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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人骆宾王在武则天统治时沉沦压抑的个人境遇中写了《于易水送人一绝》，借荆轲易水诀别之事抒发自己的政治报复云：
此地别燕丹，壮士发冲冠。
昔时人已没，今日水犹寒。
清人塞尔赫在今河北易县西南五里有荆轲衣冠冢的荆轲山上写了《荆轲墓》一诗，抒发感慨云：
身入虎狼国，心空百二州。
壮怀生死外，易水古今流。
白日淡将夕，行人去不留。
墓旁谁击策，寂寞野花秋。
燕国政治人物关于燕国的议论
战国时的燕国，自苏秦倡导合纵起始与列国的交往增多。后来，姬哙因轻信而让位，致生内乱，为齐所破，姬平为复仇而招贤、发愤图强，乘齐国政局不稳时，派乐毅联合数国军队伐齐，几灭其国，不久又因前线易帅而兵败退归，国势渐衰。战国末年太子姬丹收买侠士荆轲等，想以谋刺方式将燕国从秦国的兼并下挽救过来，终归没有成功。燕国僻居北地，国弱势小，有对中原诸国的仰慕之情，而无大国的倨傲之气，因而能最先接受贫困之士苏秦的游说及政治主张。苏秦先曾在周、秦、赵等处连续碰壁，但燕文公见之大喜道：“闻先生昔年以十万言献秦王，寡人心慕之，恨未能读先生之书。今先生幸惠教寡人，燕之幸也。”（第九十回）一片恭谦求教的心情溢于言表。燕国在接受外来思想方面是比较积极的，这曾是其走向天下、谋求振兴的契机，但另一方面，这也曾是姬哙轻信误国的原因。易于接受外来思想，但有时缺乏认真的分辨甄别，这就是其中所包含的经验和教训。
燕国的本地人才较少，除过姬平作为较大外，几乎未出一位对自己的历史发生重大影响的人物，这与他们简单的历史传统和落后的文化氛围不无关系，但本地人才的稀疏却成了外地人才在此大显身手的条件，苏秦兄弟、乐毅、荆轲，还有姬平招徕的其他人物，他们均曾游历数国，终在这里受到重用，其个人才能得到了较充分的发挥。人才是兴国之本，从总体上看，燕国因为不具备人才生长的优越条件，又未将招贤用才作为治国的长久方针，它的人才还是比较单薄的。同时，尊贤任才没有形成一种笼罩社会的风气，外地人才受聘后顾虑较多，常给自己留着一条退路，苏秦后期惧而赴齐，乐毅在战争中留敌自重，最后奔赵不归，都反映着某种思想意向，这些情况又降低了人才的利用率。燕国的盛衰变化在人才开发使用问题上同样具有深刻的经验和教训。
比较而言，燕国人有较强的爱国心，姬哙曾为了国家的强盛，将自己的王位拱手让出，一桩荒唐事，不掩强国心；齐国出兵灭燕时，燕民起而反抗，直把齐兵驱逐出去；姬平怀复仇报国之志，数十年不曾减灭；在国家危亡的关头，姬丹挺身而出，挽救国难。一幕幕的雄壮剧，合奏着爱国悲歌。在秦国大兵压境、风卷残云的形势下，赵有郭开、齐有后胜、楚有靳尚，它通敌叛国，为秦作伥，魏国也有一些不坚定的分子。而燕国没有出现过这类人物，相反，它后期倒出了一个坚贞报国、临危救亡的姬丹，与其他国家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在战国七雄中、韩、赵、魏自分晋而立国，田齐代姜齐而为诸侯，它们都是新起的国家。秦国受封于东周，楚国在西周时逐渐发展起来，而燕国受封于公元前十一世纪的西周初年，相比之下，它是七国中立国最早、历时最长的国家。长久的历史及与他国的寡交状态可能积淤形成了他们较强的本国意识，这或许是他们爱国之心较强的一个原因。
综观燕国的发展，最高决策人少有成熟的政治战略，除姬平当政的几十年曾以破齐复仇为长远施政目标，并有相应的政治手段外，长期以来几乎没有作出过成功的战略决策，他们为了国家的利益，喜行侥幸之事，姬哙在对子之情况不明时让王位于他，把强国的赌注全押在子之身上；姬丹以行刺来救亡，把图存的希望完全寄托在荆轲身上；姬喜后来诱杀掉姬丹，想以此缓解秦国的进攻。他们在列国争战中不注意自我力量的培养积蓄和战略的制定，其措施很少有成功的根据。
燕国由于历史和地理的原因，在列国中形成有自己的风格，它成功与失败的原因也有自己的特殊点，如果没有秦国的兼并，它仍会以自己的方式延续自己的历史。然而，它毕竟是天下大局中的一个国家，不可能不受到强国的侵扰。不能大踏步地发展自己，必然要被强国所吞并，这就是燕国所走的道路，也是它的一条重要历史教训。
楚国政治人物楚国政治人物
楚国君主是五帝颛顼的后裔，开国之祖为鬻熊，鬻熊服侍周文王有功，周成王封其后嗣为子爵，他们以芈为姓，立国于荆山蛮荒之地，建都丹阳（今湖北秭归东北）。其后不断与周发生战争，被周人称为荆蛮。西周后期，楚国的疆土逐渐扩大到长江中游，遂建都于郢（今湖北江陵西北纪南城）。春秋时楚国不断兼并周围小国，国势迅速发展，他们不满于周室所封爵号，自称为王，与周相抗，伺机向北发展。齐桓公的召陵盟师、晋文公的城濮之战曾抑制了楚国的北上之势，其后楚国与晋国长期争霸，楚庄王执政时曾争得霸主。疆域包含今湖北、湖南、安徽三省之全部及贵州、陕西、河南、山东、江苏等省之一部。春秋后期，吴国势力发展，一度曾攻破楚都，给了楚国一次最沉重的打击，后来虽在秦国的扶植下复国，但已失去了往日的强盛之势。
战国之世楚国在总体上一直在走着下坡路。楚悼王熊疑起用吴起改革内政，希望复兴国家，一年后两人相继死去，改革夭折。熊疑嗣传于怀王熊槐，虽兼有了越国之地（越已早先兼并了吴国），疆域扩大到今江苏、浙江一带，但楚国政治昏暗，奸臣当道，外交、军事上遭到了重大的挫折，它屡为秦国所败，西北大片土地沦丧，熊槐本人还被秦国所诱拘，囚死异邦，楚国经历了走向衰弱的转折。熊槐之子熊横为君时，秦国于前278年攻拔了楚都，逼其迁都于陈（今河南淮阳），又相继夺取其西南大片领土，这是楚国长期积弱不振的必然结果，它的衰败至此已不可逆转。考烈王熊完继熊横为君后，重用春申君黄歇，黄歇没有治国治军的才能，后期又与李园相互勾结与争利，促使楚国走向败亡，前241年，楚国在秦的军事压力下被迫迁都寿春（今安徽寿县西南），僻居一隅苟延残喘。熊完三传至负刍，前223年楚国为秦所灭。
吴起变法夭折，使楚在战国初失去了一次复兴国势、与强国争长的机会；熊槐时的政治昏暗和他本人政治行为的连续失误，造成了楚国的衰弱难振；黄歇与李园缺乏治国的谋略和为国的忠诚，加深了楚国政治的昏暗，准备了被强秦所灭的内部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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