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给我们最深刻的印象是平易近人。他和张治中从大革命时期同在黄埔军校工作起就是要好的朋友，但每次去桂园看望张时，都要先来电话打招呼，来时看到我们这些工作人员都点头问好。军事三人小组会议时，美国代表和国民党代表进出会场时都昂首阔步，目中无人，可是周恩来在过道遇到我们时，总是微笑着和我们握手，形成鲜明对比。
在我的记忆里，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周恩来来桂园非常勤。
1942年夏到1943年春
当时中共中央为了谋求国共两党继续好好合作，加派林彪由延安到重庆，作为周恩来的谈判助手。林是黄埔四期毕业生，是张治中的学生，所以蒋介石特意指定张任国民党代表。谈判地点就在桂园。双方谈谈歇歇，歇歇谈谈，先后谈了八个月之久。最后，周恩来宣读了四点要求：
一、中共的地位问题：在抗战建国纲领下取得合法地位，并实行三民主义，国民党亦可在中共地区办党办报；
二、军队问题：希望编为四军十二师，按国民党军队待遇；
三、陕北边区改为行政区，其他各区另行改组，实行中央法令；
四、作战区域：原则上接受开往黄河以北之规定，但现在只能作准备布置，战事完毕，立即实施。
据此，张治中认为中共已经作出很大的让步，国民党方面应该可以接受，于是马上将上述内容抄送蒋介石核定。蒋随即召开军事会议讨论，谁知与会者根本不同意给共产党以合法地位，并认为让共军扩充为四军十二师太多了，虽经张治中反复说明情况，仍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蒋介石最后只说了句：“好吧，再说吧！”搁了下来。
1944年5月至10月底
中共中央不愿和谈就此搁浅，于是又派了林伯渠到重庆来做周恩来的助手，蒋介石则派张治中和王世杰为国民党的代表。谈判地点仍在桂园，时间前后达五个月。谈判内容包括党务、军事、政治诸方面，双方争论激烈，相持不下。中共意见集中在以下几点：
一、取消党治，实行民主，开放言论，给中共和各党派以合法地位；
二、召开国是会议，组织联合政府，释放政治犯，取消特务；
三、取消对边区的封锁，军队暂按四军十二师编制，原十八集团军及新四军所属部队仍驻原地，继续抗击日伪军队；
四、陕甘宁边区改为陕北行政区，直属行政院，各根据地民主组织应得到承认。
国民党方面对中共所提各点几乎全部否定，只表示：中央政府所求者，只为政令与军令的统一。认为必须如此，才能有确实的团结，有利于抗战建国，一句话就是以军令政令的统一为由吃掉中共及其军队。双方意见相去之远，较之上一阶段更甚，谈判自然只能以失败而告终。
1945年8月至10月
中共毛泽东主席亲临重庆和蒋介石谈判。中共代表是周恩来、王若飞，国民党代表是张治中和张群、王世杰、邵力子。谈判地点，约有一半次数在桂园，其余时间在蒋介石官邸。谈判经过是众所周知的，最后签订了《双十协定》，但军队问题则暂时搁在一边。
随着《双十协定》的签订，引出了旧政协的召开、全国停战协定的签订、国共双方军队整编的谈判、东北停战的斗争，在这一系列活动中，多半时间是周恩来与对手张治中接洽。周恩来在这些事情中所表现的百折不挠的革命意志，因过去的文章已有记述，这里不再重复。
这里，我想讲两件桂园以外的有关我个人的事情。
1949年4月，北平和平谈判失败后，周恩来坚持把张治中留下来，这一留，挽救了张治中和他一家，也挽救了我和我的一家。后来的事实证明，蒋介石逃台后，为了寻找替罪的羔羊，把失败的责任推给主和派，张治中要是回南京去“复命”，估计其下场不是张学良便是杨虎城，而我也就难逃宋绮云的命运了！
更使我难忘的是“文化大革命”中的遭遇。1966年8月，张治中家被抄后，周恩来派人把张治中接到一个地方保护起来了。那些“造反派”、红卫兵便天天来追我，要我供出张的去向，最后跟踪追到我家，把我的家抄了，封了，还勒令我一天后离开北京回原籍！我马上给总理值班室打了电话，又请张治中给周恩来写了信，周恩来随即派联络员告诉红卫兵：“余某人是我们党的朋友，不是敌人，你们不要这样！”这才使我得免于难。“文化大革命”期间，周恩来保护了无数干部，还搭救了像我这样一个微不足道的人，他真不愧为贯彻中共统一战线政策的光辉榜样。
第二部分四、整军谈判：军事三人小组
张治中参加和谈是马不停蹄的。《双十协定》签订之后，紧跟着是旧政治协商会议，停战谈判，军事三人小组，东北停战协定，还有和新疆伊犁、塔城、阿山三区的和平谈判，而突出的则是军事三人小组的活动，即整军方案的签订，这是他参加和谈的第二个高峰。
从国共两党的斗争史看，历次谈判，都是军事与政治同时进行，但谁主谁从，则因形势不同而有差别。从毛泽东到达重庆至召开旧政协这一段，是以政治斗争为主，军事斗争为辅，其间主要是上党一役。旧政协后转入整军谈判，则是以军事斗争为主，以政治斗争为辅。
当时的形势是，接受日军投降仪式后，整个沦陷区有待接收。国民党部队远在后方，靠美国的海空军运送去“劫收”；中共的部队靠近沦陷区，可以开动“铁脚板”大踏步开进去。双方都在比赛，矛盾十分尖锐。因此，军事问题和根据地问题就成为当时核心问题的核心了。
在国民党四位代表中，只有张治中是现役军人，所以蒋介石就把这个任务交给他。当时张治中还在新疆，接到蒋电后立刻动身回重庆，但因故在兰州耽搁了几天，所以停战协定暂由张群代理签订了。
美国人很重视中国问题，这自然有其政治战略的打算。在日本投降后不久，杜鲁门总统就指派其总参谋长、盟军欧洲统帅马歇尔将军来华参与调停国共两党的争端。于是，周恩来、张治中，加上马歇尔顾问组成了最高军事三人小组。
军事三人小组的活动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46年1月7日至13日，签订了《停战命令和声明》，设立了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以下简称军调部）；第二阶段从同年2月14日至4月6日，签订了《全国军队整编方案》和《东北停战协定》，并到各地进行视察，军调部派出的三人小组亦不断出动；第三阶段从同年4月6日至6月底，主要是继续处理东北冲突问题，军事三人小组的活动已接近尾声。7月以后，蒋介石公然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向解放区发起了全面进攻，马歇尔宣布调处失败，军事三人小组也随之结束。
军事三人小组有一个演变的过程。在1944年9月至1945年11月，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调停国共争端时，曾有“组织三人混合委员会以考虑军队整编等事项”的提法。到《双十协定》签订时，其中第九项关于军队国家化的问题规定：“为具体计划本项所述各问题起见，双方同意组织三人小组（军令部、军政部、十八集团军各派一人）进行之。”但三人小组的成员以后有了变化，国共双方都派了上将级的代表，而不是由军令部、军政部、十八集团军派人。这是由于旧政协开过后，双方认为：军事问题重大，由部一级派人参加解决不了。同时，美方马歇尔是元帅级的五星上将（美国不设元帅级的军衔，所以马歇尔仍称将军），三方级别也要对称。所以有一段时间还称军事三人小组为“最高军事三人小组会议”，有别于北平军调部派出的军事三人小组。
军事三人小组会议正好发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事非偶然。从国际上说，德、意、日已战败，日本即将退出中国，英、法、苏亦精疲力竭，亟待休整，只有美国损失较小，军事、经济等方面颇有上升的趋势。从国内说，国统区政治腐败，经济凋零，通货膨胀，物价飞涨，民生凋敝，军事方面也是百孔千疮；而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区正好相反，经过八年抗战，军队越战越强，根据地越来越扩大，政治、经济、金融、财政、人民生活、社会秩序，都出现了蓬蓬勃勃的新气象。当时，无论国内国外，都出现了反对战争、渴望和平的强烈愿望。特别是国内，八年抗战之后，创巨痛深，人民普遍厌战思治。这就给美国一个千载一时的机会，它力图取代日本及列强在中国的侵略势力，插手国共和谈，协助蒋介石对全国的统治。
1945年12月15日，美国政府发布的《杜鲁门总统关于对华政策的声明》，它勾画了美帝国主义要独占中国，将中国变成美国殖民地的一个蓝图。“声明”打着“发誓不干涉中国内政”，“协助中国人民争取国家和平和经济的复兴”的幌子，在承认“国民政府为中国惟一合法政府”，“美国与中国国民政府继续其过去为战争而建立之密切合作”的前提下，提出：第一，“立即遣送日军，消除残留于中国的日本影响”，“并保证满洲归还中国管制”；第二，“国民政府与中国共产党武装部队之间应协商停止敌对行动”，“召开全国主要政党代表的国民会议”，以建立“广泛代议制政府”；第三，“共产党那样军队的存在，乃与中国政治团结不相符合，且实际上使政治团结不能实现，广泛的代议制政府一经成立，应有效地结合成为中国国民军”；第四，当上述方针进行的同时，“美国准备对中国提供信用借款及贷款”，“俾有助于中国健全经济之发展”。其具体措施，除了先后指派赫尔利、马歇尔、司徒雷登作为执行人之外，还派遣美军十多万人，企图控制中国；出动大量海空军，运输国民党军队独占受降，抢占地盘；派遣美国军事顾问团，并继续以大量美械武装国民党部队；通过种种借款、租借法剩余物资转让以及商品输出等手段，抢救国民党面临崩溃的经济，并为蒋介石输血打气。
军事三人小组就是在这样特定的时代背景和极其错综复杂的斗争关系中出现的。它的重要性虽然仅次于《双十协定》和《政协决议》，但它却是问题的关键，因为当时国内一切事态都是围绕着军事问题而发展的。张治中对此非常重视，全力以赴，努力工作。
美国人虽然非常重视国共问题，可是却表现出惊人的无知。从艾奇逊白皮书《美国与中国的关系》和《马歇尔使华》两书看，它们对这个问题所叙述的，不仅没有触及中国问题的实质与内幕，有时甚至对国共两党的基本情况和斗争史都不知道。美国人在《马歇尔使华》一书中指责赫尔利对中国几乎一无所知，殊不知马歇尔对中国问题同样一无所知。
最高军事三人小组在整军会议开会的前夕，马歇尔以顾问身份起草了一个关于中国军队整编的方案，瞒着周恩来，先送给蒋介石看。其中最重要的有四点：一是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是国家最高统帅，统率全国海陆空三军；二是全国陆军编为六十个师，其中二十个师由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