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基斯坦青年Wasim驾驶载有爆炸物的渔船，向Connex公司的天然气运载基地发动了自杀式袭击。Wasim是一名失业的石油工人，原本在Connex公司位于波斯湾的工厂工作，是国际能源市场资本运作的牺牲品。Wasim失业后，他通过Connex公司申请的签证也即将作废。由于不会讲阿拉伯语，Wasim找不到新的工作，而他在移民局门前排队时又仅仅因为说话即遭到殴打。生活无着的Wasim进入了一所伊斯兰激进组织所属的学校，在那里，Wasim不仅没有被看作处于社会边缘的外籍劳工，反而得到了兄弟般的关爱。对于Wasim这样的底层打工者而言，他们的希望似乎在于以极端的，却又似乎是符合他们的伊斯兰信仰的，同时也是纯洁而虔诚的方式去毁灭这个现存的社会，并让自己的灵魂进入天堂。然而，另一方面，Wasim的愿望其实很简单，只是“有一份工作”，“让母亲过上好一些的生活”，“得到基本的尊重和关怀”等等，然而，或许正是由于这些原本再寻常不过的愿望无从实现，给恐怖主义组织提供了乘虚而入的机会。
相对于体制的邪恶，无论是Bob个人的善良还是Bryan的理想主义都是于事无补的。而另一方面，当Connex公司自以为可以高枕无忧地在中东地区攫取利益时，却遭到来自像Wasim这样把恐怖主义视为唯一希望的底层伊斯兰教徒发起的圣战。无论是失业还是社会的冷漠，在将一名普通打工者变成自杀式袭击者的过程中，“仇恨”往往是不可缺少的因素。“物美价廉”的石油虽然保证了美国国内的昌盛繁荣，却也损害了石油出产国的利益，而说到底，真正承受着这种损害的是那些处于社会底层的民众。影片旨在告诉观众，正是由于觉得自己是美国等国家的繁荣的牺牲品，某些底层伊斯兰教徒才对现存的社会秩序产生怨恨，并且选择以极端的、恐怖主义的方式对其做出回击。
应该说，《辛瑞那》是一部体现了当今西方人良知的作品，和赤裸裸地鼓吹对阿拉伯世界进行政治干预和经济支配的右翼分子不可同日而语。然而，隐藏在这份良知背后的，却依然是对阿拉伯世界一成不变的东方主义凝视，这一点却和右翼分子别无二致。这正符合萨义德在《文化和帝国主义》一书中对康拉德小说《诺斯托罗莫》的评论：这无疑是一部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予以道德批判的小说，但它同样反映出对非西方文明的居高临下的文化优越感，而这种文化优越感恰恰是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合法性基础。
影片强烈地暗示观众，阿拉伯世界本身的文明是愚昧落后的，从这种文明中大概只能孕育出两种人，要么像最终登上王位的二王子那样声色犬马、腐败无能，要么像Wasim那样投身到毫无建设性的“圣战”中。唯一的希望来自受过西方教育的Nasir王子，如果阿拉伯世界多几个像他这样的王子，美国政府也许就不必向中东地区“输出民主”了。至于指使美国士兵行刺Nasir王子的Connex公司，只是没有政治觉悟的垄断财团，并不代表美国政府。毕竟中央情报局的前特工Bob在了解事实真相后也坚决站到了Nasir王子一边。影片中还有一个美国司法局的调查员Bennett，调查Connex公司吞并另外一家美国石油公司Killen的案件，以防止在合并过程中采用不正当手段，损害交易公正。可见影片制作方对美国政府是何等有信心。
全盘西化果真能引领阿拉伯世界走上一条康庄大道吗只消看看土耳其的例子就不难明白了。土耳其共和国是世界上最西化的伊斯兰国家，一直以欧洲国家自居，而且早就是北约成员国和欧洲共同体的联系国。但它加入欧盟的愿望四十四年来却一再受挫。新当选的法国总统萨尔科齐更是明确表态反对土耳其加入欧盟。欧盟国家为此举出了许多冠冕堂皇的理由，比如指责土耳其政府不够民主、违反人权等等，但明眼人都知道欧盟国家拒绝土耳其的根本原因在于经济和战略层面的考虑。从经济上讲，土耳其一旦入盟，有助于其廉价劳动力抢占欧洲的劳动力市场；就战略而言，欧盟更愿意让土耳其作为自己和战乱频仍的中东地区的缓冲区，让土耳其去承担风险，自己稳稳当当地过太平日子。既然像土耳其这样的“好学生”都无法得到西方世界的身份认同，又有什么理由相信Nasir王子的西化政策会给他的国家带来福音呢
值得一提的是，有位看过此片的国内观众在网上推荐它“是对美国多年来在中东实施的强权政治的一次毫无遮拦的揭露和讽刺”（httpdoubansubiect1439286）。如果所有的观众都觉得本片“毫无遮拦”，那么制片方和投资人秘而不宣的意图就真的完美实现了。事实上，倘若对强势文明的话语逻辑没有必要的警惕之心和批判意识，便很难不被它牵着鼻子走。
陶希圣和《食货》
梁 捷
当代学者谈论经济史，总会提到郭沫若的名字。郭沫若在1930年写成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被认为是用马克思主义分析中国古代社会的开山之作。可那是现代人的看法。当时另有一个学者名气比他大得多，开始这方面工作也更早，他就是陶希圣。
郭湛波的《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写于1935年，他认为，“中国近日用新的科学方法——唯物史观，来研究中国社会史，成绩最著，影响最大，就算陶希圣先生了”。又过了十余年，顾颉刚在抗战之后写出了《当代中国史学》，他认为“研究社会经济史最早的大师，是郭沫若和陶希圣两位先生，事实上也只有他们两位最有成绩……陶希圣先生对于中国社会有极深刻的认识，他的学问很是广博，他应用各种社会科学的政治学经济学的知识，来研究中国社会，所以成就最大……虽然他的研究还是草创的，但已替中国社会经济史的研究打下了相当的基础。”
1948年12月25日，新华社发布了43名国民党战犯的名单，陶希圣名列第41位。蒋介石战败以后，陶希圣随之去了台湾，任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1968年，陶希圣以《中央日报》董事长身份退休，1988年在台北逝世。
近几十年来，国内可以见到的陶希圣著作只有薄薄一册《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这是他30岁时出版的作品。他的四卷本煌煌七十余万字的《中国政治思想史》都没有重版过。这种待遇与他三十、四十年代在学界产生过的巨大影响实在是不大相称的。
陶希圣生于1899年，名汇曾，字希圣，湖北黄冈人。父亲陶炯照，前清秀才。1903年的时候，清政府第一次举行“经济”特科考试，梁士诒第一，杨度第二，陶炯照亦榜上有名。可是慈禧厌恶梁士诒的名字“梁头康尾”（康有为又名祖诒），将他除名。受梁的株连，陶炯照及这一榜上的其他考生的功名全部作废。
陶炯照去河南谋职，陶希圣亦跟随父亲去了河南，先是进旅汴中学，成为清末第一代的中学生。当时陶希圣的学习科目包括算学、英文、历史、地理等，属于最新式的教育。随后，他又先后就读于河南省立第一中学、武昌外国语专门学校等，成绩一直很优秀。
1915年初春，陶希圣在国会议员汤贯如、北京大学总务长舒先生帮助下，投考北大预科并被录取，同年进入北京大学预科学习，师从沈尹默、沈兼士等先生。陶希圣后来回忆说，进入北大预科以后，逐渐受到章太炎一脉学风的影响，开始老老实实读书。黄侃、朱希祖等章氏弟子不教预科，学生对他们只能远远观望。在预科期间，陶希圣读宋明两代的学案特别有心得，逐渐去掉少年的“骄傲”，开始真正的“苦读”。
1918年，陶希圣转入法科系学习。根据他的回忆，这段时间里他的学习兴趣主要分成两方面，一方面是学习日本人的民商法；另一方面则是从“共学社”（梁启超、张东荪、蒋百里等人组织）这样的地方购买新书籍，开阔眼界。他先后读了克鲁泡特金《互助论》，考茨基《阶级斗争》，拉马克的《生物学》等著作。从专业来看，陶希圣一直对家庭法有兴趣。中国的社会结构如费孝通所概括的那样，是从家庭到宗族到社会，与西方颇有不同。陶希圣通过学习西方社会学的方法和中国历史，逐渐明确了自己的分析框架。日后他陆续出版的著作如《亲属法大纲》《中国社会现象拾零》《婚姻与家族》等，以及翻译的奥本海默《国家论》，都与他思考的起点分不开。
大学四年级的时候，陶希圣买到两本书，他认为它们对他后来的思维产生了巨大影响。一本是英文书，梅因的《古代法》。另一本是国学书，清代胡培晕著的《仪礼正义》。前者让陶希圣明白，西方法律与东方法律在根本逻辑上存在不同。后者则使陶希圣领悟，研习古籍，必定要先了解古代的政治和社会基本制度。而古籍中也保存了大量古代制度的线索，值得我们花大力气发掘整理。
总的来说，陶希圣读书时在政治上不算很活跃。他也参加了五四运动，但卷入不深，也没有加入任何左翼的社团组织。1922年，陶希圣从北大毕业，先是在安徽省立法政学校做教师，随后去了上海，进入商务印书馆。
二十年代初期，商务印书馆人才济济。曾在馆内任职的著名学者就有郑振铎、周予同、李石岑、杨端六、唐钺、竺可桢、周鲠生、顾颉刚等等。陶希圣在商务印书馆里慢慢读书积累，同时开始在《东方杂志》这样的大杂志上发表文章，偶尔也在大学里兼一些课。
五卅惨案发生后，陶希圣被上海学生联合会聘为法律顾问。商务印书馆也开展罢工运动，陶希圣又被聘为商务印书馆三所一处罢工最高委员会顾问，并参加上海学术界十人联署的宣言，对英国巡捕枪杀民众的惨案表示抗议。
二十年代中期以后，陶希圣的影响在逐渐扩大。他在上海法政专科学校兼职讲授“亲属法”，同时在东吴大学讲授政治学。又应商务印书馆之邀，完成了《亲属法大纲》，可是未能出版。出于生活和政治上的考虑，陶希圣在1927年初接受武汉军事政治学校的聘书，辞去商务印书馆的编务之职，赴武汉任教，职位是中校政治教官。到了武汉，他又在武汉大学兼任政治法律教授，讲授“社会科学概论”、“各国革命史”、“无产阶级政党史”以及“帝国主义侵华史”等课程。从这时起，陶希圣结识了汪精卫、周佛海等一批朋友，逐渐卷入政治。
1927年4月，发生了“四一二事变”，紧接着是五月份的北伐。武汉北伐军政府下令，军政学校师生与农民运动讲习所师生合并为中央独立师，与叶挺率领的十一师会合，陶希圣任中央军事学校武汉分校政治教官，军法处处长，兼任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政工人员训练委员会常务委员。北伐很快失利，陶所倾向的国民党改组派在政治上完全处于劣势。陶希圣心灰意冷，躲到武汉福寿庵里读《资治通鉴》。他对国民革命失去信心，遂又回到上海。
接下去的两三年里，陶希圣主要靠卖文来维持生活。有时也在复旦大学、暨南大学或者中国公学兼些课，但写作占据了他绝大部分时间，与政治保持一段距离。《新生命》月刊与他关系最密切。其妻万冰如在自传《