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公恐群臣相妒，故封识赠我。”命家人搬进内屋，启匣视之，原来却是群臣奏本，奏本内尽说乐羊反叛之事。乐羊大惊道：“原来朝中如此造谤，若非吾君相信之深，不为所惑，怎得成功？”第二天立即入朝谢恩，魏斯提到要为他加赏，乐羊再三谢辞，魏斯遂对他说：“非寡人不能任卿，非卿亦不能副寡人之任也。然将军劳矣，盍就封安食乎？”（以上引文均自第八十五回）遂以灵寿（今河北平山东北）封于乐羊，称为灵寿君，他的兵权也就随之罢掉。
通过魏斯的这一步骤，他用人上的权术已被充分地显露了出来。他所以要让乐羊看到群臣的谤言，其中有着极为隐深的动机：首先，他要杀杀乐羊成功后的自傲之气，要他明白，攻战的成功既有自己本人的功劳，也离不了其他因素的配合，他次日对乐羊的谈话中提到成功的两种因素，强调乐羊，以便使他能感到适当的满足；强调自己，能够使乐羊适当降低自我估价，且使他能感到君主的恩德。魏斯让乐羊看信的动机尚不局限于上述方面，主要的还在于他想要顺当地收回乐羊的兵权。乐羊知道了群臣的谤言后，自然有一种成功后的侥幸，他也会看到在朝中干事的艰难，因而难免出现急流勇退的思想，加上他对魏斯先前信任的感激，必然乐于交出兵权，安于魏斯的安排。
罢免乐羊兵权是魏斯的既定动机，但在很大程度上魏斯并没有首先直接出面，他让乐羊看了朝臣的全部诽谤书，实际上是以群臣来压迫乐羊，逼乐羊就范，而魏斯本人则表面上处于超脱地位。在乐羊看来，魏斯开始不信谤是对自己的信任，现在向他送来全部谤书，更是一种超常的信任，他对实际上的罢权人魏斯反倒会由衷地感激。罢了你的权反要让你感激，这正是魏斯用人权术的机妙处。
在魏斯的一系列措施中，有两个问题应该引起注意：第一，他对乐羊的罢权动机至少是在群臣上书时就萌发的，考虑到当时的情况，他秘而未宣，严加封存，乐羊回兵后，送匣是他实施这一动机的重要步骤。向乐羊公开群臣的谤书，等于暴露了群臣对乐羊的陷害，即使让乐羊在朝继续任职，那他心理上感到对立面的众多，无法放手，再也不好干事了，对此魏斯不会没有想到，他只是认为，罢免乐羊是迟早的事情，乐羊是否在朝工作方便，已是无所谓的事情。第二，魏斯在向乐羊送匣时封固甚严，也可能有担心群臣知道，产生被出卖的感觉，但最主要的是要提高乐羊开匣前后的心理反差度，加强谤言对他的震撼力。乐羊开匣前对内中之物有极高的估价，这种价值期待强化了后来的内心震恐，于是他心甘情愿地辞赏，毫无怨言地交权，十分满足地受封，一切都顺乎魏斯的安排。
魏斯是战国初期很有作为的政治家，他尤以善驭人才而闻名。他尊士尚贤，开创了战国时期的养士之风；他重用法家李悝，推行新的经济政策和法制政治，为各国的变法运动开了先河，吴起后来自魏奔楚，商鞅自魏去秦，他们的变法与魏国的新制均有一定的渊源关系。魏斯在用人上的一套策略和方法，对法家权术理论的形成和后代用人方法的历史借鉴均有重要的作用。魏斯亲手开创了一个强大的魏国，对战国政治格局的演变发生了直接的影响，也为后世提供了成功的政治经验。
魏国政治人物乐羊：功高震主的政治悲剧（1）
乐羊，战国初魏国人，曾游学于鲁卫，七年后学成而归，他对自己估价很高，不屑小仕，待价而沽。魏斯准备越过赵国攻伐中山（今河北正定东北），乐羊受翟璜推荐，被任为元帅，经过三年较量，前406年乐羊攻灭中山，回国后被魏斯罢掉兵权，封于灵寿，称为灵寿君。
乐羊是战国初期有名的军事将领，他越国攻地，凭自己高超的战略战术为魏国立下大功，成就了功名，但他为功名而作出的牺牲不能为上司理解和接受，其性格特点中本身包含着悲剧的因素。
三缓攻期的军事战略
乐羊以西门豹为先锋，率兵五万攻伐中山，与中山大将鼓须相遇于楸山，两军相持，乐羊对西门豹说：“吾视楸山多楸树，诚得一胆勇之士，潜师而往，纵火焚林，彼兵必乱，乱而乘之，无不胜矣。”遂派西门豹率精壮之士，带上引火药物，潜至楸山敌营放火烧林，中山兵正对月畅饮，乐而忘怀，见营中火起，带醉而逃。鼓须率一股人马往山后奔走，却被乐羊亲自引兵截住袭杀，中山兵全线而溃，乐羊遂长驱直入，包围了中山。
乐羊离国远征，根据自己一方不宜久战相持的特点，创造战机迅速决战。在战术上他采用火攻手段，潜师焚林，使敌人不攻自乱，从而以逸待劳，他安排大军乘乱攻杀，积极扩大战果，置敌人于必败之势。
乐羊的长子乐舒当时在中山为仕，乐羊包围了中山后，中山君姬窟强逼乐舒登城向父求情，乐羊面责乐舒，让他劝君投降，乐舒提出让魏兵暂缓其攻，以便中山君臣从容计议，乐羊回答说：“吾且休兵一月，以全父子之情，汝君臣可早早定议，勿误大事。”遂下令停止进攻。一月之后，姬窟又叫乐舒登城求情，乐羊又下令停攻一月，如此三次。他的部将很不理解，前去相问，乐羊告诉他们说：“中山君不恤百姓，吾姑伐之。若攻之太急，伤民益甚。吾之三从其请，不独为父子之情，亦所以收民心也。”
看来，乐羊三缓攻期，主要的是一种策略手段。从战略全局讲来，与中山的军事决战已经结束，其大片土地已在掌握，中山君困守孤城，士气殆尽，败亡已成定局，然而，中山属白狄别族，又远离魏国，收复后的保持将是所要面临的困难问题，姬窟为君时因残暴无情，惹得国中怨怒，魏国收复时只有向百姓示以仁政，才是上等的策略。乐羊三缓攻期，正是这一策略的实施，他以儿子求情为缓攻的借口，正是要在残酷的军事斗争中渗入人情味，使百姓加深对魏国仁政的信任。如果他在儿子的求情下仍然攻城如初，那就等于表示了魏军的无情，会加深中山百姓的恐惧，既不利于目下的攻城，也不利于收复后的保持。
乐羊的缓攻绝不是不攻。他三缓攻期，姬窟以为乐羊爱子心切，料他不会急攻，因而未做过多的防守准备，乐羊则由此争取了城中百姓的同情与理解。姬窟最后拒不投降，也激起了魏国兵士的极大愤懑，乐羊下令攻城，虽然城墙坚厚，积粮颇多，但无济于事，乐羊战略策略上的成功已使攻灭中山之势无法逆转。
食子殉军功
乐羊完成学业后高自期许，待价而沽，翟璜推荐他为伐中山之元帅，有人以其子仕于中山为疑，翟璜坚持说：“乐羊，功名之士也，子在中山，曾为其君招乐羊，羊以中山君无道不往。主公若寄以斧钺之任，何患不能成功乎？”魏斯见到乐羊，也当面表示了他的某种顾虑，乐羊当即回答：“丈夫建功立业，各为其主，岂以私情废公事哉？臣若不能破灭中山，甘当军令！”无论是翟璜的估计还是乐羊本人的表白，都反映了他强烈的功名进取心，他以建功立业为一生的根本，这种明确的价值观就决定了他在一切具体问题面前的必然选择。
乐羊看重功名，从而轻视骨肉之情。围困中山时，他的儿子乐舒出面求情，出于战略策略上的考虑，他曾三缓攻期，中山君姬窟拒不投降，乐羊最后下令急攻，姬窟听从部下公孙焦之言，将乐舒绑缚于高竿上，向乐羊声称，若不退师，当杀其子，并让乐舒在高竿上向父亲哀呼救命，乐羊在城下大骂道：“不肖子，汝仕于人国，上不能出奇运策，使其主有战胜之功，下不能见危委命，使君决行成之计，尚敢如含乳小儿，以哀号乞怜乎？”说罢架弓搭箭，欲射乐舒，姬窟只好收回长竿。公孙焦又唆使姬窟杀掉乐舒，献计说：“人情莫亲于父子，今将乐舒烹羹以遗乐羊，羊见羹必然不忍，乘其哀泣之际，无心攻战，主公引一军杀出，大战一场，幸而得胜，再作计较。”姬窟从之，将乐舒之肉烹羹，与其首级一同送于乐羊说：“寡君以小将军不能退师，已杀而烹之，谨献其羹。小将军尚有妻孥，元帅若再攻城，即当尽行诛戮。”乐羊认得是儿子之首，大骂道：“不肖子！事无道昏君，固宜取死。”当即取羹当使者之面食之，吃完后对使者说：“蒙汝君馈羹，破城日面谢。”姬窟听了使者回报，束手无策，遂入宫自缢，乐羊终于攻灭了中山。
乐羊看重功名，因而有强烈的事业进取心，他以建功立业、博取名位为一生根本目标，自然在自己价值的天平上就轻视一切，包括自己的骨肉之情。为了根本目标的实现，他舍弃骨肉之情，这是一种必然的行为。乐羊所以要当面食子之肉，一是要向姬窟表示自己对父子之情的淡漠，破除他挟亲人之命而要挟的心理，使他放弃最后的保国希望；二是要向自己的君主和下属们表白自己的心迹，让人们明白先前三缓攻期绝不是为了父子之情，防止他们对自己的一片为国忠心发生误解。乐羊的考虑可谓周到，然而他的行为却在无意中表明了自己残忍无情的性格特点。
魏国政治人物乐羊：功高震主的政治悲剧（2）
进退维谷的尴尬
正当乐羊在远征前线施展他的才能，采用三缓攻期的策略手段时，魏国朝中谤言日起，群臣纷纷上书于魏斯，诬蔑和攻击乐羊。魏斯还专就此事征求过翟璜的意见，他将这些书信封存起来，待乐羊回国后派人送至其家。乐羊本来大有矜功之色，及见到群臣奏本，大惊道：“原来朝中如此造谤！若非吾君相信之深，不为所惑，怎得成功？”次日，他入朝谢恩，辞掉上赏，对魏斯说：“中山之灭，全赖主公力持于内。臣在外稍效犬马，何力之有？”群臣的谤言终于减杀了乐羊的傲气，使他在魏斯的权谋中甘心就范。
乐羊恃才傲物，自视清高，加之在朝时间甚短，从他为帅前后的行为看，并没有与朝臣建立起良好的人际关系，他和朝臣交往不多，相当多的人对他甚至不甚了解，没有应有的思想沟通。而且，他一开始就被任为行军元帅，难免引起许多同僚的嫉妒，使他们心有所怨。乐羊在前线因儿子求情数次缓攻，立即成了朝臣们攻击的口实，魏斯对乐羊是有一定信任的，然而，三人成虎，众人的议论不能不影响魏斯对他的最终信任度。
魏斯将乐羊封于灵寿后，免其军职，翟璜问道：“君既知乐羊之能，奈何不使将兵备边，而纵其安闲乎？”魏斯笑而不答，朝臣李克最后揭了这一谜底，他对翟璜说：“乐羊不爱其子，况他人哉？此管仲所以疑易牙也。”（本部分引文均自第八十五回）
春秋时代，齐桓公有一次开玩笑说自己尚未尝过人肉之味，侍臣易牙遂杀掉自己三岁的儿子以进其肉，桓公总以为易牙深爱自己，管仲反对说：“人情莫爱于子，其子且忍之，何有于君？”（第二十九回）他怀疑易牙有更大的政治野心，桓公临终前易牙作乱于朝，果然证明了管仲的分析。魏斯将乐羊的食羹行为与易牙的杀子行为相比拟，他认为乐羊重功名而轻骨肉，必然会为功名而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