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一个人把货从他手上骗走了，那个人才是真正的诈骗犯。他现在既找不到那个人，也无法证明那个人不是他的同谋。从举证责任的承担上看，刘阳明无须证明他不是那个人的同谋。证明他和那个人合谋诈骗，是侦察机关的责任。如果侦察机关证明不了，他将无罪，并应立即释放。他应承担的，只是合同违约责任，是一种民事责任。但“政法机关要为改革开放保驾护航”，于是他就被抓到这里并被无期限地羁押在这里了。我入狱时，他已经被关押十个月，是资历仅次于田金占和张新良的老资格犯人了。张、田二人羁押期已经超过十八个月，用他们的话说，在这里都吃过两顿团年饭了。
97新的《刑诉法》出台后，我曾依据该法的有关规定，用简单的加法计算过一个人在法院判决有罪之前，可以在黑牢中被关押多长时间。我的结论是二十七个月，而且这还只是第一循环。如果用乘法计算，将羁押期导入第二循环、第三循环，那么一个人在法院判决有罪之前，可以被合法地永远关押下去。那么按97以前的老《刑诉法》的程序，一个人可以关押多久，就更是一道复杂的四则混合运算题了。也因此，我当时给自己初步预估的期限是五年，也就是说，我有了“第一个五年计划”。我总是给同仓囚犯说：放心吧，等你们一个个都到了劳改场，甚至都刑满释放回家了，我说不定还在这儿待着陪新来的犯人呢。陈济仓也说，是呀，林彪反革命集团的人，不是关了十年才审判吗？
所以时至今日，每当我看到报上“舆论监督”某地严重超期羁押现象时，就想到肯定是当地司法机关的工作人员业务素质太低，不善于“灵活”运用、或懒得“灵活”运用《刑诉法》的程序。
随着我的到来，刘阳明似乎找到了可以说话的人，而且还可以通过我，和其他人进行有效沟通。你有时还可以看到他的笑容。一次，他竟敢主动和张新良说话，内容是邀请张新良将来去他的家乡做客。张笑着说，我一定去，但我怕一去就把你们那里的人吓坏了。张说他吃饭用五八年吃食堂时的大老碗，而南方人是用茶盅一样的小碗，他用他们的“茶杯”吃饭，一顿还不吃二、三十碗，你说吓人不？刘忙说不怕不怕，家里有米。
他开始讨好张新良了。
张新良本质并不坏，经我的劝说，在我入11号不久，11号就不再扣其他囚犯的饭了。所谓扣饭，就是吃饭时，有一个等级序差，张最多，等而下之，到提马桶的那个人，就只有半碗左右。否则，“狱霸”就没有多少“含金量”了。我、刘军、田金占等，可以吃一碗，刘阳明，关双喜等假说吃饱了，不敢把碗装满，再留下一点给张新良，使他可以舀第二次。在每个监仓，三号人物俗称“掌勺把的”，由他负责分饭。他不会给等级底层的人把饭碗装满，而一号人物以下的几个，可以自己去舀。我到11号不久，我的肠胃就对每日两餐照例的“糊汤”加“土豆片”、馒头加白菜汤表现出了强烈的兴趣，从那时开始，张新良已授权我自己舀饭了。从张新良做“明君”开始，刘阳明也“阳明”多了。
有一次准备搓火时，他马上从他的褥子下拿出几个已经准备好的捻子交给刘军，他在默默地参与11号的“组织活动”。他想表示，他也是我们中的一员，他想融入“组织”。某日傍晚，一阵突然爆发的嚎哭声，惊吓了11号的所有囚犯。等我抬头看时，只见刘阳明爬在墙上，双肩抖动，那种压抑太久，几近绝望的哭声，就是他弄出来的。紧接着，他把额头在墙上撞得咚咚作响。陈济仓身材瘦小，虽年近五十，仍手脚灵敏，他一下子窜过去拉住刘阳明。刘阳明见有人拉，索性做出不顾一切也要撞墙而死的架势，哭声也不再压抑了，那哭声就震动了整个监狱。
张新良大叫：“刘军金占小汉，快！”
刘军、田金占立即过去，和陈济仓一同将刘阳明制伏。这时已经有许多号子在门缝后喊话了，问发生了什么事，12号也把墙敲得咚咚响。我就以“对外发言人”的身份，在门缝向外公布：没什么事儿了，是刘阳明想不开，要撞墙，已经没事儿了。
刘阳明的哭声刚小，突然东侧、南侧两排监仓也爆发出了哭声，哭声终于响成一片，整个监狱像大出殡一样，呜呜咽咽的哭声，此起彼伏，比听柴可夫斯基的《悲怆》更震撼人心。监狱大门一阵紧急响动，大批武警一涌而入，监狱里的哭声也嘎然而止。每个监仓的风门都被打开了。“谁在哭？不许哭！”武警战士严厉的喝斥声在各监仓的风门处响起。与此同时，程指导员也站在监狱大院中央开始发表“演说”。
“日你妈！哭什么哭！活得不耐烦啦？是你爹你妈死啦？就是你爹死啦你有本事回家哭去，这监狱是你狗日的哭丧的地方？狗日的是饱饭吃撑啦是不是？……”整个“演说”约有五分钟之久，主要内容是公开宣称他与各囚犯的母亲有不正当性关系，而一律不论年龄不论死活。第二年春，当程的这种辱骂明确指向我时，我终于有机会给了他一个下马威。
当晚，我负责给刘阳明作了许久“思想政治”工作。作为囚犯中唯一具备逻辑思维能力的人，这个工作理所当然地由我来承担了。在这过程中，他详细讲述了他的诈骗经过，我最后告诉他，现在是侦察机关和他进行心理比赛的最关键阶段，把他关在这里，是逼相关的人返还货款，如果货款实在还不了，总不能把你一辈子关着不放吧，检察院不是至今还未批准将你正式逮捕吗？这充分说明，你诈骗罪的证据不足。我还告诉他，总比张新良、田金占、陈济仓、仇小汉等人不知还要去劳改场呆多少年强吧？我还用自己做比：你瞧，仅仅在这个黑屋子，我都有“五年计划”哩，你看我哪天不是笑嘻嘻的？
黑牢之外的人士，定然无法想象，当一个囚犯终于收到公安机关的《逮捕证》、检察机关的《起诉书》和审判机关开庭的《传票》时，是什么样的心情。
囚犯把这些日子当作节日了。
你在家中还是办公室被突然宣布逮捕，你的心情别人可以想象。但在刘阳明或田金占已在黑牢中关了一年，突然被提到号子外宣布逮捕，他们一定是怀着兴奋的心情，回来告诉号子里的人：太好了！我终于被宣布逮捕啦！其他囚犯也兴奋异常：你终于过了第一关啦！于是在当日，这就成了话题中心，围绕某个人的正式被逮捕这件喜事，一直可以聊到半夜。
与此同理，当收到《起诉书》或开庭《传票》时，那就更要庆祝一番。当张新良、陈济仓的开庭传票终于发来时，刘军、仇小汉几人商量给他们出庭时怎么打扮、怎么穿衣就忙活了几天。田金占甚至调动他的资源，在各个监仓给他们借“好”衣服。借一件衣服也需要好几天——从选定借用对象的衣服、两个监仓之间的信息传递、直到某天有一个人放风时穿着那件衣服进入厕所、后来轮到11号放风时，再从厕所的一个隐蔽处把那件衣服找出来穿上，不动声色。放风结束时，借衣行动宣告完成。
开庭那天，刘军还要用一个老犯人走时丢弃的旧牙刷，帮陈济仓或张新良“梳”头发呢。在对开庭的漫长期盼中，囚室发明了“影子法院”。每个囚犯，在经过法院的法定审判之前，都要先在“影子法院”过一次堂。
当时关押于这家看守所的囚犯们，他们发明“影子法院”时依赖的资源有限。他们未曾见过司法改革之后的法庭审判。国徽高悬，法官身着黑袍出场，审判长手里甚至还有一个榔头，囚犯戴着制造工艺精良的手铐，坐在木栏围着的被告人作座位上，像演电视剧一样呵。他们只见过“土法庭”的老式审判。
那是在某个中学的土操场上，照例有一个主席台，台上就坐着头戴大沿帽的法官，背后还列坐着一排当地的党政干部以壮声势。
“把被告人押上来！”
法官一声大喝，两个斜挎长枪的解放军战士或武警战士，押着一个五花大绑、脖子上挂着木牌的罪犯上来了。战士从两侧各抓住罪犯向后反绑着的一只手臂，另一只手压着罪犯的脑袋，那罪犯就被压得拱起脊背低垂着头。这是在向人民低头认罪。
法官念到罪犯姓名，战士就揪着衣领或头发，把罪犯脑袋拎起，让台下的人民看清他的面目。旋即又压下去，脑袋照例低垂到离地不远处，直到审判结束，不许他抬头，也不许乱看。法官的《判决书》一般要用到这样的词：“目无党纪国法”、“光天化日之下”、“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等等，然后宣布“现依法判决如下……”
设在囚室中的“影子法院”大概就是这样一个“后文革模式”。人员分工中有一名“法官”，两名负责反绑“罪犯”的“战士”，一名“公诉人”，一名“辩护人”，当然少不了一名
“罪犯”，最少也需六人参与。其他囚犯就以“人民”的身份坐在水泥地板上旁听“影子法院”的公审活动。
田金占最初向我介绍“影子法院”时，是这样说的：“你说奇怪不奇怪？号子里的审判比法院的还准！”他举的例子是，曾有两个案件，号子判的刑期与法院判的不相符，经过上诉改判，刑期最后与号子当初所判完全一致！我进号子后提出“司法改革”：凡未正式逮捕的犯人，“影子法院”不应“审判”。张新良同意了，因此，我与刘阳明终于逃脱了“影子法院”的审判。但这对刘阳明是一种残忍——他无法参与号子的活动，而且不知罪当何罚，就一直在无始无终的黑暗中等待。我虽然未以“罪犯”身份被审判，但经常被“法官”指定为“辩护人”出庭，参与“影子法院”的诉讼活动，从中得到不少乐趣。
“影子法院”的审判结果出来后，全体成员就急切地等待人民法院的正式审判，看结果是否一致。
对“影子法院”来说，人民法院的审判是“二审”，决定着“影子法院”是否又办了错案。我在出庭辩护中，多作无罪辩护，于是我的意见多数“未被法院采纳”。对囚犯来说，“影子法院”的审判，是提前到来的“开庭”，也是提前实现的心愿。这当然又是一个节日了。开庭时间照例很长，“公诉人”要详细盘问“罪犯”的犯罪过程，这需要很多时间。而我们正需要很多事情来“消费掉”这些时间。
千万不要以为“影子法院”案件积压如山工作繁忙，天天可以开庭。囚室里就十几个囚犯，有的已审过了，而且有些人民法院“二审”都已经审过了。“开庭”必须等待机会，象关双喜的入号就是机会。我们和他一样，都急切地等待他的逮捕令呢。
如果能以“人民”的名义，天天旁听囚室公审，刘阳明也不至于突然情绪失控，引发整个监狱的哭声了。
我以为，刘的那次情绪失控，是他觉得与其他囚犯的“外交关系”有所改善之后，才“敢”失控的。在那之前，他也许早想以哭来发泄一下，但他始终不敢。
另外一件事，就是隔壁12号在“开庭”时出了一件人命案。
那是在我入狱之前的一个多月，隔壁实在无犯人可审了，其中一个姓刘的囚犯主动表示，可以把他再审一次。他以抢劫罪入狱，据说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