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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离开家门到达上海，现在只要20个小时的旅程，而当年的我竟然花了4天3夜。火车上我低烧不断，我暗叫不好：我可千万别死在火车上啊。等到熬过去的时候，还嘲笑自己怎么这么怕死啊。
从上海火车站下车，我人生地不熟，不知道该坐什么车才可以到同济大学。问了一个三轮车夫，他告诉我说火车站到同济大学没有公交车，劝我坐他的三轮车，车费两毛五。我犹豫了很长时间，一方面因为我实在太累了，另一方面因为我很急切地想见到我梦寐以求的大学是个什么样子，所以我咬咬牙，生平第一次做了“剥削阶级”做的事——使唤人。后来我才知道，同济大学的门口就有55路公交车直达上海火车站，一到上海我就给人蒙了。
坐在三轮车上，虽然只目睹到大上海繁荣的一些角落，但也足以让我震惊了，中国还有这么繁华的地方啊！从大百尺村到保定，再从保定到上海，我两次大开眼界，这两次经历在我一生中算是两座拓宽人生视野的里程碑。
到了同济大学，一个大四师兄热情地接待了我，我看着热闹的大学校园，心潮澎湃，激动不已。走在同济美丽的校园里，我回想起小时候父亲带我去看在城里给人当保姆的母亲，我第一次吃上猪油烩饼、第一次看到电灯、电话的激动心情，那是怎样的一种精彩而深刻的人生体会啊。
有人说幸福感和物质的丰富程度成反比，意思就是，物质越匮乏的人，得到物质后感到幸福的程度，是比更容易得到那些东西的人大得多的。我虽然不敢苟同这个观点——贫穷本身总不能说是一种幸福吧——但是我在生活得到改善后所体验到的幸福则是真真切切的。
说到我的专业，是建筑工程经济组织与管理专业，这个专业很特殊，不是具体搞什么技术工作的，用新生欢迎会上系主任的话说，我们这个专业是“总指挥专业”，是“领导”专业，专门搞统筹策划的。我听了这话，对未来产生了美好的憧憬：这么说我可以当官了？到了宿舍，发现里面的同学都不像刚来几天的，因为他们的东西都拾掇得整整齐齐的了，他们见我来了就对我说，你是郭光允？怎么才来啊？要是再不来，学校就要开除你了！
在学校的澡堂里痛痛快快地洗了一个澡，很舒服。舒服完了，准备洗洗刚才在盆里泡上的衣服时我傻眼了，我那件可怜的衬衣忽然像纸做的一样一扯就破了，连抹布都做不了。我叫苦不迭，没饭吃可以饿着，没衣服穿怎么去上课啊！
无奈之下，总不能不穿衣服吧，我便在九月天就穿上夹袄穿梭于同济大学的教室、图书馆和食堂，我这副古怪模样成为当时同济校园里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南方雨天多，路面上经常有积水。结果，这下可好，我那一双可怜的布鞋也报销了。那个时候，买鞋子要鞋票，我一个外地的穷学生到哪里弄啊，只好去四平商店花3块钱买了双不用鞋票就可以买的短帮雨鞋穿。
一个同学后来借了双布鞋给我穿，才结束了我在大晴天套着雨鞋跑来跑去的尴尬，所以我很珍惜这双布鞋。打篮球的时候，我经常是脱了夹袄、光着脚丫子上场，现在想想那个时候的形象，真是跟叫花子差不多了。
交书费（当时是12元）的时候，按照我这样的家庭条件，绝对是应该免交的。老师问我：“还有交书费的钱吗？”我身上那时候还有30多元，于是便老老实实地说有，老师说：“既然自己有钱，那就交吧。”等到交了以后，知道自己符合免交的条件，心疼了很长时间。更要命的是，我的眼睛在上了一年大学后也近视了，那个时候我已经是身无分文了。学校每个月每人发16元助学金，这16元就成为我的惟一生活来源：每月吃饭吃15元，剩下1元买点笔、本子、墨水什么的，几毛钱一块的肥皂我都舍不得买，要花更多的钱配眼镜却太难了。但是上课时实在看不清黑板，向老师反映了以后，按照老师的吩咐写了篇个人生活报告交到学校，学校给我批了6元钱，才配了副眼镜。
南方的冬天跟北方不一样，不像我想像中那么暖和，空气都是湿冷湿冷的，一刮风，带着一股潮气的凛冽寒风直往脖子里灌，那个滋味真让我终身难忘。这时候家里给我寄来了奶奶亲手缝制的棉袄，虽然不太合身，但也是救了急了，不然我肯定要被冻坏的。
放寒假了，我买不起火车票，就留校勤工俭学（现在叫打工）。学校把我们介绍到沪南电车厂的26路车上去卖票，一天1块2的工资，但是要吃自己的。每天早上4点多就要去车上打扫卫生，陪司机师傅试车，晚上10点才能交账、下班。寒假时间不长，我一共做了14天，一天省下6毛钱，总计8块4毛钱。
我很喜欢打篮球，我还当过3年多我们系的女篮教练呢，并且成绩斐然。那时候1个月30斤饭票加上3斤就餐券让我基本不会挨饿了，而且打篮球这样的体育锻炼又大大增强了我的体质。大米饭确实养人，大一的一年，我的身高竟然“疯长”了12厘米，达到1米74，总算有了一点北方汉子的模样了。看来，我如果不是从小饿到大的话，我兴许能长到篮球运动员的身材呢，因为我有一个身材高大的爷爷啊。
中小学时因为营养不良，我只能靠高效率来维持优异的成绩，因为饿肚子的时候浑身乏力，不睡觉不行啊，而现在我的身体状况让我很高兴，我开始不知疲倦地学习了。
我打球的时候经常听见女生们喊“大老郭，一分钟”，就很纳闷：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原来，所有的同学都知道，我从起床到走出宿舍楼的门往往只要一分钟的时间——我没有暖和的大被子要叠，就一床从家里带来的从小学时就开始盖的盖上就盖不了下的小被子；没有一层又一层的夹袄、毛衣、衬衫、背心什么的要穿，冬天就一件棉袄和棉裤；没有牙刷、牙粉、肥皂，起床后用水撸一把脸，漱漱口，拿上书本就走。我做这些事加起来只需要一分钟。因为贫穷，所以没办法追求更好的卫生条件，自然也招来了爱干净的上海学生的不满：北方人是不是都这么邋遢啊？老是不洗澡不换衣服，晚上居然还脱光了睡觉！
第三部从同济校园到长江之滨（4）
从1962年起，每个人的助学金涨了3元，达19元。
说到涨钱，最让我难受的还是我们学建筑设计用的图纸，那一张就6毛钱啊。一个月涨了3块钱，只够买5张图纸。由于学习需要，这钱想省都省不下来。这样的“消费”是我大学时代最奢侈、最要命的消费了。
从家里自己带来的粗布被子苦苦撑了一年以后，到我大二的时候实在没法用了，冷倒不说，还有一股臭烘烘的味道，惹得宿舍的同学们很不高兴。 我不明智地把被面拆下来洗，结果被面一下子就被洗烂了，粗布被面十几年了，一拉就破了。被子里的棉花也成了一块一块的，没法再做成被子了，只好送到学校的“同济服务社”去弹一弹再打成被套，可是这个被套他们居然做了半个月才做好。
在这段日子里，同学们很同情没有被子盖的我，然而在那个物质极其匮乏的年代，他们自己也没有多余的被子。宿舍一个同学好心地把他的短棉袄借给我当被子盖，加上我自己的一件短棉袄，就这么凑合着地盖了。
这样生生地冻了半个月，到1963年春天后遗症就显现出来了：不知从哪天开始，我一弯腰，脊椎骨就“咯咯”作响，一疼起来就是一阵钻心彻骨的疼，疼得满头大汗，流下的汗常常把荞麦皮枕头都浸得湿湿的，疼得最厉害的时候，我请了一星期假，躺在床上挨着。
去校医院看，医生们除了“关节炎”三个字以外，对这种怪病也道不出一个所以然来。我现在知道，这种病其实就是脊髓中枢神经冻伤。
1969年在湖北荆州工作的时候，当地农民兄弟给我一个土方子，药名叫“武力拔寒散”：以人奶和着，用鸡蛋清调开，均匀涂抹在患处，一个月只能拔一次，拔多了对身体有害。
第一次涂这种药的时候，我感觉好像有人拿刀在我背部猛地把肉刮剔开，然后“咯吱咯吱”地来回刮我的脊椎骨似的，黄豆大的汗珠子一粒粒掉下来，疼得死去活来。这样痛楚的感觉让我想起了关公刮骨疗毒的故事。
完了以后，背上都是被药力烧起来的泡，不过，脊背感觉却似乎轻松了许多许多。我没按土方子的规定做，不是一个月治一次，而是一个星期治一次。1973年调回河北以后，我还继续坚持治疗。总之，这个大二时落下的病根，直到十几年后才算铲除。
不过，1995年年底，在我进看守所以后，这个老病根又“伙同”整我的人来趁火打劫，又让我着实死去活来地疼了一遭。
在那纷乱的日子里
5年美好中夹杂着丝丝辛酸的大学生活一眨眼就要过去了，然而我们这些单纯的学生意气风发地正准备走向工作岗位的时候，“文革”爆发了。
那是一个怎样的年代啊：工作能力出众、为人正直的王涛校长首先就被打为“走资派”，屡次被学校的红卫兵公开批斗；一些德高望重、学识渊博的老教授被公然画成大花脸，戴上高帽子，浑身是墨地接受“人民的审判”，批斗完之后就被勒令在校园锄草、打扫卫生，接受劳动改造。即使学的是理工科，学生们的课也至少被砍掉1/3，代之以毛主席语录课，文科的学生就更不用说了。身处这样的时代，我做不了什么，但是我从不参与任何批斗大会或者是武斗。
早在1964年，学校让学生们自觉革命，自己革自己的命，每天都得抽时间写自己的缺点错误，最后给每个人一份自传，让自己填写，主要是让学生们评论对1957年以后国家走的一些曲折路线的看法。我这个人记性实在不好，早忘了初中时差点被划为“右派”的情况，兼之那个时候政治热情很高，总是很崇拜毛主席年轻时候的那种“激扬文字”的革命豪情，所以就坦诚地写下对“统购统销”、“大跃进”、“反右”的看法，认为这些政策都过火了，应该予以不同程度的反省。
写完之后，通读了几遍，越读越觉得不对劲，感觉这些文字“激扬”得有点过头，于是向学校系党总支申请说自我鉴定填坏了，能不能重新给一个鉴定表，遭到严词拒绝。这下我才知道了厉害，心里又惴惴不安起来。
1966年革命形势一片“大好”，闹革命的时候哪有时间顾及分配工作的事。这样我们1966年毕业的学生又都在学校待了一年，1967年9月1日开始分配工作。学校要求必须把1964年填的表交上去，作为大学期间个人政治思想表现的参考资料，我一下就慌了，后悔不迭：我是不是吃饱饭撑的啊，写那个干什么呢！
开始时我不想交，后来校方说，不交就没有毕业证书。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