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我又一次幸免于难。事奉虞君时蹇叔也劝过我不要事他，但我没听，才遭此难。缪公听罢，二话没说，就请蹇叔当了上大夫。从此秦国渐强。
缪公死后，经过厉公、躁公、简公、出子等数代，国力又衰落了下来。到了秦孝公，再次振兴。商鞅像秦孝公重用卫鞅的故事非常有名。“商鞅变法”使秦国一举强大起来。卫鞅的最大特点是不畏权贵。他要把刺面的墨刑施于太子，太子不接受，于是让太子的师傅代受墨刑。当时，秦国是诸国中最接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国家。权贵们的利益受损，国家却大大受益。
后来秦成霸业，主要也是因为一流人才纷纷涌向秦。像张仪，一会儿相秦，一会儿相魏，一会儿相楚，秦国并不因此而排斥他。秦的传统政策是：只要是人才，就人尽其用。秦统一中国之前，几乎所有的上将都集中在秦。这一点诸国都没有秦国做得好。秦之成功，在乎用人。
历史往往无情地嘲弄人。
一方面秦重视人才，另一方面秦也残酷地摧残人才。赫赫有名的秦缪公，不杀盗马贼，结果得到那伙盗马贼的救助，在一次重要战役中转败为胜。然而就是这个看似仁慈的秦缪公，死的时候却安排了包括奄息、仲行、虎在内的177名良臣为他陪葬，残忍之极。直到秦献公主政（公元前384年）的时候才废除殉葬制度。
秦孝公重用卫鞅，但孝公一死，卫鞅便大祸临头。孝公死，怀恨卫鞅的人便刻不容缓地要处置卫鞅，卫鞅逃跑，未果，被处以残酷的极刑———五马分尸。秦国盛世的奠基者就这样惨死在秦君手下。卫鞅被杀死之后，卫鞅的思想却被秦完整地承继了下来。白起等名将几乎都是被自己的国君处死的。这些战功赫赫的名将大多成为青史中的冤魂。吕不韦该是何等狡猾的人物，最后也免不了惨死。
秦在残暴中崛起！在残暴中一枝独秀！在残暴中停止了诸国共舞，在残暴中结束了百家争鸣！
一个奇怪的现象凸现了出来：中国历史，表面看，君王越仁慈越有凝聚力；实际上恰恰相反，君王越残暴越有凝聚力，越残暴越有夺天下的可能性。秦的崛起构成了一个标准范式：一方面诸国都在喊“暴秦”，恨不得生啖秦王；另一方面人才纷纷涌入秦，使秦愈强愈暴，愈暴愈强。最终喊“暴秦”的只剩下了孤零零的螳臂当车的少数几个人。
邪恶也具有一定的诱惑力，因为靠暴力得来的权力里面充满了人性中最丑陋的贪欲与自我张扬，当人们看到这些东西时，不由自主地会与最后成功联系起来。而仁慈与宽容距离权力塔尖总是很远很远。越是投靠残暴不仁的主公，成功的概率便越大，只有冒着有可能被杀的风险，才可能收获荣华富贵———这就是暴君能聚拢人才的心理上的原因。
这是一个非常恶劣的示范。后来，这样的悖论，在历史上无数次地被上演，杀人魔王越残暴不仁，越能够聚集乌合之众。比如有杀人魔王之称的黄巢（不入伙者———斩！）就一度势如破竹，所向披靡。再如洪秀全心狠手辣，行匍匐礼不到位者———斩！他的队伍遇到年轻男人，不问青红，但看手心，手心红润者（不像受苦人）———斩！就是这个杀人魔王却纠集了数十万之众，占据了半壁江山，半壁政权苟延了14年之久！
第一部分第十章 春秋战国无信义
春秋战国期间，出现率最高的字就是“义”字，然而，春秋战国又最不讲信义。在这个时期，作为人类普适的文化现象———信义，面临前所未有的被解构的危机。这种不讲信义的现象，不仅发生在敌对国家之间，也发生在友好国家之间，甚至发生在一个国家的内部。承诺让出一个城池却不交割，答应出兵援救却又按兵不动，言称买对方的某种宝物却不付钱，将某某骗来却羁押起来，以为人质……凡此种种，不一而足。最早的“自然法”———口头承诺或文书承诺几乎失去效力。例子俯拾即是：
十二年，齐管仲、隰朋死。晋旱，来请粟。丕豹说缪公勿与，因其饥而伐之。缪公问公孙支，支曰：“饥穰，更事耳，不可不与。”问百里奚，奚曰：“夷吾得罪于君，其百姓何罪？”于是用百里奚、公孙支言，卒与之粟。以船漕车转，自雍相望至绛。十四年，秦饥，请粟于晋。晋君谋之群臣。虢射曰：“因其饥伐之，可有大功。”晋君从之。十五年，兴兵将攻秦。
《史记·秦本纪第五》晋闹粮荒，秦支援晋，想必两国定下了口头承诺，待秦有急用，晋会反过来支援秦。然而秦真的闹粮荒的时候，晋非但不支援粮食，反而乘机出兵伐秦，不讲信义到极点。
秦的不讲信义的事情就更多了，比较有名的是秦索要赵国的和氏璧，答应割15座城池给赵，却不实施承诺，幸亏蔺相如机智，才得以完璧归赵。
春秋战国几百年，不讲信义的乱战登峰造极，食言、失信与欺骗，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一部东周列国志，充满着血腥的斗争与杀伐。读之让人压抑，让人窒息，让人呆若木鸡。
作为华夏子孙，我们对春秋战国这段历史不能不怀有愧怍之感。我们最应该躬身自省，我们自古就缺乏集体协作精神，缺乏通过非武力的方法实现利益协调的胸怀与技巧，遇到利益纠葛，非用武力解决不可，以至于产生了对武力的严重依赖性，无法摆脱，像吸毒者依赖毒品。协商谈判解决问题的实例实在是太稀少了。在大多数时间里处于不正常的状态之中，或是以腐败与不公正为代价拼命保持既得利益格局，或是坐以待毙，消极等待不知道从何而来的武力打乱格局，重新摆平那些春秋·铜胄已经失去相对平衡的各种利益关系。所谓“窝里斗”，在这个历史时期也表现得淋漓尽致。肤色相同、操着同一种语言、有着大体一致的文化传统的龙的传人都嗜斗成性，弄得华夏大地几乎无一天无有杀伐，无一天无有争斗。被分封的数十种上百股政治势力，互相之间根本不能和平共处。大家都怀有这样一种心理：宁可承担巨大风险争夺全部利益，也不愿意降低风险稳拿属于自己的几百分之一的利益。换言之，地方自治在中国行不通，非中央集权不可。分享不如独享，分权不如集权，名义上的天子不如握有实权的帝王。这种价值取向被广泛认同。
欧洲或日本的地方分权比中国稳定得多，解决地方势力纷争所采取的手段也并非仅仅是武力。这是他们迅速走上现代化之路的最基本的因素之一。中国的现代化之路艰难，原因同样在于此。权力过于集中，行动过于一致，染指权力的人数过少，扼杀了地方乃至个人的积极性，使得很难自我调节，也使得中国始终处于国强民弱的状态，社会发展极不谐调。在许多场合，皇权的破车根本拉不动方圆如此辽阔的大地，所以中国文明的步伐格外缓慢。儒家是讲伦理道德的，但道德在中国恰恰是个致命的弱点，中国只存在封闭的道德体系，不存在开放的道德体系，单纯靠封闭的道德体系（只涉及特殊人际关系———如君臣、父子、夫妻、兄弟等，而不涉及一般的人际关系，这样的道德体系是封闭的道德体系）治理国家，卒难遂愿。
第二部分第十一章秦始皇与“皇帝”
王夫之认为，郡县制在秦之前已有，“封建”虽不可复，但三代依赖的封建制仍糅在秦后的郡县制里，所以，中国历史上下五千年是一部没有真正社会性变革的历史。王夫之的话不全对。
秦之前的郡县制与秦始皇开创的郡县制岂可同日而语？秦始皇的郡县制是大一统的，不封王的，专制到极点的，政治势力之间的相互制约（包括诸侯、王对天子的制约，也包括天子对诸侯、王的制约）彻底丧失，最高权力成为无忧无虑、为所欲为的怪物。
“形式”是实质的保证。郡县制的形式是为大一统皇权专制服务的。丞相王绾劝秦始皇封王，他说不封王无法镇抚偏远的诸如燕、齐、楚等原诸侯国。群臣都认为王绾说得有道理，支持他的这一建议，惟有李斯反对，李斯说不见得非要封王，用重赏的方法也能够取得镇抚的效果。秦始皇拒绝了王绾与群臣的建议，采纳了李斯的意见。李斯是中国历史上大牌的投机家，他的一言一行，并非出于他的学识与良知，而是出于他龌龊的心理与卑鄙的目的。也许李斯的意见正合秦始皇的心思，李斯不提出来，秦始皇也会这样做。秦始皇像秦始皇结束了分封制，政治权力归于一统，中央的权力直接延伸到基层的乡里。地方自己决定自己事务的权力被彻底收缴了。中国人不得不为维持这一庞大的权力机器而付出难以想像的代价。随着集权制度的建立，不但政治、经济的权力归于一统，话语权也归于一统。士的功能随之发生了根本性转变，由原来的士大夫为诸侯王出主意（互相制约）改为士大夫阿谀皇帝（一体化）。士大夫想向皇帝进一言，要看皇帝高兴不高兴，不高兴的话可能掉脑袋。我们不妨做个假设：如果说秦之前有一万个士大夫握有话语权，到了秦，能够给于皇帝以影响的士大夫恐怕连十个也不足了。话语舞台一下子变得局促起来。从此，中国历史上多了忠骨孝颅的牌坊，而少了理性思想者的丰碑。士大夫渐渐不会思考问题了，因为在皇权专制的威严之下，一切独立思考成为多余。独立的思考与独到的见解，往往成为引灾惹祸的根源，惟恐避之不及。中国人学习新鲜事物的能力也渐渐丧失。因循守旧，不思进取，世代因袭，习惯而成自然。秦始皇开创郡县制皇权专制。这种皇权专制恶性发展下去，终于走向极端，皇帝之言称为纶音，皇后之命谓之懿旨，皇帝一人垄断了话语权，万马齐喑，以言定谳，芸芸众生只能唯唯诺诺。昔日政治舞台上万人攒动的场面不复再有了，只是皇帝一个人在舞台上蹦蹦跳跳，施展威风。众人游戏变为了一人游戏，众人学问变为了一人学问。汉之后，逐渐建立了“礼制”，用以制约皇帝。到明清，这种礼制臻于完善。在礼制之下，皇帝的言行在一定程度上被匡范了起来，也不是完全自由的。让皇帝有些不自由当然比让其为所欲为强得多。但礼制同时也匡范了大臣的一举一动，匡范了百姓（布衣不议政就是礼制中的一个内容）。可见，礼制这把双面刃并没有彻底解决独裁问题。《史记》记述了“皇帝”的由来：
丞相绾、御史大夫劫、廷尉斯等皆曰：“昔者五帝地方千里，其外侯服夷服，诸侯或朝或否，天子不能制。今陛下兴义兵，诛残贼，平定天下，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自上古以来未尝有，五帝所不及。臣等谨与博士议曰：‘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贵。’臣等昧死上尊号，王为‘泰皇’，命为‘制’，令为‘诏’，天子自称曰‘朕’。”王曰：“去‘泰’，著‘皇’，采上古‘帝’位号，号曰‘皇帝’。他如议。”制曰：“可。”追尊庄襄王为太上皇。制曰：“朕闻太古有号毋谥，中古有号，死而以行为谥。如此，则子议父、臣议君也，甚无谓，朕弗取焉。自今已来，除谥法。朕为始皇帝。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