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之前，张闻天就会把这支带着他的体温的钢笔递给刘英做记录用。会议结束以后，张闻天总是认真地审查刘英的记录，经他修改之后，才小心翼翼地装进文件箱。这个小小的文件箱也承载着张闻天和刘英绵绵的情意，里面有刘英的会议记录，也装着张闻天的日记本，这个红色才子一向就有记日记的好习惯，即使在行军打仗极不方便的情况下，仍不间断。只可惜到延安以后，这些日记本遗失了。这不仅仅是刘英和张闻天个人的损失，同时也是红军历史见证的一大损失。
即使毛泽东为刘英和张闻天创造了每天低头不见抬头见的便利条件，聪明的刘英常常能够感受到来自张闻天的关心和爱护，但她依然与张闻天保持着适当的距离，把全部心思都放在了工作上。
当红军在瓦窑堡安营扎寨，开始筑建自己家园的时候，张闻天适时地抓住了这个机会。一天，当他看到刘英大口地吃着陕北的小米和羊肉那种满足的样子时，他心动了。从长征前的相识，到长征期间自己的苦苦追求和刘英不经意间流露的爱恋，张闻天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情感，动情地看着刘英说：“你看，现在红军都有了家，我们也该有个家了吧？”
此时的刘英不再拒绝，她的整个身心都被这浓浓的爱意包围着。在她的内心深处，这又何尝不是她所向往所盼望的？
在瓦窑堡一间很平常的窑洞里，刘英和张闻天举行了简单的婚礼。没有任何豪华的装饰，也没有隆重的仪式，两个人只把属于自己的行李搬到同一间窑洞，自己的终身大事就这样解决了。这是人类历史上最朴素的婚礼，也正是这种朴实的情感，使他们相濡以沫，终生不渝。
刚刚从直罗镇打了大胜仗的毛泽东来到瓦窑堡后，听说张闻天和刘英已经结婚，马上跑来看望他们。他这个大红娘当仁不让地进门就嚷：“你们要请客，结婚不请客，不算数！不承认！”
刘英见毛泽东拉开了一副“闹洞房”的架式，忙替张闻天抵挡：“拿什么请客呀？没钱也没东西的。”
“那我就只有不承认喽！”毛泽东故意难为他的小老乡。之后，毛泽东索性做了首诗来祝贺他们的结合。诗的大意就是：风流天子李三郎，不爱江山爱美人，当今皇帝，既爱江山又爱美人。［1］
会师幸福之城——瓦窑堡（2）
刘英听后立即声明自己并不是什么美人。毛泽东仍然不依不饶，一面夸奖张闻天是“开明君主”（当时，张闻天已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一职），一面笑说刘英是开明君主的“娘娘”，最后，还自封了个“毛大帅”。［2］
刘英和张闻天这对受到大家祝福的相爱的人，在瓦窑堡那间别具风格的窑洞里开始了他们新的生活。
谢飞生命中唯一的一段情缘谢飞和刘少奇熟悉起来，是在红军到达瓦窑堡以后。
长征结束后，谢飞调到工农检查部工作。这个工作正好与刘少奇的工会工作有很多联系。于是，一来二去两个人很快便熟悉起来。在此之前，他们两人还是曾经有过一面之交的。
那是在长征途中，连续不断的急行军给女人们带来了许多不方便，由于身上背着很多行李，有时照顾起伤病员来很困难。谢飞便被女人们选作代表，去找当时负责后勤方面工作的刘少奇，希望能批准她们去找一个民夫帮助背一些东西。刘少奇是一个极富同情心的领导，他非常体谅这些女红军，行军中他清楚地看见，这些女人不仅要背很重的行李，还要护理伤员，到了宿营地以后，也不能马上休息，而是先去为部队找粮食。于是，他欣然同意了她们的请求。也就是这一次，谢飞和刘少奇之间有了第一次交谈，并互相留下了很美好的印象。
到瓦窑堡后，谢飞做好了大干一番革命事业的准备，她的名字就是在这一时期由“谢琼花”改为“谢飞”的。在工作上，谢飞很努力，经常与上级部门有所联系。工作上的接触，给她和刘少奇的感情发展添加了催化剂，刘少奇很喜欢这位性格像男孩子一样爽快的小姑娘，谢飞也非常崇敬这位清瘦而书生气很浓的工人运动领袖。很快，邓颖超便做了这个顺水人情，在她的撮合下，谢飞与刘少奇也和当时的许多人一样，在瓦窑堡这座小城里举行了朴素的婚礼。
有人说，谢飞的性格某些方面与贺子珍有着极其相似的地方。只不过一个是跨山而出，一个是踏浪而来。这位来自琼州海峡的渔家女儿，做事果敢，性情爽快，而且同样有着一股不怕难、不服输的劲头，对革命事业执着追求。她还因为曾在香港和新加坡做过地下工作，眼界比较开阔，做事情不拘泥于小节。
不久，中央派刘少奇主持北方局工作。1936年1月初，谢飞随刘少奇离开瓦窑堡去天津，踏上了新的征程。
他们为了不引起敌人的注意，刘少奇化装成做生意的小商人，谢飞则化装成一个家庭妇女，在天津开展地下活动。之后北方局迁址北平，谢飞又随同刘少奇到了北平，在秘书林枫的安排下，住在鲍家街17号的一栋房子里。
三年后，刘少奇按照中央的指示，从延安南下主持中共中央中原局工作。谢飞随后抵达皖南新四军军部，参加了新四军，追随在刘少奇的身边。
在谢飞的眼里，刘少奇永远忙碌着工作，常常是几天回不了家。他那为革命工作废寝忘食的精神，让谢飞敬佩不已。谢飞默默地躲在刘少奇的背后，一边努力自己的工作，一边操持着刘少奇的日常生活起居。
有人说，谢飞那样的性格，不可能长期忍受白区工作所规定的只能做个家庭妇女。以她那样老的资历，不能永远甘于只在刘少奇身后，干些收收文件、发发信函的事。在刘少奇取得开创华北根据地的辉煌业绩之后，谢飞拒绝与刘少奇同往新的征途。虽经刘少奇以组织名义下令，但她只是不得不从。到了延安后，谢飞便主动要求进了马列主义学院，加油充电。从此，再也没有回到刘少奇身边。
也有记载说：1941年的一天，谢飞乘小船渡过长江给在苏南的新四军送信，可完成任务准备返回时，却由于国民党的扫荡，所有的交通要道都被阻断，她无法再回去。［1］由于战事不断，兵荒马乱的，她与刘少奇之间从此音信杳无，六年的婚姻无疾而终！
至于谢飞和刘少奇的六年婚姻，大家无权妄加评论。但就谢飞对待革命事业和自身利益冲突的把握上，应该不会出现偏差。她有过相当长的一段从事白区工作的经历，很清楚这一工作的特殊性和重要性。即使她向往自己能够在革命工作中独当一面也应无可厚非。
事实上，离开了刘少奇以后的谢飞在组织的安排下，担任了浙江省余上县委书记兼独立营政委。她领导独立营近600名指战员，仅在1945年就与日军和伪军激战十几次，最多一次歼敌300多人。自此，谢飞声名远扬，当地的群众都亲切地称她“谢团长”［1］。
与刘少奇分手后，谢飞一直过着独身生活，一生没有再嫁。这位出生在中国最南端的漂亮女人，在美满家庭与革命事业的冲突面前，她坚强地选择了后者。她把毕生精力投入到了革命工作中，投入到她所信仰的为共产主义奋斗中。
溜走了的新娘李坚真到达瓦窑堡要比其他的女人稍晚一些。红军占领吴起镇后，她被指派和地方工作部成员谢唯俊一起，带领一支小分队在定边、吴旗、保安一带剿灭土匪。
李坚真刚到瓦窑堡，就接二连三地被那些大姐们找去谈话。蔡畅、邓颖超、刘群先、金维映都非常关心她的终身大事，积极为她牵线搭桥。蔡畅、刘群先曾和民运部的邓振询一起工作过，于是她们便在李坚真面前力荐邓振询。
邓振询是位曾在江西任中央苏区劳动部长的年轻人，与李坚真一样有着悲惨的家世。江西兴国贫苦农民出身，6岁时死了父亲，由于继父的打骂，13岁便离家独立生活，学做泥瓦匠。生活的艰辛，使他产生了对旧制度的不满。1926年北伐军进驻江西时，参加了农民运动，从此便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后来，在刘少奇的直接领导下，成为中央苏区手工业工人运动的领袖。长征初期，他在五军团任地方工作部部长，毛儿盖整编后，才调入地方工作部。在此与李坚真有了接触，他朴实，对革命忠心耿耿、任劳任怨、坚忍不拔的品质在李坚真的印象中很深刻。但在蔡畅和刘群先提出来之前，李坚真并未想到会和他结成终生伴侣。
“不知邓振询同志对我怎么样？”李坚真对于这件事心有不安，因为两个人在一起工作时从未谈起过恋爱婚姻的问题。
“老邓就是看上你了，你这样的媳妇到哪里去找呀！”这两位老大姐的一句话，就撮合成了一对美满的婚姻。
举行婚礼的那一天，许多老领导、老战友都来祝贺他们。邓颖超、蔡大姐夫妇、谢飞夫妇、刘群先夫妇、刘英夫妇、金维映夫妇等等都来了，大家拿出组织上给每人发的几角鞋袜费，买了些羊肉和鸡，准备在食堂里热热闹闹地吃一顿。
可这个平时工作中总是冲在前头的新娘子，在开饭前看到来了很多人，竟不好意思地偷偷溜到街上去了。这一下，可把这些做月老的大姐们急坏了，刘群先和金维映赶紧到街上去找。还好，瓦窑堡这个地方并不大，街面上只有几间店铺，很快就在一间面铺里，把正在请一个熟人吃面条的李坚真拉了回去。
一时间，危秀英和钟赤兵、钟月林和宋任穷，等等，结束了孤灯只影的独身生活，一个个新的家庭绽放在陕北这块并不肥沃的土地上。
瓦窑堡成了一座幸福的城，在这里，月老是最繁忙的一位神仙，他把婚姻的红线不停地牵来牵去，让有情人终成眷属，同时，也制造了许多先结婚后恋爱的喜剧，当然，也不乏有悲剧性的结局。但无论如何，这都是亲历长征后革命者人生的一段难以忘怀的经历，如果说长征使女人们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逐渐走向成熟，那么瓦窑堡的婚姻，却使女人们在自己的生活当中越来越成熟、丰美。
会师会宁城三军会师
1936年10月10日，这是中国革命史上值得庆贺的一个日子。在甘肃会宁这座典雅的古城里，中国工农红军正在举行一个空前盛大的庆祝仪式。就在孔庙前面的广场上，横幅标语和鲜艳的红旗挂在墙上、树上，天高云淡，金色的阳光遍撒在欢呼攒动的头顶上。一方面军的老将陈赓和总司令朱德、四方面军的张国焘和徐向前，还有一名共产国际的代表坐在临时搭建的主席台上，在一片口号和欢呼声中宣读了中央委员会从陕北发来的贺电，之后，丰盛的会餐让所有在场的人终生难忘。
10月22日，在距会宁不远的将台堡，贺龙和肖克率领的红二、六军团绕过会宁在此与红一方面军会师。
红军三大主力完成了充满艰难险阻的长征，从不同的地方，历经不同的时间，殊途同归，走到了一起，使支离破碎的红军会合为一个整体，队伍壮大了，抗敌的力量加强了。在会宁这块并不富饶的土地上，红军因胜利会师而犒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