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
关于父母直接导致的创伤，我们在第一章已经有了较为详细的了解。对在此之
外的其他存在性不安因素，有必要略加简要的讨论。
在奥… 匈帝国错综复杂的社会情势中，在波希米亚、在布拉格、在那“肮脏的
犹太旧城”之内，卡夫卡的父母逆流而上，为生活而拼搏。毋庸强调，他们自己本
来就处于严重的存在性不安之中。无论是作为曾被剥夺过童年的孩子，还是作为犹
太人、尤其作为极其孤立阶“捷克德语犹太人”（参见第一章第二节），抑或作为
商海沉浮中提心吊胆的小老板，他们必然时时受到各种不安因素的袭扰。而由此造
成的冲击，很容易转嫁到他们天生羸弱而敏感的幼小儿子身上。
例如，在卡夫卡对童年时代的有限回忆中，总要提到父亲的商号在月底结帐时
全家的“不安”，这正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月底的结帐将告之一个月的努力到底换
来了什么，这对刚刚艰难起步的父母，无异于一次例行的判决，让他们惴湍不安，
并让卡夫卡也受到感染。
又例如，父亲试图从小就向卡夫卡灌输这样的思想：在生活中，对大多数人都
不要相信。据卡夫卡回忆，当时，在他幼小的心灵中占有一定地位的人，无一不被
父亲批评得体无完肤。可是，“在我这个孩子的眼里，这样不信任人是毫无道理的，
……于是乎，在我的心灵深处，这种对别人的不信任变成了对我自己的不信任，变
成了一种持续的、对所有人的恐惧心理。”儿童是学习的天才。当父母在生活和工
作的重压下喘不过气时，儿童会以自己的方式感觉出来，并产生相应的不安全感。
这时，如果父母再以简单粗糙的方式要求孩子来理解自己，并对孩子提出超乎其能
力的行为标准，并用粗暴的手段强制执行，孩子就会陷于深深的存在性不安。做父
母的主观上大部希望能够“挑起因袭的重担，肩住黑暗的闸门”，而且大都认为自
己做到了这一点，但事实有可能正好相反。
第三节 死亡恐惧
在父母直接造成的存在性不安外，在父母转嫁的存在性不安外，孩子还有着完
全属于自己的存在性不安。
卡夫卡两岁左右，母亲留在家中的时间变得多起来了。然而，这并非因为他的
缘故。1885 年9 月，即卡夫卡两岁稍多一点，母亲生下了弟弟格奥尔格。不幸的
是，大约一年半后，即1887 年春天，小格奥尔格因患麻疹去世。
同年9 月，又一个弟弟亨利希来到人世，但他的命运更为不幸，仅仅半年之后，
即1888 年4 月，小亨利希就因患耳炎死去。
卡夫卡是长子，在两年多的时间里，他拥有一段相对惟我独尊的时光。
随着新的生命来到这个家庭，这种相对的惟我独尊被打破了，从而加重了他几
乎与生俱来的存在性不安。
根据阿德勒个体心理学所揭示的一般规律，当时，卡夫卡对幼小的弟弟一定产
生了不自觉的敌意。随着弟弟的不幸去世，这种曾经存在的敌意又会使他受到内疚
和罪过感的折磨。两个弟弟相继诞生和去世，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这一特殊情况必
然加深了其心理创伤的程度。
然而，两个弟弟的出生和死亡对卡夫卡的真正打击，在于死亡本身所引起的恐
惧，即所谓“死亡恐惧”。实际上，死亡恐惧是人类心理中最普遍、最深刻、也最
隐蔽的存在性不安，是人类与生俱来的致命伤口。
著名生存论心理学家E ·贝克尔在他的代表作《反抗死亡》中，对死亡恐惧问
题作了全面的探讨。他通过深刻的人类学和心理学分析指出，死亡恐惧与生俱来，
而并非所谓“文化的产物”。死亡恐惧是一种根本性的恐惧，它影响和决定着其他
各种恐惧。死亡恐惧可能具有形形色色的伪装，但无人可以幸免。
“儿童到三岁时就有了夫于死的观念”。儿童之所以不像成人那样有着明确的
死亡恐惧，是因为他们“压抑”自己。这种压抑导致一种整体性的、浑然不分的
“对生活的恐惧”，把明确的死亡恐惧掩而盖之。但是，要成功地掩盖明确的死亡
恐惧，单凭儿童自身的能量不可能做到。换句话说，儿童必须巧妙地利用各种身外
之物。“儿童的人格，他的生活方式，都是他的手段，用以利用他人的力量，利用
事物提供的支撑及其文化中的观念”，把死亡恐惧徘除于自己的意识之外，“压抑”
到潜意识之中，以此保护自己幼弱的身心，使其免干被死亡恐惧压垮的结局。
也就是说，人早晚要明确面对死亡恐惧。在日常生活中，死亡恐惧随时可能冲
破“压抑”而“显露”出来，其过程因人而异，特别与儿童时期的经验有关：
在发展中，死亡恐惧发生了嬗变。如果儿童的成长条件非常有利，所得到的好
处也不过是将死亡掩盖起来。最终，儿童与父母力量的自然同化使压抑成为可能。
如果儿童得到很好的关照，同化就容易和稳固，而父母对死亡的有力胜利自然就成
为儿童的胜利。
根据贝克尔的论述，我们不难推想当时卡夫卡心理创伤的深度。两个弟弟之死
刚好接连发生在卡夫卡三岁到五岁之间，这死亡事件本身像致命的伤口一样深深刻
入卡夫卡天生羸弱而敏感的身心，在当时卡夫卡的“成长条件”中立即不断绽开，
并以一种“发生学”的方式，转化为卡夫卡的“成长条件”，与既有的“成长条件”
产主相互作用，形成恶性循环。
不用说，那些”成长条件”我们已经相当熟悉了，那就是卡夫卡世界中形形色
色的存在性不安因素。布拉格那“带爪子的小母亲”，她的旧城区，犹太人风雨飘
摇的生活圈子，你死我活的文化冲突，“黑暗的角落、神秘的甬道、漆黑的窗户、
肮脏的庭院、嘈杂的酒店，还有那些难以近身的旅店”，家庭中的焦虑和不安，两
个来去匆匆的弟弟所带来的内疚和恐惧，终日没有父母的身影，对爱的渴望，在父
亲面前不由分说的恐惧，父亲＇ 以及家中一位女厨子。详见以下第六节＇ 所施予的
那种“悬而不决”的折磨、以及在这种折磨面前随时“会马上垮掉”的感觉……换
句话说，他未能得到通常应有的保护，在某种程度上过早地暴露在破坏性的死亡恐
惧面前。而这死亡恐惧又以压倒性的份量，成为卡夫卡存在性不安中致命的因素，
并反过来对其他因素产生巨大的、乃至决定性的影响、催化和修饰。
后来，除了迄今所知一次不说明问题的例外，卡夫卡一生几乎从来没有提起两
个弟弟早夭的事情。那悲剧未能浮现到记忆中。也许，那噩梦般的份量，被卡夫卡
“压抑”到无意识的深处去了。
第四节 犹太人——“死人的孩子”
家，它带给卡夫卡的东西是太多了。尤其在童年，身为犹太家庭的孩子，也使
卡夫卡遭受到存在性不安深深的袭扰。
关于犹太人的一般背景，本书前面的讨论已经多有涉及。然而，此处仍有必要
补充若干有说服力的细节。
在卡夫卡时代，在奥地利，尤其在波希米亚这类捷克地区，主要由于捷克民族
主义者的反犹情绪，一个犹太儿童随时可能遭遇各种形式的歧视、欺负、凌辱和打
击。
与卡夫卡同属奥地利人和犹太人的弗洛伊德诞生于1856 年，基本上与卡夫卡
属于同一时代。1873 年，即在卡大卡诞生之前10 年，弗洛伊德走进了大学校门。
他发现，即便在大学这片“净土”，在那些“文化精英”们中间，反犹情绪也是那
么狂热。人们不仅因为他是犹太人而看不起他，而且还认为：
他应该为自己是犹太人而感到自卑和羞耻。就在卡夫卡出生的那一年，奥—匈
帝国发生了著名的“蒂萨茨拉案件”。据传匈牙利蒂萨茨拉小镇一位姑娘失踪，便
引发了一场波及整个奥… 匈帝国的反犹浪潮。布拉格大学一位神学教授居然在他的
证词中出此言论：“犹太人的宗教要求犹太人尽一切可能剥削非犹太人，在生理上
和道义上摧毁他们，用公开的暴力和秘密的阴谋掠夺他们的生命、荣誉和财富——
只要有条件就这样做。”后来，此人的著作成为奥地利纳粹的基本教材，多次再版。
1897 年，布拉格发生了臭名昭著的“十二月风暴”。在捷克青年学生运动的领导
下，犹太人的商店有计划地遭到抢劫和破坏，卡夫卡父亲的商号也险遭噩运，只是
由于他父亲能讲一口流利的捷克语才得以幸免。1899 年，另一次“希斯纳案件”
又引起了类似的反犹高潮。
这就是卡夫卡学生生涯的背景，也是他儿童时代重要的存在性不安因素。
历史上，在犹太人所遭受的各种歧视中，有一种特殊的歧视：
即认为犹太人在天生的邪恶之外又格外怯弱。犹太人常被人称为“懦夫”，甚
至被称为”死人的孩子”。
临终前几年，卡夫卡向友人忆及小学二年级左右一段惨痛的经历。为了证明自
己不是所谓的“犹太小懦夫”，他也竭力鼓足勇气，投身到孩子们的“肉搏”之中，
但结果总是“被打得半死”。有一次，他鼻青脸肿、衣服破烂、哭哭啼啼回到家里，
却被厨娘斥为“罪犯”。由于双重的精神刺激，他竟然患了一场大病。此后再看到
别人打架，只好远远躲开，并从此种下“莫名的”、无法“补赎或悛悔的”、持续
终生的罪感。
有必要指出，虽然卡夫卡一生常常抱怨、指责和分析儿童时代各种“存在性不
安”因素，但是，直到临终前几年，他对自己儿童时代社会上的反犹背景却几乎从
不提及。当然，这其中涉及到卡夫卡家庭内部的宗教状况、父母的宗教态度及其对
子女的宗教教育。
然而，总的说来，其份量难以承受的犹太人问题，也许跟两位弟弟之死一样，
是卡夫卡内心深处不愿触及的隐痛，被他“压抑”到无意识深处去了，成为卡夫卡
身上一个“问题中的问题”。然而，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光，在“向死而生”的绝境
中，犹太人问题却在他思想上鲜明地体现出来。似乎在绝境中，他反而明确认同了
那悲哀的犹太家园，虽然这家园并无任何安全、舒适和温暖，而只意味着永世的漂
泊，只意味着“被莫名其妙地拖着拽着，莫名其妙地流浪在一个莫名其妙的、肮脏
的世界上”。
的确，卡夫卡晚年关于上述“肉搏”事件的回忆决非偶然。大约在同时，在
“向死而生”的“恐惧… 渴望”之中，在致恋人的书信中，他一再谈及犹太人的命
运，谈及犹太人与生俱来的存在性不安：
犹太人不安全的地位——内心的不安全，人与人之间的不安全——站在这一切
之上就可以把事情解释得容易理解了：为什么只有握在手中、咬在牙齿间的东西他
们才认为是自己所有的。此外，为什么只有触手可及的财产才使他们感到拥有生活
的权利；为什么他们的东西一旦失去便再也找不回来，这些东西却在欢欣地永远告
别他们，漂流而去。从根本想不到的方面也有危险在威胁着犹太人，或者让我们把
危险二字去掉，以便表达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