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狱"里的温柔--卡夫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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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狱"里的温柔--卡夫卡- 第3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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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只有两次例外。”这场艳遇当然应该看作卡夫卡生活中的随机事件,但是,它
也包含着诸多深刻的必然性因素,其中包括这样一种重要的必然性因素,即卡夫卡
对婚姻伦理和当前婚事强烈的反抗心理。他甚至出于大致相同的心理“有意穿过有
妓女往来的街道”。他在日记中写道:“从她们身边走过令我感到诱惑,与一位妓
女同行,这种可能性虽然遥远,但毕竟存在。这是下流?然而,我不知道比这更好
的事情了,这对我基本上是纯洁的事情,几乎不会让我后悔。
    我只想要硕壮丰满的、年纪较大的女子,穿着不要时髦,然而加以各种装饰,
并因而表现出某种华丽。一位女子大概认出了我……
    除了我,没有人会从她身上发现诱人的地方。我们相互间匆匆看了几眼。天不
早了,……从采尔特纳斯特劳斯大街岔出去的那条小街对面,她开始守候。
    我向她回望了两次,她也接过了我的目光,可我随之还是很快离她而去了。”
也许,只有在这种时刻,人们才有可能真正理解几年前他写下的一条箴言式的日记

    我经过妓院就像经过所爱者的家门。
    就从9 月中旬在意大利那场艳遇前后开始,直到10  月底,卡夫卡足足有6 个
星期没有给菲莉斯写信。菲莉斯在焦急不安之余,委托因工作需要来往于柏林和布
拉格的女友格莱特作为中间人与卡夫卡接洽。在与格菜特接触的时期,卡夫卡暗中
与她发生了异常亲密的关系。据后来卡夫卡研究者们认为,格莱特甚至在他不知道
的情况下为他生了一个孩子。
    在这种不清不白、混乱不堪、并且潜伏着重大危机的状态中,1913  年过去了。
然而,卡夫卡对菲莉斯的感情似乎终属“剪不断,理还乱”。他多次赴柏林面见菲
莉斯。他甚至在日记中设想怀揣绝别信前往菲莉斯处求婚,如果被拒绝,“我就将
信放到桌上,走向阳台……F ·' 菲莉斯' 是我例外为之表明心迹的女子,没有她
我无法生活,我只有跳下去”。他承认:“去年夏天我同菲莉斯决裂了,那是因为
我过多地考虑了自己的文学创作,……我那时一直认为,结婚会损害我的文学创作。”
菲莉斯则对卡夫卡有了看法,在给格莱特的信中把他称为说话“拐弯抹角”的“可
怜的家伙”。也许由于这“可怜的家伙”态度极好,也许还有其他原因,在一段时
间的不满和缄默之后,她还是同意了卡夫卡的求婚。两人于1914  年春天在柏林订
婚,又于6 月1 日在菲莉斯家中举行了订婚庆祝仪式。婚礼则安排在9 月举行。卡
夫卡再次完成了“解救自己的一个尝试”。
    然而,6 月28  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索在当时奥—匈帝国境内的萨拉热
窝点燃。7 月3 日,卡夫卡度过了他的31  岁生日。大约在这同时,卡夫卡与格莱
特的暧昧关系被曝光。7 月11  日,卡夫卡赴柏林,第二天,在他下榻的阿斯卡尼
施霍夫旅馆,由菲莉斯及其妹妹、格莱特、以及一位作家组成四人“法庭”,对卡
夫卡进行了“审判”。深受打击的菲莉斯作出了强硬的反击。格莱特出示了卡夫卡
给她的书信,并朗读了其中划有红线的内容。“法庭”最后判决解除菲莉斯与卡夫
卡之间的婚约。
    卡夫卡终于为他的浪漫爱情付出了代价。看来,正如哲人所言,没有乌托邦式
的“两人世界”,无论合法还是非法的“两人世界”,都不可能是伊甸园。如果说
人是天使,那么人也是野兽。也许包括卡夫卡在内的每个人都是美人和野兽的混合
物。也许这就是世界的本性。
    然而,至少在表面上,卡夫卡似乎并没有对婚约的解除表现出太大的遗憾。无
论怎样,写作的确是他视如生命的一项工程。须知,由于与菲莉斯的恋爱和婚事纠
葛,除了在日记中写下一个小说片断《村子里的诱惑》外,他生命般的文学艺术已
经沉默一年半之久了。为此他一直在痛感自身的失落。
    现在好了,“审判”业已结束,判决已经下达,不管是否愿意,他用不着再把
生命消耗于“两人世界”的苦乐年华,用不着再无休无止地写信、收信、写信……
他又可以重操“单身汉艺术”,重蹈纯粹的“自我完善”之路了。
    他又作为单身汉外出度假,并开始思考如何摆脱对父母的依赖,过一种真正独
立的生活,甚至着手准备更勇敢的计划,摆脱布拉格这“带爪子的小母亲”。
    可以想象,所有这些希望独立于世的渴望,最终多半会由于他自己的赢弱胆怯、
迟疑不决和揣揣不安而流于破产。然而,这种自我分裂、自我困窘和实际上的自我
否定,在某种意义和某种程度上正是卡夫卡的本色。不要忘记,卡夫卡本身就是一
个“分裂的自我”,一个其“逻辑结构”无比复杂、且自相矛盾的悖论。至少在眼
下,如果他真迈出了勇敢的脚步独自走向生活,哪怕作为单身汉承受生活,他也许
就不是他卡夫卡了。除非他的心理真能支撑他自己,除非他的写作真能养活他自己。
然而至少现在这似乎尚不可能。相反,他的写作本身现在还需要养活。这一点在眼
下尤其重要,因为,从实质上说,柏林阿斯卡尼施霍夫旅馆中那场“审判”与他心
灵深处的感受和思考发生了重大碰撞。不能忘记,他的身心几乎与生俱来地承受着
一份来自父亲和世界的“判决”,或者说,几乎自呱呱坠地以来,他一直在父亲和
世界的”法庭”上接受着不由分说的“审判”。几十年如一日,他一直在感受和思
考着世界和人生的本性,努力要捍卫自己在世界和人生中的权利。他不仅是牺牲者,
还是见证人,而且也是斗争的战士。柏林“审判”是一场灵与肉的亲历,它启动了
卡夫卡第二次文学创作的高潮。
                     第四节 “审判”:第二次创作高潮
    就在柏林阿斯卡尼施霍夫旅馆中的“审判”之后不到半月,1914  年7 月28  
日,风雨飘摇的奥—匈帝国向塞尔维亚宣战,第一次世界大战正式爆发。
    由于战争,卡夫卡的两个妹夫都应征入伍,大妹妹带着两个孩子回娘家,使得
31  岁的卡夫卡(他自己由于身体过于虚弱而被免除了义务兵役)不得不生平第一
次离开了被他称之为无法忍受的家庭,临时性地过起了名符其实的“单身汉日子”,
东搬西迁,试图租到一间不为噪声所苦的房子,让自己能够静心埋头运思和写作。
与此同时,战争也带给卡夫卡一个重大的烦恼。由于有关亲戚应征入伍,卡夫卡作
为隐名股东参与投资的那家石棉厂人手不够了,他不得不每天下午去那儿上班。早
在1912  年10  月,在他焦急等待菲莉斯回信的日子里,在他正处于最初的文学突
破之际,类似的局面就已经出现过。当时,他在绝望中致信布洛德,言辞之间充满
死亡冲动。多亏布洛德致信卡夫卡父母,事情才得以化解。这一次由于是战争非常
时期,卡夫卡自知没有规避的余地,只好默认这一沉重的负担。
    解除婚约,大战爆发,离开家庭,这一切终于向卡夫卡提供了他渴望已久的孤
独环境,虽然本质上他也像害怕人群一样害怕孤独。他开始在孤独中自我超越:
“描写我梦幻般的内心世界,这个念头高于一切,所有其他的事情都是次要的。那
些次要的事情以可怕的方式枯萎了,而且现在还在继续枯萎着。只有这——描写我
梦幻般的内心世界才能使我满意。”卡夫卡进入了写作状态:“事实已经证明,我
这种有规律的、空虚的、令人神经错乱的独身生活是行之有效的;我可以重新与自
己对话,我再也不凝视天空了。只有这样,我才有一个转机。”不难想象,对于战
争这种最大规模的“人群事件”,这种本质上属于“超级伦理—人际关系”的突发
事件,卡夫卡不会有什么兴趣和好感。然而,战争和“审判”一样,为他提供了思
考和联想人类及个人命运的丰富契机:“我的思想老是同战争混在一起,它以折磨
人的方法,从各方面无情地吞噬我。
    我现在的思想,同以前菲莉斯给我带来的烦恼是一样的。”在孤独中,在自我
拯救的渴望中,顶着身心内外各种烦恼,忍着失眠、头痛和各种神经衰弱症状,卡
夫卡开始没日没夜地写作,进入了休笔一年半来又一个创作高潮。
    就在战争爆发的第二天,卡夫卡的日记中出现了一个虚拟的名字约瑟夫·K ,
他就是后来卡夫卡重要的长篇小说《审判》(又译《诉讼》)中的主人公。到10  
月初,这部书最初几章的写作业已完成。
    与此同时,8 月里,卡夫卡在日记中写下高度写实主义的小说片断《回忆卡尔
达铁路》。小说背景是俄国偏远内地一条因资金匮乏而被迫停工的铁路终点处。主
人公出于“各种与此无关的原因”,把自己忘却在那荒僻而恶劣的自然条件中,孤
零零而津津有味地与寒冷、老鼠和疾病打交道,也时不时要被迫面临粗鄙的人际关
系。在这个片断中,主人公越是显得若无其事,读者似乎就越是有一种恶梦般的感
受。
    10  月初,他写出了《美国》最后一章的片断,基本上完成了这部他曾经担心
永远无法完成的长篇小说。
    10  月15  日,卡夫卡从格莱特来信中得悉仍存在与菲莉斯结婚的可能。
    他不知道自己是否还爱菲莉斯,“但无论如何,无限的诱惑再度出现”。然而,
跟他和菲莉斯第一次决裂以及随之而来的订婚一样,这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属于卡夫
卡对自己的一种拯救。在生活的分量面前,他永远摆不脱惶惶不可终日的感觉。
“在我的前面是办公室和每况愈下的工作,我总是六神无主,不知所措。我最坚强
的支柱,是以奇特的方式思念菲莉斯。”当然,他也在急着给格莱特回信。左思右
想之后,卡夫卡又恢复了与菲莉斯的通信。
    11  月底,卡夫卡完成重要的短篇小说《在流放地》。在这部笔法极为精细的
作品中,人们看到,一架以“要公正”为宗旨、而且其技术性能高度精确和严密、
结构复杂无比的军用行刑机器,其实质却是一架荒诞而悖谬的谋杀机器。经审判而
被判决在这架机器上接受死刑的对象既不知道对他所作的判决,也不知道自己被判
决了,更谈不上为自己辩护。行刑的军官是这一“不由分说”的司法方式绝对忠实
而狂热的信徒,正因为如此,当这一司法方式受到“局外人”质疑时,军官便知道
“时候到了”——他自己取代受刑的犯人躺到机器中。他非常清楚,只有通过自己
的献身,才能证明这一司法方式并非悖谬和荒诞。然而就在他为象征自己司法信仰
的机器献身之际,悖谬而荒诞的谋杀却进一步走向悖谬和荒诞的极端和高潮:机器
解体了,它并未按照原来的严格设计伴随行刑过程在他身上精确地刺出“要公正”
的字样,而是在解体中以疯狂的杀戳将他置于死地。而死后的军官“面容一如生前
;也没有什么所谓罪恶得到赦免的痕迹。别人从机器中所得到的,军官可没有得到。
他的嘴唇紧闭,眼睛大睁,神情与生前一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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