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畅和她的勤务员曹昌、饲养员肖贤忠刚刚穿过腊子口，曹昌就病倒了。在腊子口到哈达铺的路上，经常有马家军的骑兵出没，他们专门与红军为敌，一见红军便像红了眼的恶狼一样。所以，前面传过话来，不论男人女人，还是伤员病号，在路上都不要担搁，必须尽快通过这一地区，然后才能停下来休息。
会师走在回“家”的路上（2）
曹昌是个十几岁的小战士，一路上，机灵的小鬼从蔡大姐那里学到了许多文化知识和一些做人的道理、做事的方法。即使在高烧不退的情况下，他仍一直咬着牙赶路，就怕掉队。但病重体虚的他怎么也迈不快那两条不听使唤的腿，走了不远，就被紧急行军的队伍甩在了后面。
蔡畅发现曹昌掉队以后，吩咐饲养员肖贤忠，让他牵着骡子在路边上等候曹昌，并一再嘱咐找到后要用骡子带着他追赶队伍，而蔡大姐自己却徒步跟随部队前进了。肖贤忠不愿意离开蔡大姐，怕她路上遇到麻烦没有人在身边不方便，但蔡大姐执意要他留下，并把这说成是命令。肖贤忠只好留下来，坐在路边的大石头上等待掉队的曹昌。
当曹昌跌跌撞撞地走过来时，突然发现不远处的大石头上坐着肖贤忠，他失落的情绪一扫而光，似乎病也好了很多。他急忙跑过去大喊了一声：“肖大叔！”肖贤忠从嘴上拿下正吸着的烟袋锅，站了起来：“小鬼，大姐怕你赶不上队伍，遇到危险，她自己步行跟队伍走了，让我留下来等你，还把骡子给你骑。你可真福气不浅啊！”
在肖贤忠的帮助下，曹昌骑上了部队领导配发给蔡畅路上骑的骡子。走在崎岖不平的山路上，红军小战士曹昌的脸上挂满了泪珠。很多年以后，曹昌还一直庆幸自己曾经跟随在蔡大姐的身边，他不仅被蔡大姐捡回了一条命，而且还通过蔡大姐的帮助，自己从大字不识的文盲，成长为一名革命干部。
哈达铺女人惊奇的眼神哈达铺，是陇南地区宕昌县境内极平常的一个小镇。正是这座小镇，曾被杨成武将军称之为红军长征的“加油站”，被称之为红军长征的里程碑，成为万里长征即将胜利完成的转折点，以其特殊的地位，载入中国革命的光辉史册。
尽管这座古城的名称很具藏族特色，但在这里居住的都是信奉伊斯兰教的回汉民族，他们的长相和语言都和汉族人相同。最让来到这里的女红军们振奋的还不仅仅是这些，这个小镇的群众在红军大部队到来之时，倾城而出，牵着牛羊，喊着口号，用无比热烈的方式欢迎这支与众不同的、文明而有纪律的军队。
当时北上长征的红军经过草地、雪山的洗礼，经过不断战斗的考验，指战员们的身体已经羸弱不堪，哈达铺这个山间小镇和生活在这个小镇上的百姓们，为红军部队补充了给养，使战士们战斗力大大恢复。哈达铺在当时不失为一个物阜民丰的好地方，物价极为便宜，五块银元可以买一口肥猪，两块银元可以买一只肥羊，一块银元可以买五只鸡或上百只鸡蛋。红一方面军到哈达铺有近八千人，每人发两块银元用于改善生活，使辘辘饥肠充盈起来，三四个月不见荤腥的状况也一扫而光，大家放开了肚子大吃。有记载说，一些红军战士因吃得太多，撑坏了肚子，造成了部队减员。但这并没有确切的数据统计。
哈达铺的女人对来到这里的女兵好奇不已，这确是事实。这些从未离开过小镇的女人们从未听过说女人也能当兵，更没见过真正的女兵。这些头发剪得短短的，和男人穿一样的衣服，戴一样的帽子，打着绑腿，系着皮带，腰里还挂着一把小手枪，在男人中间穿来穿去、谈笑自如的人，难道真的是女人？她们一开始有些怀疑。于是，围在女红军们的身边问这问那。有的老大娘干脆动起手来，她们紧紧地挨着这些在她们看来很特别的人身边，伸出布满皱纹的手，有意与无意之间摸摸女红军的胸部，嘴上却还故意遮掩着：“天都冷了，你们还穿着这么单薄的衣服。”有的还把女红军们请到家里来，看她们的模样，听她们说话，甚至有的女人还跟在女红军的身后上厕所，为的就是想要看一看这些是不是真的女人。
在女红军的性别得到证实以后，哈达铺的女人们不禁啧啧称赞，原来女人也能像男人一样，做男人能做的事。
当时的中国西藏还很落后，传统的中国女人仍以家庭为中心，在自家的庭院里日夜不停地操劳，见到男人低眉顺眼，连大声出气都不敢。女红军的到来，仿佛在这个偏远的地方撒下了一缕阳光，照亮了这些女人们内心深处那片早已荒芜了的土地，让她们看到了女人还会有另一种活法。女红军的到来在她们平静的生活中掀起了片片涟漪，这对于她们改变自身的命运和现存的生活状况，给予了很大程度的启发和帮助。
和尚？尼姑？从哈达铺出发继续北上的一路，李坚真仍在地方工作部，担负做地方群众工作和寄放伤员等任务。
一天，李坚真在一个村子里寄放伤员。由于一路颠簸，出了一身的汗，于是她把自己的外衣脱下来，和全部行李一起放在她所骑的马的马鞍上，把马拴在村头的一棵大树底下，然后，便背着伤员去找能够寄放的老乡家。并说服这位老乡，同意接收这个伤员后，李坚真按照红军的政策给了老乡一些银元。等她安顿好伤员走出老乡家里，到村头一看，那棵大树下空空如也，马和行李早已不知去向。
“糟了，糟了！”李坚真不停地嘀咕。自己的全部家当转眼就没有了，这让只穿了一件单衣的李坚真很懊恼。9月底的中国西北部早晚温差已经很大，白天行军还不觉得，傍晚到了宿营地，气温已经降到摄氏10度以下。身上还只穿着单衣的李坚真冷得直打哆嗦，连牙齿都碰得“咯咯”响。看看大家，也都是一些随身穿的衣服，并没有多余的送给李坚真。
“天这么冷，你怎么还只穿件单衣？”红军总政治部青年部部长王盛荣牵着马，走过李坚真的身边，看到她瑟瑟发抖的样子便问。
“下午寄放伤员时，东西全被贼偷了。”李坚真哆哆嗦嗦地说。
“我这里正好有一件没收来的和尚衣，你穿不穿？”王盛荣边说，边从背包里取出一件说不出是什么颜色的衣服，递给李坚真。
已经冻得不知如何是好的李坚真顾不得什么和尚、尼姑了，接过衣服直接就套在身上。周围的战友们看着她和尚不是和尚，尼姑不是尼姑的样子，笑得前仰后合。没收委员会主任李井泉忙从背包里拿出一块布送给李坚真：“看你这怪样子！这是打土豪没收的布，你自己做件衣服穿吧。”
李坚真的顶头上司总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部长刘晓，不知从哪里找出了一床羊毛毯子，送给了李坚真。
就这样，李坚真身上穿的和夜里盖的都得到了解决。在朦胧的夜色下，从穷光蛋变成了富人的李坚真，面对领导和同志们的友爱，她有说不尽的感激。特别是那床羊毛毯子，在寒冷的夜里给了她温暖，作为李坚真在瓦窑堡结婚时的唯一嫁妆，一直被李坚真完好地保存着，也成了她长征中唯一留存下来的纪念品。李坚真珍视它胜过任何工艺品，她常常面对这床羊毛毯子，追思已逝去的充满斑斓色彩的长征岁月。
会师幸福之城——瓦窑堡（1）
红一方面军进入吴起镇之后，中共中央于10月22日在这里召开会议，宣布中央红军已完成一年的长途行军，提出党的新任务是保卫与扩大陕北苏区，以领导全国革命。
此时的敌人对红军已由原来的追击改为“围剿”。于是，红军兵分两路，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率领一方面军南下与十五军团会师，以粉碎敌人对陕甘根据地的“围剿”；张闻天则带领党中央机关北上，进驻瓦窑堡。中央红军结束了长达一年之久的长途跋涉，走进了一座座富有特色的民居——窑洞，走进了红军自己真正的家——陕北苏区。
瓦窑堡是一座以石头或砖瓦材料建成的各色窑洞为特色的小城，中央红军的到来得到了陕甘边区政府组织的热烈欢迎，给了战士们一种家的感觉和温暖。那种风餐露宿、颠沛流离的生活结束了，又可以开始稳定平和的生活。在那个激动人心的入城仪式上，多少人泪流满面！
长征路上，虽然死神常常围绕在这些勇士的身边，但患难与共、生死相交的革命情谊也在慢慢地滋长。这些并不乏情感的男女，通过相互之间的接触，碰撞出一簇簇爱情的火花。但在长征途中，有部队的纪律，有自然条件的限制，也有个人思想的波动，人们只能把这些情感强压在内心深处。到了瓦窑堡，生活趋于稳定，他们的思想又活跃起来，那些藏于内心的星星之火开始燃烧。
刘英与张闻天、谢飞与刘少奇、李坚真与邓振询、危秀英与钟赤兵、钟月林与宋任穷等等，都在瓦窑堡举行了婚礼。部队开到延安后，邓六金和曾山也结下百年之好。
毛泽东做大媒张闻天自从遵义示爱未果，长征一路，他仍没有放松对刘英的追求。一路上体贴入微的照顾，让刘英时常感到温暖，并给了她战胜困难的力量。当然，张闻天周围的很多人，都曾看好他们这一对，并伸出了援助之手，力主促成这一美满姻缘。
毛泽东足可称为张闻天和刘英的大媒人。当红军未出滇黔的1935年4月，刘英就接到了李富春交给她的去中央队代替邓小平担任秘书长职务的条子。起初她还以为是李富春和蔡畅大姐的意思，因为刘英平时和蔡大姐的关系一直很好，私下里，蔡大姐也曾多次提到过她和张闻天是很合适的一对儿。但当刘英来到中央队报到见到毛泽东时，她才知道，这件事的主谋正是这位风趣幽默、一直关心自己的湖南老乡。是毛泽东提议，让刘英来接替上了前线的邓小平，一来在后梯队太累，怕他的这个小老乡会被拖垮；二来是给刘英和张闻天创造更多的接触机会。
王稼祥也在一边敲边鼓：“小平同志很有才干，所以调他到前方去，让他发挥更大的作用。这里的工作你做得了。”
当刘英正在为自己能否胜任这项工作而不安的时候，张闻天及时出现了，他肯定地对刘英说：“你完全能做。工作不多，主要是做警卫队的思想工作。思想工作不做不行，你在这方面有经验。再一个就是管我们这些人的生活。还有，开会时做个记录［1］。”
从此，刘英完全落入了这三个人编织的圈套，开始了与张闻天朝夕相处的日子。
刘英在这个岗位上的一些工作是张闻天手把手教出来的。他告诉刘英，一些重大决策的正式会议需要做记录，而且要清晰、全面；而一些小的碰头会，几个领导坐在一起议论议论，则没有必要记录。
张闻天还有一支钢笔，也成了他们传递感情见证爱情的物件。红军当时的条件还很艰苦，在苏区时，做记录用的是毛笔和草纸，到了长征途中改用铅笔。张闻天的钢笔在当时是一件稀罕物。有时开会之前，张闻天就会把这支带着他的体温的钢笔递给刘英做记录用。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