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潜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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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潜规则- 第3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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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非我司马迁莫属。父亲司马谈临终前的嘱托增强了司马迁修史的信念,增强了他的“史命感”。“史命感”不独司马迁所有,这是中国人的一个传统,中国人可以不崇拜神灵,但一般都会崇拜历史宿命。中国自商代就设“史”,掌管祭祀与记事,西周开始设“太史”、“内史”等,名目繁多。然而,同是治史,有所不同,孔子作《春秋》,是为了在繁杂的史实中整理出王道的头绪,以警后世。    
    司马迁的动机绝不像孔子那样单纯与明确。司马迁是道德高尚的职业史家,他忠于自己的职业,忠于父辈与祖上传下来的“史命感”,忠于自己的人生目标与处世哲学,所以才能做到“恶不过,善必扬美”。    
    司马迁其人与《史记》一样,是个深不可测的迷宫。    
    


第十部分第九十五章 《报任安书》

    ———《史记》篇外之篇    
    我一向认为,《报任安书》是《史记》最后一篇,而且是重要的名篇。司马迁自己不好将其放入篇中,但我们绝对不能不把这封信置之史外,这封信分明就是《太史公列传》!司马迁讲述了自己不幸之始末,道出了事情原委,满腔的冤屈与愤恨一下子倾泻了出来。    
    劳于愁思、累于感慨的司马迁把怨恨锁在心中,寻得契机,猛地爆发,犹如大水从堤中泻出,泱泱洪水冲出一个喜怒哀乐俱全的赤裸真身来。豁出去了,忧愤而后投书(而不是“穷愁著书”)。在书中,司马迁将忧愤与写作之关系抟为一个段落,为后人反复引用: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乃如左丘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而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仆窃不逊,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略考其事,综其终始,稽其成败兴坏之纪。《报任安书》读这段文字,如利镞穿心般地痛。司马迁终究是人,不愿意在默默中泯没,所以他以《报任安书》为《史记》作结,把郁结心中的最强音吼叫出来,让世人与其同怨同恨。公元前91年,《史记》接近完成时,司马迁写《报任安书》,向黑暗势力摊牌,对命运发出了严厉的驳诘,借此释愤抒情,吐而后快。此时摊牌,再无牵挂,完全将荣辱甚至生命置之度外。《报任安书》的写法与《史记》的写法大相径庭,分明是另一个司马迁,一个有血有肉、快意恩仇的司马迁,一个重义轻生、“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司马迁。沉郁顿挫,笔挟风雷;英雄末路,美人迟暮。落此地步,也只有将自己入类以自脱了。每读至此,心湖波澜顿生,一掬同情之泪。司马迁在写完《报任安书》之后,活不见人死不见尸,神秘地消失了,消失得无影无踪。对于司马迁来说,“史命”=生命。史命完成,生命就充分实现了其价值。所以,《史记》画上了句号,司马迁的生命也画上了句号。生命完全溶化到了“史命”之中。这不是一个宿命吗?    
    推源祸始,在人心惟危的情况下,司马迁袒露肺腑之言,触犯文网,致使龙颜震怒,才命人加害于他的。退一步说,即使是司马迁仰天椎心,绝望自裁,这笔账同样应算在汉武帝头上,毕竟是汉武帝给了司马迁以难以忍受的屈辱。    
    班彪仅小司马迁几十岁,可算同时代人,对司马迁的下落应该是清楚的,然而在《汉书·司马迁传》中,班彪却对司马迁之死缺着未笔。由此可知,“龙颜”大怒之程度,史家也不得不为皇帝讳。司马迁一抒胸臆,无拦无遮,以死做最后的挣扎,换取尊贵的人格,不啻乎为多劫难多舛的士大夫辟鸿矣。遗憾的是,后来的士大夫很少有效法司马迁者,辜负了司马迁之美意。天意,岂是司马迁预见得到的。    
    


第十部分第九十六章 总论(1)

    论读《史记》,有五惊:一惊司马迁之天赋。    
    司马迁以其超人的天赋、思想、器识与历炼,写出流传青史的不朽之作。他摆弄史料驾驭文字,犹如僚之于丸,秋之于奕,伯伦之于酒,无不驾轻就熟。在某种意义上,得益于他洞彻达观的大智大慧,特别是他惊人的天赋。首先是对历史人物与历史事件的敏锐感觉,诸如伯夷、叔齐不食周粟、范蠡经商、司马相如作赋、东方朔之滑稽等寻常史家看不上眼的事情,都进入了司马迁的视野。司马迁对“历史”之理解可以说是洞彻幽微,自成一系。    
    其次,司马迁具有非凡的文学天赋,非常人可比。这样的天才,中国几千年只有他一位。其文跌宕遒逸,条达舒畅,浑浩流转,纡徐简奥;推本春秋,考信六艺,无往不收,无往不尽;比物连类,慷慨陈词,错落有致,累如贯珠;文势有如百川汇海,万壑朝宗。再次,司马迁具有超常“定力”,功名利禄,其来不喜,其去不忧。大难降临而不改其志,泰山压顶而不折其腰,《史记》完成而不隐其心迹。实乃真性情中人,顶天立地之大丈夫也。《史记》实泣鬼神惊天地的忍者心声,像司马迁这样的耐力与定力实在是世间难寻。司马迁的大智慧归根结底来自于他的天赋与思想。天赋是坐骑,思想则是骑士。思想得坐骑乃得自由,游心太玄而俯仰自如。被凌辱与监视的司马迁,其实心灵是自由的。二惊司马迁之道德涵养。    
    人到无求品自高。为“一求”而放弃“诸求”,如果这“一求”是与天下苍生的命运与利益紧密相连,也就进入超凡入圣的道德境界了。司马迁生为修史,死亦为修史,别无所求,别无所恋,是为超凡入圣。为“一求”宁愿甘守枯寂,任人笑骂。司马迁受宫刑之后,为鬼非鬼,为人非人,仍然毛吞巨海,芥纳须弥,以残疾之身而包纳天宇苍穹,以笔代言,无往而不胜。司马迁贞刚弘毅,百折不挠,勤力劳心,矢志不渝;曲而不屈,迩而不逼。尤其可贵的是,他风标特立,勇于闯学问思想之禁区。每每揭发帝王之疮疤,暴露佞臣之短拙,而且有惊世骇俗的史学创新与思想创新。先有平和,而后气吞龙虎。司马迁心平如一泓止水。他的心灵世界拒闻外界的喧嚣,拒纳世俗的欢乐。他有自己的做人准则与欢乐。“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子非司马迁,安知司马迁之乐?伍子胥复仇之前,曾忧心忡忡地吟唱道:日已夕兮,予心忧悲;月已驰兮,何不渡为?平静归平静,那是针对功名利禄而言的。司马迁的内里是焦灼的,他希望早日完成父亲的嘱托:    
    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第七十》完成不了父亲的嘱托死不瞑目。司马迁之焦灼,一定在伍子胥之上。然而,伍子胥只是为报一己之仇,而司马迁却是为了千秋万世,为了天下苍生,为了华夏传统的薪火传递。司马迁从来未曾想过报仇问题。在他心中根本不存在“报仇意识”,只要完成《史记》,其他都可以一笔勾销。    
    司马迁47岁受宫刑,至56岁失踪(去世?),这九年时间,他不仅要殚思极虑地写作,而且还要以百倍的毅力与勇气战胜自我,战胜屈辱,战胜外界对他的流言蜚语。高标见嫉,他所受到的各种压力是可以想见的。没有高尚的品德,别说写作,活下去也是困难的。清章学诚说:“秽史者所以自秽,谤书者所以自谤。”反过来说,司马迁以诚待史,以诚待人,贵人人自贵,所以成为中国史家之翘楚、文人之楷模,成为一个孤独而又伟大的形象。那些热热闹闹地争权逐利、名极一时的权贵们,不配与司马迁站在一起,二者一为凤凰一为鸱袅,一为兰芷一为蒿萧,一为骐骥一为罢驴,怎可同日而语?    
    三惊《史记》史料之翔实、人物之鲜活。    
    《史记》史料翔实指的是,作者用52万字记载两千五百多年的历史,重要人物与重大事件无一遗漏,一共写了四千多个有血有肉的人物。援古陈义,宽然有余,读《史记》而观止矣!让今人写,扩容十倍,给520万字的容量,也绝对容纳不下那么多史料。当然,今人与古人不完全具有可比性。以同时代作比照,设想,假如当时不是司马迁,而是其他人写,用52万字刻画一百多个人物(外加大量的略写人物),描述一百多个重大历史事件(外加大量略写事件),也是不可思议的。没有任何人具有如此的才能。以小博大,以少博多,确实是司马迁的绝活,无人可及。    
    《史记》所涉及的领域之宽,几乎无所不涉,无所不包。除了由政治、军事、外交组成的主线而外,还涉及文化、学问、经济、民族、宗教、医术、巫术、民俗、说客、刺客、游侠等领域与阶层。或抒情述志、阐发无遗,或踔厉风发、纵意而谈,或虚实交替、春秋笔法,或博收约取、吉光片羽……无一是平铺直叙,平白纪实。司马迁为后人烹制了一脔美味的精神美食。四惊《史记》体裁之新颖。    
    千年历史,兴灭继绝,征战杀伐,弑君杀父,兄弟阋墙,萧墙之乱,仁人志士,刺客游侠,儒法阴阳,歧黄之术,商贾货殖,日者龟策……千奇百怪人,千变万化事,浩如烟海,如何放舟?    
    司马迁以高超的文字驾驭术,使君臣佐使,各归其位。除了他的天赋与才华而外,有赖于他选择体裁得当。先秦的两大名著,《左传》以叙事为线索,《国策》以辞令为中心。司马迁不拘泥于前人窠臼,向前跨越了一大步,开创了以人物为线索、以事件为背景的写法,将事件置于人物之下。因此,《史记》不仅是历史纪实,更是一部有声有色的文学力作,部分篇章与小说庶几近之,兼有“虚而灵”的诗人气质与“滞而实”的学者之风。以传记写法写史,始于司马迁,后人因之。迨至今日,仍富有强大生命力。五惊汉武帝刘彻之宽容。作为专制帝王,汉武帝有其暴戾的一面,也有其宽容的一面。在某种意义上,正是由于他的宽容,《史记》得以流传后世。实际上《史记》应该算作禁书,其中诟病帝王、讥讽权贵的文字,比比皆是。司马迁借助屈原之口,一抒胸臆,更是一种无拘无束的发泄:举世混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是以见放……人又谁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    
    《史记·屈原贾生列传第二十四》这分明是作者在比况自己,抨击那些势利小人。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痛快淋漓地道出了心里话。他为李陵说情,并非因为与李陵有私,而是因为看不惯势力小人顺水推舟。如果说司马迁写《史记》,为了发表的目的不得不施些韬晦之计的话,那么写《报任安书》则完全放开了手脚,心想笔至,毫不遮掩心迹:仆闻之:修身者,智之符也;爱施者,仁之端也;取予者,义之表也;耻辱者,勇之决也立名者,行之极也。士有此五者,然后可以托于世,而列于君子之林矣。故祸莫于欲利,悲莫痛于伤心,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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