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是政治的润滑剂。将其涂抹在各个关节处，政治就能顺畅地运行。没有了它政治涩滞难行。
但这里所说的道德，并不像孔子或司马迁所理解的那样，也不是指帝王的“宽厚”，当然更不是指民的“顺从”。现代政治中道德的概念指的是遵从契约与遵从共识。道德，不以一部分人的意志为转移，代表公意。由于道德天然地代表绝大多数人的利益，不用强迫，人们自然会箪食壶浆地欢迎它的莅临。
第九部分第八十九章 谏
秦以来，中国大一统皇权之下，第一忠臣，第一谏臣，第一硬骨头大臣，非汲黯莫属。
司马迁把汲黯的篇章安排在循吏与酷吏之间，别有用心，意在羞臊那些酷吏，收到奇效。司马迁对汲黯倾注了满腔热情，讴歌他的铮铮铁骨的死谏精神与刚直不阿的高尚品德。谏，看谏谁，怎么谏。谏汉武帝，而且是面对众臣，针砭其失，不留情面，实在是太难了。汲黯做到了，而且最终死于病老，而非诛杀，这又是难上加难。汲黯本身就是一个奇迹。
但凡敢于死谏的都是刚直之人。汲黯见到炙手可热的田与张汤，不行大礼，只施以拱手礼，足见气节。
但凡死谏的都只认死理，而不顾及其他。汲黯先斩后奏，动彩绘鹤纹用官府库粮以赈济贫民，那是要以脑袋作抵押的。
但凡敢于死谏的都不怕死，为谏不惜死。汉武帝要杀无辜的长安县令，汲黯站出来说，应该杀我！帝王面前无戏言。这是何等勇气！但凡敢于死谏的都毫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与意图。汉武帝多次委派汲黯做地方官，都被汲黯坚辞，理由很简单：官职太卑微，不足以做大事情。
弄得汉武帝没有办法，只得给他大官做。但凡敢于死谏的都必须把私利丢在一边。汲黯终生未谋私利。……汲黯的闪光点在于他对“臣”与“谏”的理解。当众臣议论他“甚矣，汲黯之憨也！”的时候，他回答道：
天子置公卿辅弼之臣，宁令从谀承意，陷主于不义乎？且已在其位，纵爱身，奈辱朝廷何！《史记·汲郑列传第六十》千古高论！高就高在道出了皇权政体的底细：表面上设置了一个庞大的官僚体系，实际上其主要作用不过是为帝王歌功颂德。又何必要仅仅为了歌功颂德而如此耗费呢？三两人足矣！显然，汲黯以混迹于“吹喇叭、抬轿子”之列为耻辱，以尸位素餐为罪孽。他活一天就要谏一天，谏得汉武帝也不耐烦了，几次欲惩治他，甚至起过杀心，然而终未实施。因为汉武帝比谁都清醒：朝廷需要这样一个唱反调的人。汉武帝容忍汲黯，也算是英明吧。容忍对自己统治有利却总让自己难堪的人，也是很难的，所以汉武帝还算有几分英明。
汲黯数次脱离劫难，最后寿终正寝，算是侥幸，因为汲黯之后，很少有帝王能够开明到汉武帝的程度，给死谏者搭建那么硕大而又华丽的舞台，让他在上面蹦蹦跳跳。
至于后世根本就没出几位死谏者，几乎可以说从汲黯至方孝孺，荦荦大者也就是汲黯与方孝孺———这恐怕是司马迁始料不及的。
第九部分第九十章 西汉儒学勃兴的先天不足
儒学勃兴于西汉，最根本的原因是西汉前期，诸侯王造反的事情此起彼伏，朝廷缺乏掌控中央集权的有效手段，亟需寻求理论支持。光靠黄老之学，容易放纵；光靠刑名之学，怨声载道；从根本上放弃学术又无所依恃，更其危险。
从务虚的视角看，凡专制体制都需要将学术定为一尊，建立学术的宗教殿堂，而现代民主政治则以学术自由为宗旨。西方中世纪封建制尚且需要理论支持（依恃的是神权至上主义理论），何况中国的大一统皇权体制，不按照统一的理论体系立规矩、定方圆，人们各自为政，自由言说，专制统治何以能够持久。对此，汉武帝心知肚明，最后下决心“废黜百家，独尊儒术”。
从务实的视角看，西汉初期出现了不少大儒，其中有的具有相当高的造诣，可以随时为帝王所用。有“供”有“求”，一拍即合。
司马迁开《儒林列传》，列举五位硕学鸿儒，昭彰其事迹。其中重点写了公孙弘、辕固生与董仲舒。
最早鼓吹儒学的两个人———田与公孙弘，都不是温文尔雅的儒生，而是张牙舞爪的宵小。
汉文帝虽略用儒生，然而他喜爱的是刑名之学；汉景帝完全不喜欢儒学，窦太后喜欢道家思想。直到汉武帝，情况才发生转机。
武安侯丞相田是儒学最初的倡导者。就是这位横行于朝野的政治巨擘，却首先提议废弃黄老之学、刑名之学，倾心于儒学，他延请数百名治经学的儒生入朝为官。公孙弘脱颍而出，因为精通《春秋》，从一介布衣而位列三公，被封为平津侯，成为天下儒生效法的对象。
田精于权术，公孙弘同样伺候帝王游刃有余。公孙弘终于在皇帝面前得到陈述自己主张的机会。
公孙弘的奏章很长，要点有两个：一个是开办教育，推广儒学；另一个是通过考试遴选贤良，精通一种经书以上的就可以补充文学掌故的缺官，做到“学而优则仕”。皇上“准奏”。从此，朝廷中的儒生逐渐多了起来，儒学勃兴自此开始。儒学之“儒”本有儒雅之意，田、公孙弘却都是品质低劣、唯利是图之辈。儒学始祖孔子、孟子、荀子皆正人君子，举止有度，至田、公孙弘辈则媸颜陋质，曲意逢迎，其传人如何，可想而知。此西汉儒学勃兴之先天不足一也。
众所周知，儒学的一个重要政治思想是承认皇权姓氏更替的合理性，条件是君昏臣贪，无法正常运转。此时得道者可取而代之，不为谋反篡逆。相反，朝廷正常运转的情况下，绝对不允许任何人觊觎皇权，否则被视为大逆不道。
尽管任何一个王朝的末代皇帝都不承认这个规矩，但这个规矩仍在约定俗成地起作用。
为什么说这是儒家的一个政治主张呢？因为自孔子始儒家就推崇文王、武王、周公。而文王、武王、周公恰恰是推翻殷纣的英雄。歌颂文王、武王，就等于承认周取代殷的合法性，正所谓“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
殊不知，汤武革命本身就是一个可怕的悖论。司马迁形象地描述了这个悖论产生时的情景：
清河王太傅辕固生者，齐人也。以治《诗》，孝景时为博士。与黄生争论景帝前。黄生曰：“汤武非受命，乃弑也。”辕固生曰：“不然。夫桀纣虐乱，天下之心皆归汤武，汤武与天下之心而诛桀纣，桀纣之民不为之使而归汤武，汤武不得已而立，非受命为何？”黄生曰：“冠虽敝，必加于首；履虽新，必关于足。何者，上下之分也。今桀纣虽失道，然君上也；汤武虽圣，臣下也。夫主有失行，臣下不能正言匡过以尊天子，反因过而诛之，代立践南面，非弑而何也？”辕固生曰：“必若所云，是高帝代秦即天子之位，非邪？”于是景帝曰：“食肉不食马肝，不为不知味；言学者无言汤、武受命，不为愚。”遂罢。是后学者莫敢明受命放杀者。
《史记·儒林列传第六十一》汉景帝对这个悖论的态度竟然是“言学者无言汤武受命，不为愚”，而且“是后学者莫敢明受命放杀者”！
这件事情发生在儒学勃兴之前夕，像一枚重型隐性炸弹，埋汉·方格纹毛织品藏在儒学的殿堂中，没有人能够把它取出来，更没有人能够引爆。惟一的办法就是按照汉景帝说的去做，把头埋在沙子里，采取“不承认主义”。一个堂皇的理论体系却事先设置一个禁区，不准触摸，这个理论体系的客观性、真理性、有效性怎能不打上一个大大的折扣？！东汉末年，一个个皇帝，羸弱不堪，如刀俎箭靶，任人宰割射杀，不能不说是自吞儒学悖论之苦果。多数帝王都是“打天下”打出来的，这意味：有一天他的江山也要被别人推翻。此西汉儒学勃兴之先天不足二也。
司马迁所记述的五位大儒中，董仲舒是德操比较好的一位，然而他为汉武帝出的主意却给中国的社会发展与文明进步带来致命伤。他“天不变道亦不变”的主张，乃中国文明停滞不前的重要原因之一。更重要的是，他一边说“不变”，一边又在偷偷地、隐蔽地“变”。他的“灾异说”与“天人感应说”就是一大“变”。后来的“变”就更多了，到了宋的理学，变数几乎不计其数了。然而，这一切“变”统统在董仲舒所说的“道亦不变”的“不变”之中，就像孙悟空逃脱不出如来佛的掌心。儒家因此而带有了极强的诡辩力。用花样翻新来维护“不变”，而且一切都可以在其阐释之下，结果是真知真理被阉瘀。
此西汉儒学勃兴之先天不足三也。
董仲舒人品好，政治主张却不好。在他的说服下，汉武帝最终采取了“废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学问方针。摈弃了众家之说，把学术分为“正统”与“旁门”，严重窒息了学问发展。本来层次就不够高的“百家争鸣”，就此彻底终结了。中国人渐渐适应了学问上的一种声音、一种观点与一个腔调。学问变为了“阐释”的代名词，创造性渐渐地也退化了。
此西汉儒学勃兴之先天不足四也。儒学，对于维护皇权统治、稳定社会秩序、浓厚学习风气、普及民间教育等方面具有积极的作用，但同时先天就有以上所列四方面隐忧。司马迁时代的人不可能看出这些隐忧，但后人绝不能等闲视之。
第十部分第九十一章 佞吏
《佞幸列传》乃循吏篇、酷吏篇之续篇，与前两篇成犄角之势。但佞吏不同于循吏、酷吏，后者具有一定偶然性，并不一定每一个帝王身边都有循吏、酷吏，但几乎每一个帝王身边却都有佞吏。明君亦然。
汉高祖刘邦性情刚烈，不纳小人，然而佞吏籍孺却因谄媚得宠；孝惠帝并不昏庸，却仍然继续重用佞吏闳孺；汉文帝与汉景帝虽创造了“文景之治”的神话，却都被佞吏缠身，不能自拔。前者所用佞吏为邓通、赵同（宦官）、北宫伯子（宦官），后者重用的佞吏为郎中令周仁；汉武帝所用佞吏为韩嫣、李延年（宦官）……邓通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佞吏，恰恰产生于盛世。后世也有类似情况，康乾盛世时，乾隆皇帝身边就有佞吏和与他陪伴，这是后话，不提。
邓通发迹，荒唐之至：
邓通，蜀郡南安人也，以濯船为黄头郎。孝文帝梦欲上天，不能，有一黄头郎从后推之上天，顾见其衣带后穿。觉而之渐台，以梦中阴自求推者郎，即见邓通，其衣后穿，梦中所见也。召问其名姓，姓邓氏，名通，文帝说焉，尊幸之日异。通亦愿谨，不好外交，虽赐洗沐，不欲出。于是文帝赏赐通巨万以十数，官至上大夫。文帝时时如邓通家游戏。然邓通无他能，不能有所荐士，独自谨其身以媚上而已。上使善相者相通，曰“当贫饿死”。文帝曰：“能富通者在我也，何谓贫乎？”于是赐邓通蜀严道铜山，得自铸钱，“邓氏钱”布天下。其富如此。
文帝尝病痈，邓通常为帝吮之。文帝不乐，从容问通曰：“天下谁最爱我者乎？”通曰：
“宜莫如太子。”太子入问病，文帝使痈，痈而色难之。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