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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石家庄建委的时候，就听说这位“河北第一秘”本事了得的说法。李真是河北响当当的人物，这在河北省的干部中不是什么秘密。
有一次，李真到邯郸公干，该市的领导班子正在开会，没有能马上出来陪他。李真见状勃然大怒，对出来解释的办事员说：“现在不是我安排你们领导的时候了，求不着我了是不是？咱走！”说罢上车就走。邯郸市领导闻讯后吓了一跳：惹祸了！随即招呼其他领导全体上车，去追李真的车。见了面，赔礼道歉赔笑脸，才算了事。
还有一次，李真在秦皇岛市出差，在当地市委组织的宴会上，李真到另一桌敬酒，众人见状纷纷站起身来还礼。但是有一位××局新调来的局长不认识李真，就没有跟李真干杯。李真当时呵呵一乐，没说什么。但是第二天就放出风来，那个×××是不是不想干了？吓得那个干部赶忙亲自登门道歉，才躲过官场上的一劫。
李真的跋扈，甚至在程维高的亲信中，都会冒出对他不满的声音。
后来因受贿被判处15年有期徒刑的原省委办公厅副主任杨益铭就曾经当面授我机宜，要我像他在程维高面前告李真那样，到程维高那里参李山林一本，先向程认错，先离间，后为自己谋取利益。我当面拒绝了他的好意，如果我那样做，岂不把我的行为混同于逐利小人的蝇苟之举了吗？而且这个集团的水深水浅，又岂是我这样的人能够详察的？这件事前文已有记述。
李真的暴露，可以说给了程维高的政治生涯又一记重创。
第二部我所知道的李真、吴庆五（3）
李真和吴庆五：惺惺惜惺惺
李真“神通广大”，具有不可思议的活动量，一段时间里，新闻媒体的评价是“李真不断编造红色历史和特殊背景”，运用“三寸不烂之舌”，把吴庆五等人“连蒙带骗哄得服服帖帖”，言外之意，李真年纪轻轻能爬上那么高的位置，完全靠他的吹牛大王的虚夸本领。这样评价李真，不尽符合事实，因为这个贪官的人生轨迹毕竟不是一个“骗子发家记”，如果人们认为李真完全是靠吹牛来赢得后来的地位的，那也就完全低估了跟随程维高9年之久的李真的水平。
吴庆五这个人的经历也是很有意思的。
他从1976年起就在南京市革命委员会当秘书，由此算来，至1993年他辞去公职为止，他的秘书生涯竟达27年之久。如此漫长的宦海生涯，其老谋深算，嗅觉灵敏，政治手腕的运用应该说是已经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了。他在程维高面前举荐年轻的李真，绝不是某些新闻报道所描述的“上了李真的当”而已。
1984年，程维高出任江苏省常委、南京市委书记时，吴庆五调程维高身边任秘书。1987年，中共中央调程维高任河南省委副书记、代省长（后又正式任河南省省长），吴庆五也到了郑州，此时他的级别已是正处级秘书。1990年，程维高奉调出任河北省委副书记、代省长、省长，吴庆五又来到石家庄，1年以后，他提升为河北省政府办公厅副主任。
吴庆五在党政部门干了11年到正处级，程维高步步提升，吴庆五也不离程维高左右，应该说，这一段时间，吴的表现还是低调、沉稳且相当慎重的。
吴庆五是在1990年代初认识刚入省府任副省长专职秘书的李真的，这个期间，两个人接触逐渐紧密起来。吴从李真的聪明劲和“懂事”上感到这个李真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更重要的是，李真介绍了一个朋友——东方租赁公司河北办事处主任张铁梦。大老板张铁梦给了这个一向规矩的吴秘书不少“方便”，三个人的关系日益紧密。就这样，三个人结成了伙伴，也成为日后河北反腐风暴的“焦点人物”。
吴庆五后来交代说：“我厌烦了官场上的勾心斗角，成天你整我，我整你。说穿了，我对目前的官场已经彻底失望。我从底层一个普通工作人员做到高层秘书，各个层面都接触到了。我发现许多干部（包括一些高级干部）并不像起初做官那样，想着为人民做事了。也许是欲望的驱使吧，官当得越久，要权的思想越重。他们想得最多的是争权夺利。我看到了我尊重的一些领导放松要求，越来越讲求享受，与过去判若两人。我本来是以他们为榜样鼓舞自己的，可现在他们都成了这样，心中的支柱倒了，彻底的失望使我下决心一定要离开官场。”
虽然吴的这番话也有为自己开脱的成分在内（如标榜自己是因为理想的破灭而离开“官场”的），但他也道出了一些实情：秘书深知“内幕”，而领导干部的言行举止不当，更会使秘书们“看破红尘”，以一种扭曲的尺度看待人生社会。秘书功能相当重要，但权钱、权权交易中形成的“秘书政治”、“秘书当官”现象又是当代中国政治中令人深思的一种异化现象。
吴庆五要下海从商了，他的决定得到了有关领导的支持，领导对他说：“搞政治是需要资本的，你下海挣钱，我同意，再说用你的钱，我也放心。”吴庆五“引退”之前，没有忘记办一件“重要”的事，就是把他观察很久的“人才”李真郑重其事地推荐给“老首长”。
在李真看来吴庆五下海无疑是给自己提供了一个升迁的绝好机会，凭着他同吴庆五交往培植的感情，他相信吴庆五退位之前，肯定会将他推荐给程维高，而吴庆五的位置又是他朝思暮想已久的。但他没想到，这个机会和位置来得这么快，以致使他有点措手不及。李真得知吴庆五下海经商的想法后说：“你在商界为了挣钱，我在官场为了当官；你在商界需要权力支持，我在官场需要经济支持；我支持你经商，你支持我从政；我的官越做越大，你的钱越挣越多。”
李真这番话，成为媒体曝光河北巨贪案时引述最多的“贪官箴言”。
吴庆五、李真、张铁梦制定了一个共同的奋斗目标：他在商界、李真在政界、张铁梦在国有企业，各有优势，优势互补，官商结合，共图大业。1993年8月17日，吴庆五正式向河北省人民政府递交了辞职报告。
然而，令吴庆五料想不到的是，他从省政府办公厅副主任的职位退下来以后，外面的世界却和他想像的完全不一样，原先一些水到渠成、顺理成章的事，在他一旦离开了权力的光环之后，变得“难办”了。他坦言道：“到了真正下海以后，我发现自己的路走歪了。因为突然发现原来的情况都变化了，过去对你笑脸相迎、热情友好的人，一下子换了另一副面孔，变得不认识你了，眼睛看到的是钱，办事不送礼、不求人，根本行不通。这样，我过去坚持的道德观念在冷冰冰的现实生活中碰了壁，思想就发生了动摇。心想，社会现实就是这样，如果不去利用过去从政的领导关系和权力影响，我不但挣不到钱，连吃饭生活都成问题。这样，我就完全解除了思想武装，在腐败现象面前缴械投降了。我不再厌恶腐败现象，而是认为只能这么干才有出路，必须这样干才可以发财，才可以成功。”
于是他想到了他的小兄弟李真，决定走一条官商结合的发财之路。
1992年8月，河北省财政厅从国家财政部争取到500万美元的外汇额度，作为省长秘书的李真自然是“近水楼台”，很快把这一“致富信息”告知具有商业头脑的张铁梦。张铁梦一听很激动，嘱托李真一定要想方设法将这500万美元的外汇额度争取下来，因为这笔钱一旦争取到手，即可赚取相当可观的利润。李真与张家口卷烟厂厂长李国庭联系，让李国庭写报告申请这500万美元的外汇额度。1992年9月5日，李国庭给省政府写了申请外汇额度的报告，在李真的操作之下，省政府很快把这个申请批复下来了。李真带张铁梦找到原河北省财政厅某负责人说，东方租赁公司河北办事处（下文简称东租冀办）是张家口烟厂的代理商，让该负责人将500万美元的外汇额度交给张铁梦办理。
1992年9月18日，张铁梦以东租冀办的名义，给省政府写报告，申请600万元人民币贷款，解决换汇资金。李真直接将报告呈送省政府领导批准后，又给河北省人民银行负责人打电话，要求尽快办理。李真表示，这笔款项主要是用于支持张家口卷烟厂，支持国有大中型企业的，并催促对方尽快想办法解决。
在李真的直接插手下，省人行将报告批给了河北省证券公司。同年11月11日，河北省证券公司以张家口卷烟厂短期融资债券的形式将5000万元人民币汇入东租冀办的银行账户。
1992年10月5日，东租冀办用1378。5万元人民币从省财政厅调汇250万美元；同年12月21日，又用1616。5万元人民币调汇250万美元。通过两笔调汇，东租冀办比照市场调剂牌价共获利人民币2000万元。
为什么能一下获利2000万元呢？这里面有个差价问题：5000万人民币名义上是全部以市场价格兑换了500万美元，但外汇额度的兑换比例是6比1，也就是说，他们兑换500万美元只花了3000万人民币，剩下的全部变成了“纯利润”。
李真告诉吴庆五以后，吴庆五很高兴，于是找到张铁梦商量如何瓜分这2000万人民币。
第二部我所知道的李真、吴庆五（4）
程维高阻挠查清河北巨贪案
就在他们密谋瓜分这笔不义之财时，检察机关从天而降，险些搅了他们的“好梦”。这年10月，石家庄市人民检察院根据群众举报，以张铁梦涉嫌挪用公款对其立案侦查并迅速采取了刑事拘留措施。张铁梦被拘留后，李真和吴庆五都慌了神，为把张铁梦救出来，两人分头奔走张罗。这期间，程维高也对此案表示异乎寻常的“关心”，他指示省政法委，一定要把张铁梦放出来。
而当时省纪委书记刘善祥的态度非常明确：表示一定要查清这个案子。为此，刘善祥还派出省纪委、省经贸委纪检组一同查张铁梦的问题。在查案的过程中，“李真”这个名字也渐渐浮出了水面，刘善祥同另一位省委书记及时向程维高反映这个情况，并建议程维高不要再用李真做秘书，坦言“这个年轻人政治上不是特别可靠”。不料过了两天后，查案的同志向刘书记汇报说：不知为什么，张铁梦被放回家了。
刘善祥一听就火了，立刻跑到程维高那里交涉：这么严重的问题，这么大的案子，是谁指示放人的？
程维高虽表面上镇定自若，把责任推到了省政法委，可是此时，他心里也有点害怕了。
1993年10月11日，张铁梦挪用公款案被撤销。张恢复职务后，想办法将2000万元人民币挪至吴庆五指定的账户，后吴庆五将这2000万元人民币用于个人投资经商，并分给李真15万美元、10万元人民币和位于北京市低压电器厂宿舍楼的商品房一套。
张铁梦被保出来以后，继续从事经济犯罪活动，而对《调查结论》，程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