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不是吃饱饭撑的啊，写那个干什么呢！
开始时我不想交，后来校方说，不交就没有毕业证书。没有毕业证书就意味着没有工作，在那个计划经济占统治地位、买什么都要相关票证的年代，人找不到工作就要活活饿死。无奈之下，只好违心地将那份要命的自我鉴定交了上去。“好”在那时是造反派掌权，他们整天考虑的是怎样夺权，怎样搞武斗，无暇顾及看这些东西，我这才算蒙混过关。
我这个专业当时还是很受欢迎的，因为国家要大量搞基础项目建设，我们班才28个学生，所以原来的分配方案大多数分配到北京、上海、天津等地。这个时候中央一句话：“大学生分配要面向工厂、面向基层、面向边疆、面向农村，四个面向”，我们就统统去内地中小城市工作了。
1967年秋，我到湖北省人民政府委员会报到，到那里后又被安排到湖北省建委。到了之后接到的第一个命令就是：“等！”
我住在建委招待所里等了1个多月，身上的钱快花光了，粮票没有了，眼看着就要饿肚子了，我慌忙找到省建委问为什么还不给我安排工作啊，一个看上去近50来岁、姓单的干部接待了我，他说：“按照中央的精神，你想留在武汉是不可能的，你可以去基层先锻炼锻炼嘛！年轻人不能怕吃苦哇！”
我遵从省建委的安排去了荆州市建设局——建设局此时已经被造反派掌权了。造反派的“司令”对我还算满意：“你是上海来的大学生？上海的‘一月革命’搞得好哇！这样吧，我这有走资派、黑线人物的材料，你拿去给我整理批判他们。”所说的走资派就是我们局长王青春。
这是我的第一份活计，按说我应该勤勤恳恳做好，可是我越翻那些人的材料越生气，我不认我们的王局长是走资派，不认为王局长是真国民党假共产党，产生了抵触情绪，这份活自然也干得不够漂亮。末了，还丢了不少材料。“司令”很不高兴：“看来臭老九就是臭老九，哪里的都一样！”
第三部从同济校园到长江之滨（5）
先结婚，后恋爱
建设局有一个无儿无女的女会计，年纪不算很大，也就40多岁，可是面貌却显得很苍老。她对我的关怀就像我的老母亲一样，总是担心我被造反派批斗。在那些动荡的日子里，一到晚上她就把我叫到她屋子里，然后再找几个人陪着打扑克以消磨时光。她宿舍隔壁就是军区宿舍，因此，只要武斗的炮声一响起来，我们几个就马上扔下扑克，翻墙过去避难——造反派再嚣张，也不敢碰部队。
老会计建议我回老家避一避，正好这时候我打算和认识不久的贾玉阁结婚，于是带着借到的200元一点钱，便赶回家结婚去了。
我和老伴认识的过程充满了戏剧色彩。
1966年我大学毕业后，回了趟家。一天，同村一个初中的男同学见到我，很高兴，便邀请我去他家做客。彼此互相问寒问暖了一会儿后，他问我：“现在有对象了吗？”
“没有呢。只是上学时谈过，没成。毕业刚回家后别人介绍过几个也不合适。”
“我在北齐村粮站认识一个人，她姐姐今年跟你一样大学毕业，人很不错，特别实在，要不我给你们撮合撮合？”
“好吧。”我欣然应允。在那个时代，我的脑子里所能够想像出来的“结婚”，无非就是找一个比较能谈得来的女人在一起养家、过日子，至于什么浪漫啊，什么烛光晚餐啊，什么玫瑰花啊，都是我们想也想不到的东西。
老伴这个人很有意思，用现在的年轻朋友的话说，叫“很有个性”，跟我见第一面时，就把家里的情况一五一十地全告诉了我：父亲是“自动脱党”，姐夫是“右派”。听她说了这些以后，我告诉她出身是自己没法选择的，家庭老人问题不应该影响到个人。她的真诚随和、落落大方，都给我留下了极美好的印象，同时我感觉到在她稳重的动作中包藏着一种力量，预感能做到有难同当，所以我们算是一见钟情吧。她的父亲，也就是我的岳父，开始当八路军的村长，掩护革命同志，曾两次被日本鬼子逮捕，两次被组织营出来，解放战争年代开始后，被组织派往保定市做地下工作，给解放区暗里运送枪支弹药和保护革命学生投奔解放区，由于是单线联系，他的上级即单线联系人提前转移到别处，不知道去了何地，所以后来组织关系接不上，在后来政治运动中被诬为“自动脱党”，甚至“文革”中被打成“五类分子”，含冤一生。
由于有着相同的家庭背景和相似的人生经历，志趣相投的我们很快就走到了一起，携手走上新的人生征程。
我们的结婚没有举行任何仪式，没有酒席，没有喜糖，没有花轿，没有热闹的吹鼓手，房间里的摆设也寒碜之极，可以说是家徒四壁。但是我们心里那种幸福的感觉却是什么也比不了的。
记得当年的新婚之夜，我们俩就在老家的农村土坑上面对面坐了一宿，谁也没碰谁一下，双方都害羞得不行。
电影《李双双》里有一句著名台词——“先结婚，后恋爱。”我们这一代人的爱情，大都脱离不了这样的模式。现在的年轻人可能不太理解，但我们确确实实就是这么过来的，相濡以沫，互相鼓励。在那动荡、艰难的日子里，亲爱的老伴成为我的战友和精神支柱，这是后话。
她在济南张店机务段（现为淄博机务段）工作，我们俩的工资一样，都是43块5毛，我们结婚以后，就靠着这一个月87块钱养活着两家11口人。所以我们婚后的日子仍然很艰苦，常常买1毛钱10斤到30斤不等的处理菜（就是烂菜帮子）回家，洗一洗就混上棒子面一块儿煮了吃。回湖北后，我发现工地的工人都比我们吃得好，作为一个丈夫，我顿时很惭愧，觉得太对不起、太委屈她了！
我请的婚假是1个月，假期结束后，我回到了单位。
第三部从同济校园到长江之滨（6）
天天挨斗
一走进建设局大院，我被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吓了一大跳，这是怎么回事哇？仔细一看，就更吃惊了：所有的大字报全是攻击我的，说我和“走资派”穿一条裤子，又说我是“白专”，还有一张大字报生动形象地描绘出我刚进荆州建设局大门时的画面来：某“走资派”领导（当然在这张大字报出生之前已经被“专政”了）听说来了一个上海名牌大学的毕业生，立即组织全体机关干部站到单位大门口分列两队，热烈鼓掌欢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到来。其实我报到后很长时间都没见到过这位领导，因为这位领导一直住在牛棚受审。
……
看了这些大字报之后我不禁哑然失笑：马克·吐温《竞选州长》式的荒诞竟然也可以发生在我们国家啊！
由于我是个知识分子，又有“保皇派”之嫌，革委会领导决定先让我下基层锻炼几年，好好改造一下思想。因为我的“阶级、思想本质还是好的”，所以我被分配到一个离长江两三百公里的江北“三线”建筑工地当和灰工。
托大学时常打篮球的福，工地领导发现我手脚还算麻利，就安排我顶替一个从脚手架上掉下去摔伤的架子工。
这个工地是一家军工厂的工地，据说这家军工厂将来是要造130炮弹的，这种炮弹专门对付装甲车和坦克。当时北方边境局势很紧张，和苏修的冲突一触即发。一想到万恶的苏修，工人们就干劲十足。
我当建筑工人的时候，每天劳动量都很大，印象中我的工作服好像就没怎么干过，每天下班后背上都会冒出一层白白的盐霜出来，我和工友互相打趣说，我们不用再去专门买盐巴了。
生活虽然很苦，但是我有一个自以为是长处的特点：我比较留心身边的一草一木，比较善于苦中作乐。
江北工地在湖北钟祥县境内的一个大山里，整座山上就住着3户人家（这3户人家也算是一个小村子吧，并且村名很有趣，叫“三家村”）。山里野兽很多，白日里经常能看到獐子野羊什么的，一到晚上，在工地窝棚里睡觉的时候，还时常听见狼的嗥叫声。工作之余，常和工友们一起爬山、钻山洞、采竹笋、赶野羊，偶尔还能逮一两只野物打打牙祭——那些野味的鲜美我一辈子也忘不掉。这样的活动既给那段艰苦的岁月增添了乐趣，又锻炼了身体。
我下放工地劳动不久，荆州地区奉旨成立“五七”干校，学员多是走资派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我同我们的“走资派”局长王青春等所谓“文革”中有问题的人被送干校改造，我和王局长被编入干校第10连，是基建连队。当初我们被拉货的大卡车拉着，送干校的那天是漆黑的夜晚，天下着雨，我们头上顶着盖货的雨篷，汽车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雨夜中行驶了4个多小时到了荆州城。然后我们被转移到荆州地区干校所在地，即当时的江北劳改农场。干校的校舍非常简单，都是用苇席油毡搭成的简易窝棚。白天各连队干活，劳动锻炼，即劳动改造。白天干活都是军事化的，每天早晨6点钟起床，吹起床号后各连队必须在10分钟之内完成穿衣、洗漱拿自己的劳动工具，排好队，跑步出发奔向劳动地点，我们老局长50多岁了，跑不动，鞋地跑掉了。他一边提鞋一边说：“这是什么干校，简直是监狱！”这句话竟有人密告领导，为此，开会连续批斗他好几天。晚上一般都是开会批斗“走资派”或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等。有时苇棚内通夜亮着灯，那是在批“走资派”。有的打疲劳战术，几夜不让“走资派”睡觉，连续几夜批斗人家，刚刚到干校，因为我年轻，才20多岁，批斗人家领导安排我第一个发言，发什么言，说什么话，也都是连队领导教给我，不是我的真实心意，所以发言时我没法严肃起来，老笑，逗得全场也跟着我笑。本来是批斗会，结果被我搅了局。领导非常恼火，把我狠狠的批评了一顿，以后也不让我发言了。
去食堂打早饭的时候，要对着食堂大师傅先高喊“万寿无疆”后背上一段《毛主席语录》，不然别想吃早饭。为了肚子，我违心地顺从了这样的规矩，但是忠字舞我是宁死不跳，每次都设法躲过去了。我们私下讽刺打趣那种“文革”的奇闻怪事，贵州有一个笑话，也传到了我们这里，就是贵州的造反派在“毛主席万寿无疆、林副主席永远健康”口号之后，还加上一句“李再含同志（当时的贵州革委会主任）比较健康、比较健康”，让人啼笑皆非。
我想不通，国家花钱培养我们这些大学生，不是让我们学好本事之后为国家效力吗？否则，花那些钱干什么？那个年代，这种人才资源的巨大浪费，让我们国家本来就脆弱的高科技产业更是雪上加霜，并错过了追赶世界新科技革命的大好机会。
我在干校仅仅当了两个月的学员，天天晚上开会学习毛选，或是批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