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丽惟我独尊与偶尔出言讽刺的人格特质甚至受到尊崇。她和安东都不懂得节俭理财为后代着想，往往只满足于眼前享受。玛丽只要手上有点闲钱就会追求流行时尚，买新衣服。她不顾穷亲戚责难的眼光，只要她的孩子喜欢就好。
强烈的母爱与自尊使安东过着不同于凡人的生活。19世纪出身贵族的女性必须一切以家族利益为优先考虑，当时结婚皆顺从家长的意思，两个家族结成亲家只为了获得财产、权势与繁衍后代，女性的命运往往系于婚姻。与众不同的玛丽因此不被当成贵族一员。
安东写给母亲的信中透露，一直到他死的那一天，他都非常需要母亲的爱与鼓励，这不只是因为漫漫长夏在圣摩里斯城堡度假的美好回忆，还包括他后来到圣特罗佩城堡探视母亲的经过。安东最后的一封短笺是在他死前几天写的，玛丽隔了一年才收到这封短笺，其中最后一句话最能代表他内心的恳求：“亲吻我，如同我从内心深处亲吻你一般。”
这句话反映了安东虽逾不惑之年，心中仍保有童稚的渴望。安东小时候很调皮，最严重的惩罚就是睡觉前没有人亲他。他总是苦苦哀求，每次都能成功地赢取大人的同情。
安东非常需要母爱的关怀。他和母亲之间互相依赖，分享童年时代的欢笑以及缅怀流金岁月。玛丽在1964年出版了回忆录，书名叫做《我聆听大树的歌声》（J'écoute chanter mon arbre），内容描述她少女时代在拉摩地区丰斯科隆布家族城堡的生活。玛丽小时候和两个哥哥、一个妹妹住在乡下，田园生活培养了她对于音乐、大自然与文学作品的喜爱。在她儿子身上可以看到这种性格特点。
安东与家人的居家照中最令人怀念的，莫过于一张摄于夏天圣摩里斯城堡草坪上的合照。照片中的玛丽身材高挑、气质优雅、风情万种，身边围着五个小孩。圣埃克苏佩里家的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个性，一家人最亲密的时刻莫过于母亲在菩提树下细说圣经故事或其他歌颂美德的故事，平常时候孩子们都是各玩各的。老大玛丽—马德莱娜的小名叫做“母鹿”，她通常自己一个人躲在阁楼里看书、玩拼图或整理印有动植物图片的明信片。
老二西蒙娜最会说故事，但是她的天赋一辈子都没被肯定，因为她的小说大多被出版社退稿。尽管她弟弟在文坛颇具盛名，出版社还是不买账。西蒙娜和大姐一样，都在家里受教育。西蒙娜的脾气很好但有点傲慢。为了躲避令人讨厌的德国女家教，西蒙娜常常和安东一起到野外玩耍。
老四弗朗索瓦的温驯与大姐不相上下。他总是活在安东的阴影下，他必须忍受安东对他颐指气使，有时候忍不住大吵，最后靠打架解决。老幺嘉布丽尔长得很清秀，通常她是哥哥姐姐争吵下的牺牲者、受害者，不过也是游戏中最受宠的主角。五个孩子中只有嘉布丽尔生育了后代，她后来在地中海沿岸的阿盖落地生根，并在那儿重新营造了童年时代尽情嬉游的气氛。她的家后来成为安东长大后最温暖的避风港。玛丽非常喜欢儿童纯真的欢笑，嘉布丽尔的孩子天天盼望外婆来访，只要她一来，孩子们都会争着替她提行李。有时候为了让每个孙子都有行李可以提，她甚至会带着空的旅行箱。
家族相片中最抢眼的是安东的半身照，他那天不怕地不怕的模样与突出的五官早在少年时代就已显露无遗。他有一头茂密的金发，因此赢得“太阳王”的绰号。40年后，圣埃克苏佩里笔下的小王子同样以浪漫的金发形象出现。安东借着小王子完美的外型衬托出成人的荒谬：长大成人的惩罚是渐渐失去美好的容颜。
安东渴望受到众人注目的性格从婴儿时期即可窥出端倪。他盼望成为目光焦点，好像他是最受宠的孩子。他老是粘着妈妈，就连妈妈画图或绣花时，他都会搬一张椅子坐在旁边，要求她一直重复同样的圣经故事。
成年后，不论白天或晚上，他的朋友随时都可能接到他的电话，要求他们评论他的写作，再不然就是要求讲历险故事。安东从小养成了这个习惯。他时常在清晨叫醒姐姐、弟弟和妹妹，强迫大家到母亲的卧房里听他发表新诗或故事，从来没有人对他说不。“固执”是安东另一大性格特征。
不过安东也有温柔的一面。他母亲说，安东小时候曾刻意绕道而行，以免踩到蝴蝶的蛹，并且爬到无花果树上与斑鸠作伴。
从他懂事之后，大人一再灌输他一个观念：继承家族头衔将使他成为一家之主。这个角色带给他莫大的责任感，甚至到了夸张的地步。西蒙娜记得1912年盛夏，有一次她和安东到附近爬山，两个人累得快走不动。西蒙娜丢了一支表，结果安东执意一个人回去找，走了好几英里的路还是找不着。后来到了深夜才看到他拖着疲累的身影回家，他对于自己让姐姐失望一事感到既愤怒又惭愧。安东成年后依然非常顽固。
圣埃克苏佩里早在九岁时展现出机械与飞行的天才，这在后面几章会进一步提到。不过他对于自由写作的热爱则是起源更早。大家记得他把握每个写作的机会，将笔记塞入一个小盒子里，这养成了他日后随手在书上写下心中念头的习惯。
随时记笔记的习惯造就了他另一个特质——不修边幅，他的书桌总是一团糟。在圣摩里斯时，只有嘉布丽尔获准进入他的地盘，整理那张堆满东西的书桌。
他早年的诗篇与故事皆取材自描述英雄事迹的文学作品或通俗娱乐活动。但是他心里还有更伟大的计划，他在少年时代曾写过一出轻松歌剧。安东非常渴望赢得家族成员的赞赏，这一点成了他创作的动机。后来他的亲友都晓得，为了讨他的欢心，批评时得小心措辞。
尽管他的作品屡获文学奖的肯定，忠心的读者群对他的支持也始终如一，但是他仍然渴求实时的赞美，即使是谄媚之辞也不以为意。安东正式出版的作品数量远不及数百封书信。这些写给朋友和家人的书信常常附上幽默或感伤的绘图。他最大的乐趣似乎是在夜幕笼罩着城堡时，在家人和宾客面前献上自己的作品。有一出名为《电话》的通俗剧，内容耸动的程度令人印象深刻：剧中的丈夫外出，打电话回家时无意中听见，家里面所有的人都被入侵的歹徒杀害。
除了演戏之外，安东还想出“比手划脚”的余兴节目。孩子们玩“比手划脚”时可以尽情模仿、嘲笑成人，而不必担心会被斥为冒失无礼。有一次安东把浴袍反穿，露出红色衬里，坐在扶手椅上打呼。大伙儿很快就认出来，他在模仿贝莱主教，以及他布道时的沉闷无聊。
另一次“比手划脚”则是充分展现孩子们对国内外大事的了解，其中最成功的算是表演1912年土耳其与保加利亚两国间的战争。在这场战争中，飞机第一次被当作武器。
在安东表达自我、寻求独创性的过程中，最早同时也是最忠实的支持者是他的母亲。尽管家族长老频频施压，要求玛丽别让孩子们活在幻想世界中，但是玛丽完全无视压力，反而鼓励孩子们挣脱某些僵硬、令人窒息的贵族规矩。后来安东企图“摆脱一切世俗奉行的信念与习惯”，果真扬弃了教条式的贵族规矩。
玛丽一生经历无数悲伤，但她的笔下从不透露生命中的痛楚。她心中最大的怆恸无非是丈夫意外猝死。1904年3月，让在拜访她位于拉摩的娘家亲戚时，死于普罗旺斯境内一处火车站。让一死，玛丽顿时失去人生的伴侣与生活的依靠；在当时年仅三岁的安东未来的成长路上，则缺少了一位指引他的男性英雄人物。
第一部分 1900—1930年目睹死亡
1904年3月20日，《十字报》报道：
“拉福火车站惊传意外！”
星期一晚上，丰斯科隆布家的女婿带着妻子回娘家探亲，结果突然中风，在拉福车站（La Foux）倒地不起，陷入昏迷。候车室驻守人员立刻对其施以急救。虽然医师在第一时间火速赶来，但仍然回天乏术。这位不幸病逝的人接受了神父的祝祷与最后的圣餐礼后，在妻子的怀中死去。他的遗体随后被运至拉摩，并就地举行丧礼。
拉福火车站的旅客来自圣拉斐尔、耶尔（Hyeres）、圣特罗佩与科戈林（Cogolin）等地，每个人的心中顿时感到沉重。
有旅客写道：“这是死神带给人间的残酷意外，谨向顿时陷入哀伤的家属致上十二万分哀悼之意。”
1904年3月14日，安东的父亲突然死亡，所有大报中，只有保守的天主教报纸《十字报》刊载了这则新闻。最令人诧异的是，新闻中竟没有提到死者的姓名，因为记者觉得，读者知道死者就是普罗旺斯莫尔山区（Maure Hills）地主夏尔·丰斯科隆布（Charles de Fonscolombe）的女婿。
这篇报道的标题写着：“拉福车站惊传意外。”虽然有误导大众之嫌，但字里行间仍透露出事实，以避免当地居民以讹传讹。报道中说，死者接受了最后的圣餐礼，并且有夫人随侍在侧。由于年仅41岁的死者走得并不安详，而且遗孀正怀着第五个孩子，自然引起诸多揣测。
报上并未说明让于晚间七点瘫倒在地时，他的小孩是否在场。圣埃克苏佩里家的孩子们常常随着父母亲回外婆家。安东将童年最深刻的回忆记录在《战斗的飞行员》一书中。他的回忆净是些城堡里令人毛骨悚然的黑影，以及西北风的呼啸声。让的遗体于四天内运回圣摩里斯，并由蒙特梭神父主持葬礼。不管安东是否在死亡现场或是否参加葬礼，突如其来的哀悼仪式以及一家之主的突然消失，总难免让小小的心灵惶恐不安。
安东反省自己的成长历程，一切似乎与父亲没有任何直接的关联。在《风沙的智能》中他曾提到巴巴里酋长父亲之死：“是他教我认识死亡，并使我不得不注视着他的脸，因为他始终未合眼。”
尽管《十字报》记者未写出让·圣埃克苏佩里的姓名，但他却在无意间融合了家族的看法：让·圣埃克苏佩里生前并无什么卓越成就。让33岁结婚，在婚前并未闯出自己的一片天，生活缺少明确的奋斗目标。或许在家庭压力下，他才结婚，以便有个交代。
让曾担任骑兵团军官，后来在父亲的公司里担任保险业务员。在结婚证书上，他注明自己的职业为“无特定职业”，相当于一般士绅阶层。在结婚以前，让被派往乡下驻防城镇，单身、有贵族头衔的军官在当地非常吃香。他离开优渥的生活环境，甘愿远赴偏僻乡间，并在女性当家的大宅院安定下来，显示出他的个性中也有强韧的一面。不久之后，大宅院里多了好几个小朋友。让并不负责管理提考德家产，似乎也没有多大的影响力。他身后真正的遗产只有贵族名字和头衔。安东于1921年加入空军时结识好友让·埃斯科（Jean Escot），他说：“我的祖先都是响丁当的人物。”说这句话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