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宜莫如太子。”太子入问病，文帝使痈，痈而色难之。已而闻邓通常为帝吮之，心惭，由此怨通矣。及文帝崩，景帝立，邓通免，家居。居无何，人有告邓通盗出徼外铸钱。下吏验问，颇有之，遂竟案，尽没入邓通家，尚负责数巨万。长公主赐邓通，吏辄随没入之，一簪不得著身。于是长公主乃令假衣食。竟不得名一钱，寄死人家。
《史记·佞幸列传第六十五》邓通因善于划船而当上了黄头郎，又因他的装束（衣带打结）与汉文帝梦中推其上天的那个人一样，断定邓通即梦中人，从此对邓通喜爱有加，一切听之任之，甚至赐给他造钱的特权，留下了“富比邓通”的民谚。
其实，邓通并无特殊本领，一是小心谨慎，二是溜须拍马，仅此而已。然而这就足以讨帝王欢心了。
汉武帝宠信韩嫣，不亚于汉文帝之于邓通，汉武帝常常与韩嫣同吃同睡，简直是亲如手足。韩嫣也有一个绝活，善骑射。但汉武帝用韩嫣，并非用其骑射之长，而是言听计从。历史总是发生惊人的重复。北宋高俅本来不过是苏轼的书童，因为善于蹴鞠而平步青云，成为宋徽宗的殿前都指挥使，加至太尉，干尽陷害忠良之事。
这就奇怪了。雕虫小技可以成为荣升的阶梯！匹夫可以转瞬间站在万人之上！中国的政治游戏究竟在被什么东西搅局？———人治。
人治之下的政治，尽管可以制定看似完整与缜密的规章、规则，然而实际上最终一切还是以皇帝的喜怒哀乐为转移。任何皇帝都不会放弃这样的游戏：放纵权力的魔力，让不可能的变为可能，让低贱卑微变为高贵显赫。
日本人诠注儒家经典莎士比亚一个剧本就描写过这样的恶作剧：权贵们把一个喝得酩酊大醉的汉子偷偷地改头换面，让他穿上华贵的衣服，周围许许多多的下人服侍他。醉汉酒醒之后对眼前发生的信以为真，博得权贵的开怀大笑。
我一直以为莎士比亚的这个剧本别有用意而且寓意深远。他揭示了人性的奥妙与权力的魔力。权力是可以改变一切的。无论是汉文帝宠爱邓通，还是汉武帝宠爱韩嫣，都不过是为博一乐而已，就如同豢养宠物而博一乐一样。
皇权体制是为一人而设置的政治架构，宠佞是这一架构的一部分。这是每一个皇帝都要宠佞的根本原因。
第十部分第九十二章 杂家司马迁
司马迁是史家，也是杂家，所以才有了不同于一般史论的包罗万象、绚丽多彩的《史记》。
这也正是司马迁之不同于班固、司马光等史家之处，他的脑子里除了帝王将相之外，还装有农夫商贾、医生巫者、破落王侯、三教九流。尽管他尊重帝王这一历史主线（任何人也无法剪断这条主线，因为剪断这条线，历史就成一团乱麻了），但他并不把这条线视为惟一，他认为有价值的都加以记述。
在《游侠列传》中，司马迁记述了汉代大侠朱家、剧孟与郭解。郭解放走杀死自己外甥的凶手的“大义灭亲”之举，感人至深，汉代民间私了诉讼的情况跃然纸上。有了民俗民情，历史变得鲜活起来。
在《滑稽列传》中描述了东方朔等幽默滑稽的人物。这些人一般官职并不高，史料价值也并不大，但他们在与帝王、佞吏周旋的时候，出以滑稽之语，四两拨千斤，反映了他们超常的机敏。司马迁自己也有想到，留下这个篇章，无意中留下了一个极富价值的参照：皇权大一统专制的初期，到底“专制”到何等程度，通过这些滑稽大师的事迹可见一斑。在极端专制的情况下，即使是超级滑稽大师，在威严的帝王面前也是“滑稽”不起来的。司马迁笔下的滑稽大师们，在帝王面前却从容不迫，把帝王当作三岁孩童，多方启发诱导，最终让人大开笑禁。因其机智，那吮痈取宠、奸乱永巷的势利小人也奈何他们不得，在客观上反了那个时代的君臣关系，反映出那时的“专制”尚存一丝空隙。司马迁的《史记》得以刊印发行本身，也是一个有力佐证。在《日者列传》中，司马迁描述了占候卜筮者的生活，颂扬了他们导惑教愚、助上养下
的功绩。
有的学者动辄给司马迁冠以“XX主义者”、“XX家”，其实司马迁什么都不是，就是个追求真理的杂家，他长于史，而又众采百家之说，上至帝王，下至引车卖浆者，无不倾其心血。
司马迁甚至对经济也不放过，专门写了一篇流芳千古的《货殖列传》。货殖者，种钱币收金银也。须知，司马迁的时代，儒家学说炙手可热，按照儒家的看法，“小人喻于利，君子喻于义”。司马迁敢于为“小人”列传，把这些“小人”写得可敬可爱，司马迁不是杂家而为何？
《货殖列传》涉及范蠡、子贡、白圭、猗顿、卓氏、程郑、孔氏、师氏任氏等，都是货殖而富，而并非巧取豪夺。司马迁写货殖列传的目的很清楚：布衣匹夫之人，不害于政，不妨百姓，取与于时，而息财富，智者有采焉。作《货殖列传第六十九》。《太史公自序第七十》司马迁反驳了老子的“小国寡民”、“鸡狗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乌托邦，认为那根本行不通。司马迁的这一思想，较之两千年后的某些人还要深刻些。
第十部分第九十三章 评说百家
何焯评论韩愈文章“吾所谓文，必与道俱”（何焯：《义门读书记》）。《史记》之价值，在相当程度上正因为司马迁之文总是“与道俱”。史实无法更迭，但论必己出，这是司马迁的一个重要写作原则。发起议论，移山走海，高风绝尘。如此写史，《史记》似为先鞭。论及百家之说，司马迁妙笔生花，挥斥八极，抒雅怀，明远志，喜怒哀乐形于笔端，天机云锦皆用在我，明写圣人，实去圣不远矣。读之，不禁汗出毛悚，快哉！快哉！在自序的开首，司马迁迫不及待地把自己对百家学说的解读公诸于世，不惧诟病：《易·大传》：“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涂。”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尝窃观阴阳之术。大祥而众忌讳，使人拘而多所畏；然其序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是以其事难尽从；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不可易也。墨者俭而难遵，是以其事不可遍循；然其强本节用，不可废也。法家严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名家使人俭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实，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儒者则不然。以为人主天下之仪表也，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随。如此则主劳而臣逸。至于大道之要，去健羡，绌聪明，释此而任术。夫神大用则竭，形大劳则敝。形神骚动，欲与天地长久，非所闻也。《史记·太史公自序第七十》且不论这段雄论文境练达高华，独树一帜，即使从纯学问角度看，司马迁也堪称千古一绝的方家。后世的学问家们只会诠释、演绎，与司马迁之差距绝不可以道里计。
司马迁的学术远见令人叹为观止。他对百家之说各打五十大板，这是个破天荒之举，符合现代“于不疑处生疑”（胡适语）的做学问原则。儒家、道家、法家、阴阳家、墨家、名家……在司马迁面前都是短拙毕现，无可匿藏。不能说司马迁说得条条都恰到好处（那样的话，司马迁就是神了），但均不太离谱。特别是对儒家的分析基本是准确的，儒家驳杂（以现代角度看儒家具有局限性，但在司马迁时代，相对来说儒家确实算是驳杂的），难以在实际中贯通。此说极是。儒家确实从诞生之日起就存在难以与现实对号入座的弊端。守孝三年，有几个人做得到？然而这却西汉·马蹄金是儒家的一个重要主张。儒家讲仁爱，却不承认宗教是仁爱之家，把仁爱放置到一系列具体的人际关系框架之下，使得一般的泛爱无有立足之地。儒学存在种种缺失，以至于不能独立发挥作用，所以后世所谓的尊儒，不过是披儒学这张皮而已。如此说来，司马迁足足超前了两千多年！数一数与他同时代甚至包括他之前的人，有哪一位能有如此远见卓识？后世仍不乏抱一家之说以管窥天的蠢人，这些人在司马迁面前怎能不汗颜？司马迁的民主思想萌芽同样让后人嘬舌。
谋及卿士，谋及商贾，谋及史官，谋及庶人。《史记》的字里行间流露着这样的思想倾向。他不是回避政治，而是积极参与，所以才将百家之说置于股掌之间，把玩评说。这对于那些动辄把学问定于一尊的人（包括汉武帝）不啻一种揶谕与鞭打。权力潜规则第九十四章“史命感”截至汉朝，司马迁是创造性著述最丰的一位史家与作家。一部《史记》百三十卷，五十二万字，气贯环宇而又博收约取；振笔直书而又文行忠信。记事时间上起轩辕，下至汉武帝太初年间，所涉内容上至帝王，下至血性武夫、朋党士子；雅有司马相如，俗有游侠、日者、龟策；有真切的记事，还兼有行文浑浑、藏蓄不露的虚笔，写至兴头，援古喻今，议论风发，剥茧抽丝，探讨寻绎，冀对当时世事有所箴规。
尤其不可思议的是，这部巨制的相当一部分内容是作者在受宫刑之后完成的，身陷缧绁，仍案牍劳形，以我注六经之气概，完成了“无韵之离骚”，令人肃然起敬。没有超常的毅力与求索精神，没有来自冥冥的助力，没有“史命感”激励，断难完成。
司马迁的“史命感”来自于祖传。他的家族世代做史官，留下了以修史为荣的传统。匈奴古墓壁画更重要的是有一种来自于冥冥中的助力。
正是这种助力，使得司马迁生得恰逢其时———至少司马迁自己做如是观。司马迁说：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而能绍明世，正《易经》，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
《史记·太史公自序第七十》读到“小子何敢让焉”，不由得想起孟子的“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自周公至孔子五百年，孔子至司马迁又是五百年，孔子“正《易经》，继《春秋》”，司马迁撰写《史记》不恰恰是继往开来吗？浩然之志激荡胸间，所以当司马迁以“诬上”、“沮贰师”之罪被判死刑的时候，主动请求改为宫刑（按照当时的价值观，宫刑有甚于死刑，一般是宁死不“宫”），苟活以续己志。燕雀安知鸿鹄之志？汉武帝哪里知道，后人知司马迁者众，而知刘彻者寡。“汉武帝”三字代表的不过是年号而已，并不是代表一个有血有肉的精灵。刘彻怎及司马迁之万分之一二？！
司马迁励行明节，言志抒情，并非始于宫刑之后。司马迁年轻时就已经自我磨砺，为修史做好了各方面准备。他习诵古文，游历四方，积累了丰厚的学识与扎实的生活经验。年轻的他就已经坚定了信念：继孔子修史者非我司马迁莫属。父亲司马谈临终前的嘱托增强了司马迁修史的信念，增强了他的“史命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