸而羸弱的孩子,这个“最瘦的人”,的确难免失败的悲惨命
运,继而被沉重的失败之“罪”所压倒。然而,关键在于,他如何去经验和感受这
种失败之“罪”。
    卡夫卡可以把这失败之“罪”经验和感受为来自外部的挫折。要是那样,他就
有可能清楚地意识到,作为结果,那沉重的失败之“罪”是不可避免地落到他身上
了,但那绝非他本身应得之罪,并非“邪恶、神秘”的“莫名”之罪,从而也不会
“令我感到无端的恐惧”。要是那样,池就会意识到,那是生活向他强加的不公正
之罪,是“莫须有”的“名教”之“罪”,是“有名”而绝非“莫名”之罪。固然,
这有名之罪暂时留在他那“被打得半死”的肉体上了,但它绝不可能“铭烙在心田”。
也许,“罪犯”二字可能表现出刻骨铭心的强度,但绝不至于到“无法以任何补赎
或悛悔的方式将它剔除”的程度,更不至于让一个人在即将终其悲哀的一生时,仍
被“莫名”之罪所压倒,仍噩梦般地感到“至今我仍是个ravachol' 罪犯' ”。相
反,既然是不公正的有名之罪,那就当然可以进行彻底的洗刷,那就是:战斗,那
就是:
    永远不退出战斗而不是相反。也许,与生俱来的命运首先就扼注了我们的咽喉,
让我们在生理上那么羸弱,在心理上那么难以“挺住”,让我们“垮掉”,让我们
“出师未捷身先死”,……但是,只要我们不向命运低下自己平凡而高贵的头颅,
我们就永远不会没有机会去涤荡那失败之“罪”的耻辱,洗刷那铭烙在我们皮肉和
心灵上的红字,从而反过来扼住命运的咽喉。肉体能量的弱小是事实,但是,我们
完全可以通过心灵和智慧的创造性运用,去弥补我们肉体能量的缺憾。我们可以
“用理论的死亡代替肉体的死亡”。或许,在相当的时间范围内,我们的身心能量
暂时无法成长到能满足战斗需要的程度,但我们可以卧薪尝胆,发愤图强,潜心寻
找一条强身健体之路。或者,我们可以展开迂回的自救运动,通过某种自强不息的
努力,让生活偿还对我们不公正的剥夺。或者……要做到这些并不十分困难,只要
我们坚信自己无罪,只要我们永不抱怨,只要我们永远不说“不行”或“迟了”;
只要我们坚信自己生来不是要给生活打败:我们甚至可以在肉体上被消灭,但在精
神上却永远不可战胜;只要我们锲而不舍,把努力留给自己,把结果留给上帝;…
…一句话,只要我们承受住“悬而未决”,只要我们始终挺住、绝不放弃。
    弗洛伊德刚进大学校园时的经历,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子。当时他发现,
即便大学中那些高雅的知识分子,也对犹太人怀有可怕的偏见。那些人满以为他会
因为自己是犹太人而感到自卑,从而自觉地与大家“划清界线”。对于这种公开的
侮辱,弗洛伊德感到吃惊,但是“并没有感到太多的遗憾”。相反他认为:“对于
一个积极进取者来说,再怎么排挤,他还是能在社会的某个角落,寻得一块立身之
地。……在大学里的这些最初感受对我的影响,后来证明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年
纪轻轻便已处于反对派的地位,尝到了‘被紧密团结的大多数’压制的命运。这为
我以后的独立判断力的形成,多少打下了一些基础。”然而,我们的卡夫卡没有把
那痛苦的失败之“罪”经验和感受为来自外部的挫折,而是相反。无论当时是否情
愿,他接受了“罪犯”的罪名,带着这失败之“罪”的象征退出了战斗,并把它内
化为几乎持续终生的罪感。换句话说,他把失败之“罪”经验和感受为来自内部的
挫折,从而在相应的方面和程度上,中断了自己内在生命可能的成长。
    在这一过程中,最重要的事情不是“肉搏”中生理上的失败,那只是外来的挫
折;同样,最重要的事情也不是他人强加的“莫名”之罪,那本质上也只是外来的
挫折;最重要的事情是他把外来的挫折经验和感受为内在的罪感。
    实际上,年幼而羸弱的卡夫卡是被生与死的残酷分量压倒了。他羸弱的生理无
法承受“肉搏”所需要的“粗暴、专制和野蛮”,敏感而脆弱的心理也没有“挺住”
的能力。在那场“肉搏”中“垮掉”,并产生内在的罪感,只是个时间问题。就此
而言,厨娘只是一个契机,甚至可以说,厨娘只不过刚好提供了他内心所需要的
“莫名”之罪。与其说是厨娘导致了他内在的罪感,不如说是他内在的“罪感动机”
与厨娘提供的罪名产生了“匹配”,得到了某种确定的表达。当然,在整个过程中,
“洛维家族”气质中的正义感和神经过敏,也不容忽视地产生着某种程度的影响和
作用。
    用一种近乎残酷的逻辑可以说,卡夫卡内在的罪感总会找到自己的表达方式,
总有人会向他提供“莫名”之罪,不是厨娘,就是别的什么人。事实上,最初,
“ravachol”一词的意思卡夫卡并不知晓,但却让他感到自己遭到“咒语”,从而
“成为邪恶、神秘的一部分”;并让他“无端恐惧”。这一细节,刚好是对上述逻
辑的有力证明。
    跟在其他类似的场合一样,有必要指出,我们并非是在就事论事,也不是要为
教育者应负的责任辩解或开脱,更不是在指责卡夫卡自己的过错。在这里,跟在其
他场合一样,我们刚好是希望尽可能全面而深刻地理解卡夫卡不幸的根源。正如刚
才提到弗洛伊德,我们并非真是要在小学二三年级的卡夫卡与大学时代的弗洛伊德
之间作出对比。弗洛伊德那段回忆让我们想到的,主要并非他面对残酷打击时健全、
清醒而坚强的身心状态,而是这样一种身心状态得以产生的幸运根源。
    很显然,两种根源都存在于童年之中。关于弗洛伊德,用他自己的话说:
    一个已成为母亲爱子的男子汉,终生饱含征服者的情感;这种信心会导致成功,
往往成为致胜之本。用我们的话说,弗洛伊德自幼享有非常美好的母爱,享有健全
的父母双亲之爱,足以保障他与父母实现正常的同化,成功构建儿童期神化工程,
从而谱写出动人的“移情英雄诗”。
    可怜的卡夫卡却未能如此幸运。相反,他是不幸的牺牲品。正如我们从不同的
侧面所反复了解到,他从小就被父亲及其所代表的世界加以程度极深的剥夺和“阉
割”,以一个“最瘦的人”的羸弱身心,过早地暴露在那个世界面前。那是一个哥
伦布的、雄性的世界,其中盛行着“肉搏”的法则。在那个世界中,对于一个被严
重“阉割”的孩子,失败是注定的命运。而失败之“罪”及其内化而成的罪感,则
几乎是他得以苟活的前提。
    本来,如果父亲世界对他的“阉割”不是那么彻底和令人绝望,他还有可能挽
救自己,还有可能通过“肉搏”中的斗智斗勇,去运用、展开和壮大自己内在的生
命力,对世界的“阉割”实施漂亮的反击战。遗憾的是,正如前面所指出的,父亲
世界和他自身能量的对比太过悬殊了,对于他来说,打击来得既重又早。事实上,
并非是通过那场“肉搏”,而是早在父亲及其世界面前,卡夫卡的罪感就已经被内
化了。
    从这种意义上说,“肉搏”的背景不过是父亲世界正常的展开和延续。
    他一直是在父亲世界焦灼而酷烈的日头下恐惧颤栗、苟延残喘。甚至可以说,
并非在晚年,而是从一开始,他就处于所谓“向死而生”的绝境——差别仅仅在于,
他晚年的“向死而生”是一种自觉的认识和义无反顾的选择,而早年与生俱来的
“向死而生”则是生活对他的选择,是他不自觉的运数,是不可抗拒、无法斡旋的
天命。
    在那孤弱无助的绝境中,罪感的产生不仅必然,而且自然。因为,在父亲世界
焦灼而酷烈的日头下,罪感反倒提供了一小片哪怕是那么可怜又悲哀的阴凉。可以
认为,正像生存论心理学所指出的那样,不是别人,而是卡夫卡自己,把失败之
“罪”经验和感受为来自自身内部的挫折,从而让自身能量遭到外部世界封闭,生
命力得不到正常的运用,内部的生命力无法向外部世界充分展开,进而产生无法摆
脱的罪感。事实上,他所经验和感受的这种罪感,正是生活中各类慢性自我损害中
根本的动力机制。正是在这一点上,又是生存论心理学,为我们指出了问题中最为
复杂、晦涩、微妙而又意味深长的关键:
    ……' 患者' 利用自己的罪过感死死抓住移情对象,努力保持自身的处境。他
只能这样做,因为他没有能力对移情对象进行分析以摆脱和超越这一对象。比起自
由和责任的可怕重担,罪过感要容易承受一点——特别是当那有可能让人重建生活
的选择来得太迟的时候。如果你不能惩罚他人,如果你由于他人代表了你所认同的
不朽观念因而甚至不敢加以批评指责,那么,你就最好选择罪过感和自我惩罚。如
果你的神不可信赖,你的生命也就失去了价值;因而你必须认定恶必在自己内部而
非神的身上,这样你才能活下去。罪过感使你失去了某种生活,然而避免了死之大
恶。……' 患者' 之所以夸张他的罪过感,是因为它以最安全和最轻易的方式解决
了他的困境。他也设法让旁人对他作出反应,怜悯他,重视他和关照他……
    就这佯,关于罪以及罪感的讨论,把我们带到对卡夫卡问题的综合性认识面前。
    我们看到,卡夫卡的罪感与他“移情英雄诗”的失败相关。移情对象是我们良
心的焦点,是我们整个善恶世界的焦点。它不是什么轻易能摆脱的事物,因为它体
现了我们整个的英雄主义系统。同样,卡夫卡的罪感体现了他向父亲及其世界移情
的失败。
    与他的恐惧一样,他的罪感也是一种悲哀而被动的防御机制。面对强悍的父亲
世界,他无法安全演出自己的“移情英雄诗”,也无法成功地掩饰“移情英雄诗”
的失败。父亲世界不由分说,没有他的余地。然而另一方面,“失去权威的力量和
认可就等于失去自己的生命”。他只好让自己还原到一种与婴儿的孤弱相应的状态,
那就是罪感以及相应的抑郁状态。在这种状态中,他放弃了自己的勇气以及相应的
防御机制,然而,“人的防御机制的丧失,刚好就是一种防御行动。”在这一过程
中,宗教薰染和上帝之爱的缺失,必定产生着一种复杂、微妙然而重要的作用。这
种作用及其机制,我们尚不十分明了,也没有条件在此处详加讨论。但是,不难理
解,没有宗教的寄托和上帝之爱的慰藉,人会格外感到无路可逃,人会格外有着
“死无葬身之地”之感。至少,生命的斫损和罪感的折磨会格外显得无可回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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