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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斯将乐羊和易牙相类比，实质上是不恰当的，他们两人的行为其实有着根本的不同：易牙在行为上是直接杀人者，乐羊根本没有参与对乐舒的杀害；易牙的杀害对象是无辜的儿童，而乐舒政治上属敌方人物；易牙的杀子目的是适君之口，作为自己取媚进身之道，乐羊的食羹行为是出于军事斗争的考虑，服务于他为国尽忠的总目标。乐羊见子被杀，并非完全没有痛子之心，而是相比之下，他将这次军事行动的意义看得特别重大些。他的食羹行为，在很大程度上是想洗刷自己，消除朝廷对三缓其攻可能发生的误会，不想却使自身形成了残酷无情的外界形象。乐羊的特殊情况使他在出兵之时就隐含了两难的结局：或者以丧失军功换取厚仁重情的声誉；或者轻薄骨肉来成就军功。不同的人对此自然会有不同的选择，但无论怎样选择，结局总不会十分美妙。乐羊作为一个事业心极强的人，他看重功名，选择了后者，从而蹈入功名之士的必蹈之辙：重功名，受人掌握，可叹！重功名，不顾人情，可恶！重功名，受人猜忌，可怜！乐羊的命运反映了功名之士的政治悲剧，也反映了历史上用人观念的严重不足及其制度的重大缺陷。在这种观念和制度下，道家的豁达大度、适时超脱的精神反显其特定的优越和合理。唐人陈子昂写了《感遇三十八首》之诗，曾把乐羊的骨肉相薄与中山相放归麑鹿的两事作比较；认为君主对心底残忍的人终归是不敢放心使用的。以此针砭武则天执政时朝中残亲奸伪的政治风气。诗曰：
乐羊为魏将，食子殉军功。
骨肉且相薄，他人安得忠？
吾闻中山相，乃属放麑翁。
孤兽犹不忍，况以奉君终。
乐羊是一个文武全才的人物，他游学七年，韬略满腹，然而，他一生仅仅在伐中山时被使用了三年，其使用率是极低的。所谓择长而用，实质上是要在特定岗位上发挥人才的个性。才能太高，即是个性太强，社会种种关系构成的网络系统一般不允许太强的个性在一个点上长久发挥，因为这样有可能造成网络系统的不谐调，有可能打破人事制约关系上的平衡。历史上用人制度及其观念的不完美既然根源于此，“宁困你而不用你”的现象自然会屡见不鲜。而弱化人际间相互制约的网络，创建一个开放的社会运动系统，就成了提高人才使用率的根本措施。
乐羊献力于魏国的强大，以军功闻名于战国之初，他轻薄骨肉以成就功名，最终被人猜忌，他的悲喜剧命运包含了许多发人深省的问题。
魏国政治人物吴起（上）：视德行如粪土（1）
吴起像吴起（？—前381）卫国左氏（今山东曹县北）人。少年时行为放刁，与母不和，辞家出游于鲁，受业于孔门高弟曾参，因他的行为有悖儒家礼仪，曾参与其断绝了关系，吴起遂转而学习兵法，三年学成，求仕于鲁，被任为大夫。适逢齐国大举进攻鲁国，吴起请求鲁公，被拜为大将，用计击败齐军，声名大振。不久，鲁国相信了齐国散布的反间之言，欲对吴起削职究罪，吴起逃奔魏国，投于翟璜之家。由于秦与魏在西河一带争夺频繁，翟璜遂将吴起推荐为西河守，吴起到任后攻取多城，占领西河全境，迫使秦国退守洛水。魏斯死后，他与田文论功争相，遭到诬陷，被新君所疑，遂逃奔楚国，初为宛（今河南南阳）守，后受楚悼王赏识，被任为令尹（楚国执掌军政大权的最高官职），在楚国实行变法。不久，楚悼王死去，吴起被朝中政敌联合射死于悼王尸前。
吴起的政治活动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其一是在鲁为将，军事反攻非常成功；其二是为魏国西河守，收复和巩固了西河之地，促进了魏国的强大；其三是在楚国主持变法。应该说，吴起最主要的政治业绩是在楚国的变法，这一问题将在后面围绕楚国人物的政治活动而论及。这里将吴起前两个阶段的活动作一分析，即能清楚地看到这一复杂的政治人物所具有的个性特色。
杀妻求将
吴起游学于鲁时，曾娶齐国大夫田居的女儿为妻。齐国大举进攻鲁国，有人推荐吴起为将以御敌，鲁君顾虑说：“吾固知起有将才，然其所娶乃田宗之女，夫至爱莫如夫妻，能保无观望之意乎？吾是以踌躇而不决也。”吴起打听到了鲁君的顾虑后对人讲：“欲释主公之疑，此特易耳。”他回家后对妻子讲：“夫位为卿相，食禄万钟，功垂于竹帛，名留于千古，岂非妇之所望于夫者乎？”妻子表示同意后，他提出有求于妻，解释说：“今齐师伐鲁，鲁君欲用我为将，以我娶于齐国田宗，疑而不用。诚得子之头，以谒见鲁君，则鲁君之疑释，而吾之功名可就矣。”不等妻子答话，吴起拔剑一挥，砍下妻子之头，送往鲁君说：“臣报国有志，而君以妻故见疑，臣今斩妻之头，以明臣之为鲁不为齐也。”鲁君经过反复权衡考虑，任吴起为大将，出兵抗齐。
吴起采取残忍的手段杀妻求将，表现了极强的贪权欲。还在少年时，他的母亲责备了他，他咬臂出血，向母亲发誓道：“起今辞母，游学他方，不为卿相，拥节旄，乘高车，不入卫城，与母相见！”他的权欲名利之心有着极深的思想根基，因而贯穿于他的整个生涯。他在魏守西河时，闻新君初立，立即起身回朝，自以为功大，满望拜相，及听说田文已被任为相国，遂忿然不悦，找到田文当面问道：“将三军之众，使士卒闻鼓而忘死，为国立功，子孰与起？”“治百官，亲万民，使府库充实，子孰与起？”……“守西河而秦兵不敢东犯，韩赵宾服，子孰与起？”田文均回答说，自己赶不上吴起，吴起问道：“此三者，子皆出我之下，而位加吾上，何也？”经过田文一再的说服，他最后仍表示说：“然此位终当属我。”吴起从不掩饰自己的权力欲望，为了满足这一欲望，他能够亲手杀掉自己相处多年的妻子，这种为了功名权力而不择手段的行为，表明了他品格之低劣，极大地降低了他在社会上的名声。
吴起还是一个好色之徒，他初任鲁国大夫时，俸禄开始稍有宽裕，便买下婢妾，以供自己娱乐。他的这一特点被齐国加以利用，齐国在与吴起交战中失败，齐将田和被迫乞和，他购求到两个美女，派人将美女与许多黄金带到鲁国，送与吴起，吴起见而受之，并不推辞。齐使出了鲁城，故意将其事泄漏于人，于是沸沸扬扬，到处传说吴起受贿通齐之事。鲁君闻说后，结合他先前杀妻求将的残忍行为作了一番应有的推测揣度，断定吴起居心难测，因而对其作出了削职究罪的决定。
吴起的人生目标是在政治领域建功立业，获取高官厚禄，但他的行为和手段与社会的道德观念严重抵牾，他在鲁受贿，在魏论功争权，这些行为直接触犯各集团用人的政治标准，他两次弃官而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个人在政治领域中的必然结局。
儒家学说在春秋末期的产生有着相当深厚的社会基础，自孔丘系统阐发后，在战国之世已具广泛的市场，是当时的所谓“显学”，它要求人们崇尚礼教，其社会影响是较大的，但吴起的行为恰好与礼教的要求格格不入。他辞母游学，拜曾参为师，学习非常刻苦，曾参有次问他为何不回家看望老母，吴起照实回答说：“起曾有誓词在前：‘不为卿相，不入卫城。’”曾参见他不守孝道，已心恶其为人。后来母亲死去，他闻讯后哭号一阵，旋即收泪照常读书，曾参发怒道：“吴起不奔母丧，忘本之人！”遂与之断绝师徒关系，不许相见。吴起虽然刻苦好学，但他的行为严重违背了儒家所倡导的做人的行为准则，不合于礼教，非但不能成为真正的儒士，反倒有损儒门声誉，这是曾参逐徒的根本原因。
吴起杀妻求将，贪财好色，这些行为均悖于礼教，吴起就是这样一个行为无拘、我行我素的人物，他不为礼教约束，不怕社会舆论，敢冒天下之不韪。然而，吴起并不是有意反对礼教，或要向礼教挑战，而是他不拘规范，不守礼教，他要不拘手段地追求个人的人生目标及生活享受，而无视这一过程的道德审判。他的行为既然不能为礼教所容，不能为社会的道德规范所容，他本人因而也就不能为社会完全相容。
魏国政治人物吴起（上）：视德行如粪土（2）
独特的治军观
吴起在鲁国受命为将后，完全采取了一种新的治军方法，他在军中与士卒同衣食，卧不设席、行不骑乘，与普通士兵同甘苦。行军中见有的士兵负荷过重，便主动帮助分担，碰到有病疽的士兵，他亲自为其调药，甚至以口吮其脓血。与齐军对垒后，齐将田和暗中派人观察吴起的所为，但见吴起正与军中最下等的士兵席地而坐，分餐同食，田和听到如此回报，笑着说：“将尊则士畏，士畏则战力。起举动如此，安能用众？”遂对吴起产生轻视之意。
其实，吴起的治军方法在当时反映出了一种与众不同的治军观，这种治军观独特出众，以至于不能被田和所理解。吴起治军观的要害是恩化士卒，以便能掌握其心，他一反常规治军中“威加士卒、以用其力”的传统方法，把很大的精力投入施恩行为，以人心的征服为治军的主要方面。在后来的军事战场上，士卒深感吴起之恩，个个摩拳擦掌，愿为死战，实际效果也证实了这种治军方法的优越性。应该说，在当时等级观念尚严重存在着的东周社会，吴起的治军观首创了一条治军的新思路，开辟了将帅用兵的新方法，随着等级观念的逐步淡化，这一治军方法的优越性愈益显示出来，终于被更多的军事将帅所接受。
吴起治军观的形成与他的贫贱出身有关，同时得益于他不拘常规的思维方式，它的优越性及其军事意义是显而易见的，然而单纯用这一方式，或者将其强调过头，难免发生士不畏将、军纪难申之弊，如果在施恩的治军方法中能佐之以示威，划清范围，恩威兼济，则不失为治理军队的更上之策。
吴起在鲁求将时表示说：“齐寇已深，今日不是某夸口自荐，若用某为将，必使齐兵只轮不返。”他对自己的军事才能有极高的自信。吴起率军到达前线，两军相持，齐将田和派下属张丑以讲和为名，特至鲁军窥探消息，吴起将精锐之士藏于后军，以老弱士卒相示，待客之礼甚为恭谨，张丑问起他杀妻求将之事，他惊恐回答说：“某虽不肖，曾受学于圣门，安敢为此不情之事？吾妻自因病亡，与军旅之命适会其时，君之所闻，殆非其实。”张丑提出两军结盟通好之事，吴起喜形回答说：“某书生，岂敢与田氏战乎？若获结成，此乃某之至愿也。”他将张丑留于军中，欢饮三日，从未谈及兵事，临别时又再三致意，以求和好。张丑离去后，吴起暗调兵将，分三路尾随张丑之后。田和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