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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长日久，我们已经完全知道了五个管教的脾气。
如果是郭铁汉、平福安值班，你想都别想开风门的事。你如果提出，郭会用“你脑子有毛病吗？”的眼神看你一眼，仅此而已。而平福安则仿佛什么也没有听见。如果是程指导员值班，情况就比较复杂，有时他不理你，有时一顿劈头盖脸的臭骂，反而像渲泄愤怒一般把风门一个一个噼里啪啦地关上——放风时，我们自己趁机把风门已经挂起来了，但有时说不定也会同意我们地请求。囚犯们看出几个管教对我一直很客气，所以经常怂恿我向郭或者程提出这种请求。如果是小周，他胆子最小，似乎又不愿得罪大家，于是苦口婆心劝说一番，最后——还是不同意不关
风门。
只有王胡子最好。他多半同意。而且说：“好，就给你们开着吧！”很痛快的样子。最后他还不忘记说：“但你们要表现好一点儿。”
刘军等人就齐声说：“我们一定表现好一点，不然对不起王叔叔。”
把他叫叔叔，他笑一下，默认了。
“表现好”指的是不把脑袋伸到外边去，不大声说话或者唱流行歌曲，尤其是同案犯不把脑袋伸出来互相交谈案情。
交谈案情基本是不需要的。
据我所知，与我同期羁押于该看守所的四大犯罪团伙，所有的罪行都已交待得干干净净了。这些只有小学文化、逞一时之勇、即兴而为的罪犯们，根本就不具备任何与侦察机关对抗的知识能力和心理素质。他们都在抓获的当天，就在审讯中经不起几次过招彻底招供了，企图顽抗的，也在刑讯初试之后就放弃了。我曾认为，这也是刑讯逼供不绝、侦查水平始终提不高的一个客观原因。低素质的罪犯暗示了低水平的侦查技术的长期的合理存在。换个角度表达，这就是，高水平的侦查技术，一定是高水平的犯罪逼出来的。
这四大团伙就是以付海滨为首的田金占抢劫团伙九人，以关双喜为首的扒车盗窃团伙七人，以张新良为首的抢劫团伙五人，以仇小汉姐夫为首的破坏电力设备团伙六人。刘军也是一个五人犯罪团伙，但我始终认为这几个毛孩子，不成其为真正有组织的犯罪团伙。有一天的中午，阳光明媚，我记得田金占团伙的九个人，就同时把脑袋伸到外边，聊了很久很久。他们首先说的是《起诉书》发了这么久，为什么迟迟不开庭。其次议论各自的刑期。他们似乎很客气，互相估计对方的刑期，就象是在拉家常话。他们估计付海滨不少于15年，周春林不少于14年，叶振仓不少于10年，詹老四不少于10年，田金占不少于8年。“差不多吧。”“很可能。”“你估计得可能太低了。”
我听见他们这样谈论。
后来，经付海滨要求，我还把脑袋伸出去和他们说了话。
“金占，叫你们的大知识分子出来，兄弟们认识一下。”
于是，我拿掉眼镜，在田金占指导下，把脑袋伸出去。付海滨问我：《起诉书》说七天后开庭，但从发《起诉书》到现在已三个多月了，为什么还不开庭。
我告诉他，这句话的意思只是保证在七天之内不开庭；第8天是七天之后，第80天或第100天也是七天之后。他这才恍然大悟。可笑的是，在我进监狱之前，这座监狱所有等待开庭的人，对“七天后开庭”的理解，都是“七天后就开庭”或“第8天开庭”。付海滨又问我，法律为什么要这样规定？
我说，检察院把你公诉到法院，法院得有最少七天的时间准备，另外，你也得有最少七天时间的准备，给你时间请律师，也让律师有七天时间熟悉案情，作辨护准备。七天之内不开庭，这是保证你的诉讼权利。
付说：保证锤子权利，我恨不得今天就把我拉出去嘣了！
当时我并不懂得诉讼程序，但我可以思考和分析。
此后我经常被某个监仓的老大邀请到风门谈话。
风门也可以从监仓里边打开。这需要很高的技巧。11号只有张新良和田金占懂得这种技巧。我经常鼓励他们把风门打开，我已知道偷开风门，不属于特别严重的反抗行为。他们要用两根筷子，花很长的时间，一般在四十分钟左右。经过长时间的细心工作，你突然听见啪啦一声，插销被捅开了，于是伸一只手出去，把风门的挂钩从外边挂上。记得张新良的速度快，他捅风门插销，听到啪啦一声后，就马上咧着嘴巴大笑，把筷子扔在地上，迅速跑回床上坐下。至于挂起风门挂钩等工作，就总有人抢着去干了。
哨楼上的哨兵见到这种情况，总是大声吼叫，于是伸出去的脑袋就迅速往回退缩。哨兵叫喊之后，值班管教就冲进来，又骂又打，是用皮带抽打，那些不能及时缩回来的脑袋，现在可要倒大楣啦。
有人还曾拉伤过耳朵。耳朵出去时是顺势，退回来时，翘着的双耳就挂在风门的口上了。我因为戴眼镜加招风耳，所以轻易不敢把脑袋“监外执行”。
执勤哨兵后来发明了一种很高明的办法。他们拣些砖头瓦块藏在哨楼上，见有人偷开风门，伸出脑袋聊天，就把砖头瓦块噼哩啪啦咂下来。也许他们投掷水平太臭，那么长时间，居然
未砸中一个脑袋。不过至今回想起砖块从高处往下，砸在仓门上的巨响及弹落水泥地面的声音，仍毛骨悚然。
县武警中队的战士，他们无权进入监狱院内。长期在哨楼上执勤，和号子里的犯人也结下不少未了恩怨，因此他们也经常要求管教开门放他们进来，收拾某个人。一般情况下，管教不会放他们进来。记得程指导每次进来，都要迅速从里边把监狱大门反锁上，他怕武警冲进来行凶伤人。但他们也经常能找到机会进到里边来，有时甚至乘管教不备，硬冲进来。有一次，“红公鸡”突然打开11号的风门，招手让刘军过去，刘军很高兴地跑过去，刚把脸凑到风门前，外边猛然一个直拳打进来，刘军重重的摔到在地。
这也许是对刘军有一次用手指做成的“手枪”姿势对哨楼瞄准并“开火”的惩罚。还有一次，两个武警不知怎么进来，在风门外向我招手。我很谨慎地保持着安全距离，问他们有什么事。其中一个问我大学是什么专业。我说是中文系。其中一个指着另一个说：“怎么样，你赌输了吧？”说着两人就走了。也许上一次查号子时，他们发现我有几本生物学方面的书，其中包括一本大部头、黑色精装的朱冼先生的《生物的进化》，然后一日在营房里谈论11号囚室戴眼镜的“反革命犯”学的是什么专业，此时发生争执并打赌，于是有了打开风门证实我所学专业、从而决定谁输谁赢的一幕。
武警中队有两个人与11号有特殊关系。其中一个是司务长，他在陈济仓肇事的那辆车上，废了一只眼睛，只好戴上墨镜，看东西时，身子要随脑袋一起转动才行。另外一个小战士，在翻车的瞬间从车窗跳出来，抱住一棵杨树滑到地面，他是该车乘客中唯一没有受伤的人。这样介绍，是要各位明白，囚犯们给战士取不雅的外号，是特殊环境中的产物，并无太大的恶意。另外就是无聊，给自己解闷儿。那些战士也许永远不会知道他们曾经有过的外号吧。说了这么多关于风门的话题，我只是想说，关双喜入狱的第二天早上，正好是王胡子值班，我们把风门挂起后，他锁门时并未反对。于是我们就在放风结束后，挤在风门后边，向院子里观察新人。
根据衣衫，可以看出是几个农民模样的犯人。
每出来一个新人，我们先看，看完之后再问关双喜这个人是谁，于是把位置让给他看，他就说一个名字。其中一个背驼得更厉害的，长得很像关双喜，但个子没有他高。他看后很平静地说是我哥。另外两个是他同村的邻居。他看第四个人时惊叫起来，“狗日的，咋把他也抓来了？”原来这个人是他的表弟，在另一个县。他表弟来他家时，曾一起参与过扒车盗窃。看来对抓他，关可能没想到。
第三天早上，放风时又多了一个新人，他脚有残疾，他的两只脚掌不是平行向前，而是脚尖对脚尖。这样走路和卓别林表演的脚尖向外的流浪汉正好相反。我们就叫他“拐子”，关双喜证实他在家确实就叫“拐子”。“拐子”是他的弟弟。据他说他弟弟脑子贼精，是三兄弟中最聪明的一个。他果然让公安多费了三天功夫才抓到。
那段时间，早上放风时，就可看到关氏三兄弟同时拎马桶的场面。
我后来听说，这“拐子”在2号监仓居然混到了“狱霸”的位置。
这是我出狱以后的事了。
千万不要以为这个可以把脑袋伸到整个监狱大院的风门，是经常可以开的。十天开一次就算很幸运了。如果是这样，那脑袋伸到外边时，就不会那么激动了。另外，也只有不经常打开风门，我们的“香烟行动”计划也才更富于挑战性，不是吗？
这个被我们称作“风门儿”的小孔，在管教那里，正式的名称是“监视孔”。
第十四章：设在囚室中的“影子法院”
刘阳明是一个黑皮肤、瘦高个儿的南方人，因他的南方口音所造成的语言障碍，使他成为囚室中最沉默寡言的人。他说出的话，有一半以上需要借助我的“翻译”，其他囚犯才能完全听明白。也因此，我被羁押于11号囚室之后，他的“外交关系”才有所改变。
在异地他乡被囚入黑牢，同仓囚犯都是本地人，他明白自己在囚室中的地位。仅凭说话口音和生活习惯上的差异，他就无法向以张新良为核心的权力中心靠拢。在关双喜的入号仪式上，他心甘情愿地放弃了自己的“打人权”，这说明他是一个很清醒的人。
我在入号当晚，就发现他是唯一对我没有威胁的人，唯一一个没有攻击性的人。他沉默、
谦卑、顺从，而且很自觉。比如说，分饭时不往前挤，分得多与少从无怨言，分到饭后，他总是赶紧到自己固定的角落蹲下来，吃完饭后自觉洗碗，放风时也不往前挤，等别人出号了他才走，等等。我在第一天早晨放风，居然敢第一个大模大样走出号子。我的大胆源于无知。其他号子的囚犯，那天早上见我既不提马桶，还第一个走出囚室，说不定会误以为昨晚11号发生了“政变“呢。
刘阳明是一个诈骗犯，他把本县一家乡镇企业总货值90多万的一批产品，骗到南方销售，但货款并未按合同约定的期限返回。按他的说法，是另外一个人把货从他手上骗走了，那个人才是真正的诈骗犯。他现在既找不到那个人，也无法证明那个人不是他的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