甚多，鲜血溅满袍服。他迅速为李鸿章止血裹伤，李鸿章稍稍苏醒，却晕眩难支。他喃喃地说，我还以为我必死无疑了…… 这就是震惊世界的“日本浪人小山丰太郎刺杀李鸿章”事件。消息传出，世界各国纷纷指责，日本呈现狼狈紧张的气象。日本害怕列强干预，决定无条件停战，接着提出苛酷之极的和约草案。 在病榻上的李鸿章致电朝廷，日本索取的赔款过巨，中国“万不能从”；日本要中国割让东北，中国“万不能让”。李鸿章说，如“和局必不能成，两国惟有苦战到底”！ 4月5日，尚未接到清廷指令的李鸿章，向日方递交了万言答复书。这个答复，除承认朝鲜自主外，在割地、赔款、通商权利诸点都竭力抗争。在万言书的最后，李鸿章说，我为朝廷做官已经近五十年了，我知道，剩下的日子已经不多，效力于皇上和百姓之事，恐怕就结束在这次和局。所以盼望和约一切妥善，毫无流弊…… 12天后的4月17日，经清廷最后批准，中国和日本签定著名的“马关条约”。这个让中国蒙受奇耻大辱的条约共十一款，包括规定中国割让台湾和辽东半岛，赔偿日本二亿两白银。 耐人寻味的场面又一次出现。谈判桌的两边，聚集着中日两国一批欧美留学生。55岁的日本内阁总理大臣伊藤博文是幕府时代的留英学生，“明治维新”后，他曾参加岩仓具视代表团赴欧美考察，1882年再次赴欧洲考察宪政制度。52岁的日本外务大臣陆奥宗光，曾赴欧洲考察。李鸿章身边的3位“参事官”，伍廷芳毕业于英国林肯法律学院，曾是香港执业大律师，在轩尼诗任总督期间出任立法局议员。罗丰禄是当年船政学堂第一届学生中成绩最优秀的，他以翻译的身份和海军学生一同赴英国，在伦敦琴士学院学习理科；马建忠是护送留欧海军学生的工作人员，到法国后，进大学学习法律、政治、外交，获得博士学位，他精通多国文字，是《红楼梦》最早的西文翻译者，第一部系统研究汉语语法的著作《马氏文通》出自他手。 李鸿章的身边，曾经聚集了一批完全不亚于日本的西学人才。可是中国的西学人才，在19世纪末年决无可能涉足政治，决无可能影响决策，决无可能像伊藤博文和陆奥宗光那样，去研究制度，设计制度，改革制度。而恰恰是那个难以改变的制度，决定了中国的命运。 继甲午战争，中国又经历戊戌政变、庚子事变。八国联军攻入京城，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逃往西安。清廷重新起用已经贬任两广总督的李鸿章收拾残局，李鸿章在草签比“马关条约”更加苛酷的“辛丑条约”后，吐血而死。 洋务运动的受挫，甲午战争的失败，马关条约和辛丑条约的签定，使李鸿章一生蒙垢。在甲午战争后的一百多年里，许多教科书中，李鸿章都是丧权辱国的罪人。 在李鸿章最后的日子里，有一位“留美幼童”，作为幕僚，始终陪伴在身边。他就是那位瑞萨莱尔理工学院的学生，“定远”舰的作战参谋吴应科。吴应科在战争中表现英勇，被清廷授予“巴图鲁”（蒙语“英雄”）称号，但他愤于政治的腐败，将得到的勋章和军服上的军阶标志束成一包，扔进了大海。吴应科和他的留美同学们已经不再是孩子，他们在苦难中成熟。他们目睹了洋务运动的落幕和李鸿章的离去。在停止呼吸之前，已被穿上殓衣、不能言语的李鸿章整整一天瞠视不瞑，临终的一刻，老泪流过面颊。
第五章 命运激变第48节 流亡者容闳
But； by long absence your truth has been tried；Still to your accents I listen with pride；Blessed as I was when I sat by your side。Long； long ago； long ago 长久分离，你的爱仍不变，你的声调仍然使我留恋。我多幸福，像从前在你身边。多年以前，多年前。——美国民歌《Long Long Ago》（《多年以前》）
香港中环有一条不长的街道——士丹利街。这条街的24号，常有历史研究者前来造访。这里是兴中会机关报《中国日报》的报馆旧址，曾就读耶鲁大学的“留美幼童”容星桥是这份报纸的创办人之一。容星桥是参加20世纪初的革命运动的惟一一名“留美幼童”。卷入革命运动的还有他的老师（也是祖兄）容闳。 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图书馆和哈特福德公共图书馆珍藏着容闳的资料，其中有容闳的日记，我们从中看到容闳与容星桥往来的若干记录，看到他和革命党人的联系。 容闳是赤诚的爱国者。甲午战争期间，他曾建议清廷从欧洲贷款购买若干军舰，从外国聘请全部官兵，抄后路攻打日本本土，因中国迅速败北而未果。战败再次刺激中国，变法维新呼声高涨。容闳和总理衙门大臣张荫桓等维新派人士交往甚密，他向朝廷进呈了修建天津至镇江铁路和创办国家银行的条陈（这些条陈被刊登梁启超主编的《时务报》上），还请他的“留美幼童”学生黄开甲翻译了美国的银行法。“戊戌变法”时期，他在北京金顶庙的临时居所，几乎成了维新党人慷慨激昂议论国事的会场。 在慈禧和顽固派的激烈对抗下，推行100天的“变法”终于流产。“戊戌政变”发生的当天，1898年9月18日晚，容闳和梁启超在金顶庙的寓所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他们忧心如焚，等待着谭嗣同去游说争取袁世凯的消息，没有想到，第二天便得悉光绪皇帝已处境危急。容闳在形势极度危险的9月19日，还匆忙去找美国驻中国公使，想请求他营救光绪。 这是容闳一生中最恐怖的日子。维新党人为变法付出了血的代价，谭嗣同等“六君子”在北京菜市口被斩首，张荫桓被流放新疆，康有为、梁启超、容闳等人均遭到通缉，他们先后逃离，流亡海外。容闳先藏在上海外国使馆区里，然后又逃到香港。在香港他请求得到了英国政府保护。 保皇的维新党和反清的革命党，在反对慈禧黑暗统治的斗争中一度成为盟友。1899年11月，在日本的梁启超和孙中山为一位回国筹备起义的维新派人士送行，席间，孙中山将自己的好友、在汉口俄国顺丰茶行当买办的兴中会会员容星桥介绍给他，以配合维新党人的行动。 容星桥是第三批留美的幼童，他曾和周寿臣同住在康州温斯蒂（Winsted）的菲利普太太（Mrs。 W。S。Phillips）家，在美国，我们看到了至今犹存的他们住过的房屋。 容星桥在进入耶鲁大学不久就被“召回”，分配到天津水师学堂。他在担任海军军官一段时间后离开军队，开始经商。他娶的妻子，是香港著名的关氏家族的小姐关月英（关家是孙中山的故交，容星桥因此和孙中山成为朋友）。而容星桥也成为将容闳和孙中山联系在一起的纽带。 容闳最早接触的革命党人，是兴中会的领导人杨衢云、谢缵泰。1900年3月，受谭嗣同的挚友、维新人士唐才常之托，容闳赴新加坡游说康有为，劝说康有为与兴中会合作。4月间，容闳又在香港见杨衢云、谢缵泰等，讨论各派改革力量联合的可能性。 1900年，清廷煽动“义和团”仇洋排外，酿成大祸，史称“庚子之变”。在北京陷入空前混乱的7月，唐才常等八十余人在上海愚园开会，商讨挽救时局之策。会议宣布：不承认通匪矫诏之伪政府，联外交，平内乱，保全中国自主，组织中国议会（国会）。会议推举容闳、严复为中国国会正副会长。 会议决定在长江流域发动起义，兴兵勤王。史称“庚子勤王”的这一次起义，因为密谋被泄露而失败。湖广总督张之洞在汉口逮捕并杀害了唐才常等二十多人。容星桥化装成苦力，搭船逃到上海。 这时孙中山刚回到上海，得知自立军起义已失败，又匆匆登船返日本。1900年9月2日，孙中山与容闳、容星桥恰巧同乘“神户号”。经容星桥的介绍，孙中山与容闳一见如故，容闳鼓励孙中山以“华盛顿、富兰克林之志”，继续筹划反清斗争。孙中山敬重容闳，在与日本友人的谈话中他曾说过：“在中国的政治改革派的力量中，……作为众望所归的领袖，当推容闳。” 1903年春天，流亡中来到美国的梁启超，在哈特福德见到了同样在流亡中的容闳。 梁启超在他的《新大陆游记》中写道：“时容纯甫先生闳隐居此市，余至后一入旅馆，即往谒焉。先生今年七十六，而矍铄犹昔，舍忧国外无他思想、无他事业也。余造谒两时许，先生所以教督之劝勉之者良厚，策国家之将来，示党论之方针，条理秩然，使人钦佩。” 第二天，容闳带领梁启超来到哈特福德公立高中，参观“留美幼童”的母校。校长拿出了学校的记事簿，将有关中国幼童的记录指给梁启超看。梁启超不禁扼腕叹息。他还参观了曾是中国留学事务局的那座宏丽的建筑。他听说，留学事务局大楼在拍卖时，一块珍贵的匾额流落到杂货店里。有老华侨花重金将它买回，“以免将来入博物院增一国耻”。 他们俩或许已经注意到，在大洋彼岸，中国正在发生的微妙变化。 就在梁启超到达美国的时候，清政府任命梁诚为中国驻美国公使。曾是维新派核心人物张荫桓幕僚的梁诚，显然已经躲过了保守势力镇压改革力量的劫难。梁诚的随员中还有5位“留美幼童”。他们是：容揆、苏锐钊、欧阳庚、陆永泉和钟文耀。 从中国传来消息：慈禧太后要变法了。
第五章 命运激变第49节 慈禧变法
在中国的词典里，皇帝的逃亡，称作出门打猎。庚子事变，慈禧挟光绪逃出京城，一路向西，逃到西安。所以这次逃亡，史称“庚子西狩”。 在经历了濒临亡国的巨大灾难后，为了维持摇摇欲坠的统治，修补千疮百孔的国家机器，也迫于外国列强的压力，慈禧不得不考虑实行“新政”。 “西狩”途中慈禧曾对光绪说：“我是历来主张变法的，同治初年，我就采纳曾国藩他们的建议，派子弟出洋留学。我支持造船，造机器，不就是为了国家富强吗！可是变法不能得罪祖宗，像日本人那样更衣冠，改黄历，那是断不可行的！” 1901年1月29日，慈禧太后用光绪皇帝的名义颁布上谕，重提“变法”，不过仍然坚持康有为、梁启超是乱党，“康逆之讲新法，非变法也，乃乱法也。” 结束逃亡，准备“回銮”前，又进一步声明：“惟有变法自强为国家安危之命脉”。 慈禧回到京城后，清廷清政府连续颁布了一系列「新政」上谕，主要内容包括筹饷练兵、振兴商务、育才兴学、改革官制等。 当时中国的教育制度，就是官员选拔制度。因此在政治风浪影响下的教育制度的变迁，对“留美幼童”的命运影响至深。 1872年到1886年，清政府共派出214人出洋留学。其中留美幼童四批共120人；赴欧洲学习海军和陆军的共7批94人，99人次。从1889年到1896年，7年中没有一个官派留学生出国。 维新运动开始后，留学问题成为教育制度改革的焦点。甲午战争后的“公车上书”，康有为在一系列变法建议中提出：“大办学校”、“派遣游学”、“选派亲贵大臣出国游历”。次年张之洞奏请“多派游历人员”，并身体力行，派学生40人赴英、法留学。1896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