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很想跟他们在一个风景优美的地方过上几天美好的日子。但他又说，护照可能不
易办理，母亲见到他也可能会太伤心，加之他又无法说话，因而请父母暂缓此行。
也许，他是想避免父母与多拉肯定不会愉快的见面。
生日又快到了。仲夏的生日格外地象征生命的美好。回首人生，许多次爱情、
艳遇、情感的嬗变和突破，刚好都在生日前后得以发生和展开。然而，这一次生日
却前所未有地投下死神森然的阴影。卡夫卡病房中摆满了他终身热爱的鲜花和水果。
他似乎在抓紧时间享受鲜花和水果的美丽与芳香。他拼命嗅着鲜花和水果的香味，
并希望别人在他面前享用水果或饮料，以便让他共享欢乐。他关注看鲜花、果实、
生命、以及永恒……他不能说话，于是以笔代言谈论自己的各种感受和愿望。
我特别想要芍药，因为它们是那么脆弱。
把丁香花放到阳光下去。
永恒的春天在哪里？
黄金雨得不到吗……？
1924 年6 月3 日，距42 岁生日之前刚好一个月，卡夫卡病危。克洛普施托
克，这位卡夫卡4 年前在马特利阿里疗养院认识的犹太青年朋友，按照他们4 年前
的约定为卡夫卡注射吗啡。弥留之际的卡夫卡仍然能说出他终生都习惯表述的悖论
：“杀死我，否则你就是凶手。”又注射了一针安眠药。他在一阵昏睡后醒来，用
尽全身力气扯掉身上的各种管子：“别再折磨我了，干吗还要延长？”克洛普施托
克想去捡起那些管子，卡夫卡对他说：“别走开！”“好，我不走开。”“可我却
要走了。”卡夫卡的遗体被运回布拉格，于6 月11 日安葬在施特拉施尼茨犹太公
墓。
他似乎终未逃脱布拉格“那带爪子的小母亲”。不仅如此，他似乎也终未能离
开父母——1931 年和1934 年，赫尔曼·卡夫卡与尤莉·卡夫卡先后去世，大概
出于他们的遗愿，或者出于其他亲人的安排，他们与儿子合葬一墓，墓碑上依次镌
刻着儿子、父亲、母亲的名字。在布拉格施特拉施尼茨犹太公墓的绿荫下和鲜花丛
中，三位骨肉之亲的人不知道在感受和冥想着什么。似乎，卡夫卡跟父母一道逃脱
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噩梦。然而，3 位妹妹与其他许多亲人都悲惨地死在纳粹集中
营。密伦娜也死在那里。多拉在20年代末嫁给德国共产党一位著名领导人，生下一
个女儿，并在纳粹掌权后与丈夫先后逃往苏联。在那里，丈夫被捕、受审、被判决
继而销声匿迹，她几经磨难，终于在大战爆发之前，于1938 年带着久患肾病的女
儿离开苏联前往英国，在那里，她自己也因肾病不治而于1952 年死去。菲莉斯与
家人从纳粹的阴影下于1935 年迁往美国，1960 年在那里去世。
后记
写完本书第八章，我已下定决心，取消原计划的第九章，放弃了所谓“清理卡
夫卡的遗产”。面对我所看到的卡夫卡，尤其面对他的最后时光，人不忍心再说什
么。这位自称“最瘦的人”，这位“穿衣服的人中唯一的裸体者”，这位“饥饿艺
术家”，他能有什么遗产？即便确有什么正面或负面的遗产，谁又忍心去作理性十
足、一本正经的清点？至少，在写完本书之后，我认定那是某种残酷之举。伴随卡
夫卡走过由生到死那悲哀的旅程，我未能避免对他的残酷分析和揭露。也许正因为
如此，在抵达归宿之后，我强烈地渴望着隐忍的情怀。随着写作的展开，随着对卡
夫卡命运越来越深的了解，我经历了对他由爱、到不爱、而最终仍爱的变化，尤其
在最后一章，我为他掉下了悲哀的眼泪。遗产不是没有，相反十分丰厚。卡夫卡的
不幸与牺牲不会没有意义。我们其实跟他一道生活在欲望、缺憾和希望的世纪，所
不同的是，我们生活在世纪末。在我看来，南极上空巨大的臭氧洞，正是欲望和缺
憾大暴露的绝妙隐喻；艾滋病则准确地象征着我们的“恐惧一渴望”；而希望则在
我们自己和新的世纪。在21 世纪的门槛旁，骨瘦如柴而又赤身露体的卡夫卡让我
们警醒。这警醒中格外有一份特殊的涵义，那就是如一位诗人所说：“所有生生世
世的痛苦/ 都由我们承担。”而这涵义之中复又包含着一份珍贵的默契：以爱我所
爱的勇气和尊严，尽可能祛除任何一种怨尤。既承受欲望也承受缺憾；既承受理智
的梦魔，也承受理智的砥砺；既承受不由分说的天命，也承受悬而未决的希望和信
念。如此，卡夫卡的一切遗产俱在无言之中。
本书引文尽可能直接译自英文资料。由于各种原因，仍有不少引文引自国内已
经翻译出版的中文资料。对后一种引文，出于对全书规范性的考虑而对人名，书名，
地名等作了统一处理。特此说明并谨致歉意。
最后，感谢所有以不同形式帮助或支持我写作和完成此书的朋友。尤其是，北
京的唐燕女士义重如山，于数千里外，设法为我在遍布京城的各大图书馆查找、复
制和寄赠重要资料，予我以精神与物质的支持，在此特表谢忱。
林和生1996 年8 月10 日于成都光华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